钢铁雄心二(钢铁雄心2全科技组整理资料01:民国科技组(菜鸟阿伊古原作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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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阿伊古:钢铁雄心2全科技组整理资料(一):民国及军阀篇章43 赞同 · 4 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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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央飞机制造厂 skill3;1930;航空学、飞机测试

厂徽

全称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又称‘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飞机制造厂’。

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 (缩写 CAMCO)

1934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为对日作战做准备,在全国建立5处飞机制造厂,即:

与美国合资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与意大利合作建立的“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与德国在江西萍乡合办的“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海军部“高昌庙飞机制造厂”。

杭厂

1933年12月,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联洲航空公司代表威廉·道格拉斯·鲍利在南京签订了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合同,决定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北面建造一处占地5574平方米的工厂,以从事飞机部件、设备制造和对飞机进行组装、修理等。

当年该厂新学徒的工资是20元,到抗战爆发时达到30元左右,一些有经验的师傅月薪能超过100元,而当时社会上一名普通职员的薪水也只有20元左右。先进的硬件设施加上令人羡慕的薪资水平,吸引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前来工作,中杭厂为我国早期航空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素质高、技术好的航空工程师。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公费留美航空专业后,在中杭厂当了近一年的实习生。当时,担任中杭厂首任监理的王助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是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有“波音之父”之称。王助非常喜欢聪慧好学的钱学森,并多次教导和鼓励他要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还以私人名义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亨萨克教授取得联系,为让钱学森提前赴美学习进行沟通安排,虽然后来因留学证书迟迟未办妥,依然按原计划出行,且两人在相处之中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从1934年8月开工到1937年8月的3年间,中杭厂共生产完成各类战斗机、教练机、轰炸机、攻击机等235架;史料称截止变更厂址至云南瑞丽垒允前,该厂组装、检修美式战斗机111架。

1935年10月,第一架费立特飞机出厂。

中杭厂有5个生产制造车间,分别是焊接车间、机翼车间、机工车间、机身车间和总装车间,一整套的飞机制造流程就在这五大车间里运作。那时候,中杭厂与中央航校仅一墙之隔,工人将厂棚里制造装配好的飞机推到跑道上,然后由航校的教官试飞,试飞成功后就直接交给空军了。

飞机的金属结构机身和机头发动机的安装架焊接成型

据史料收集者、中杭厂员工金超后人金垒允老先生说,组装、修理、生产的主要是木质或金属与木质混合结构的机翼,但飞机的机身、连接部件、水平和垂直尾翼的骨架等主要结构件都需要由铝合金等金属焊接完成,而铝合金材料需要在有保护气体的环境下焊接以防止铝制材料氧化,这在20世纪30年代,属于技术要求很高的工艺。然而在中杭厂成立初期,除美籍职工外,中方职员对飞机制造大多缺乏实践经验,招收的领班和技工对飞机原理及构造均无认识,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于是这项技术工作就由美方派来的焊接专家苏泊尔主持。每有新工人到来,领班苏泊尔就会开班教学,他亲自操作示范,做出各种漂亮的作品,以激励大家钻研焊接技术。

厂区

1000多张老照片揭秘抗战时期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浙江新闻-浙江在线

垒允厂

雷允 来源:百度地图

1937年8月,杭州沦陷。

1937年9月3日,中杭厂西迁至武昌南湖机场,后迁至汉口。

1938年8月,日军进攻武汉,中杭厂再次西迁。10月,员工及家属3000余人抵达昆明,机器设备通过海路,经由香港抵达越南海防后拟转铁路运至昆明。但法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压力关闭了滇越公路,运输机器设备的船只继续向西停驶于缅甸仰光。

1938年12月,中杭厂先遣员工赴垒允开荒设厂,随后人员及机器设备也逐渐运至。

1939年7月,垒允厂正式开工复产,并在附近建设了一个简易飞机场,称为南山飞行场。

1940年10月,中杭厂遭到日军轰炸,总裁威廉与时任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等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要求派出退役、预备役空军和地勤人员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各方努力,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派遣“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以中杭厂签约员工的身份来华参战,并将100架P-40战机(其中1架在运输过程中落到海里,实际组装为99架)提供给中国。中杭厂的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以平均两天组装1架飞机的速度,为飞虎队秘密组装了这批战机。飞虎队驾驶着中杭厂组装的P-40战斗机,仅8个月就击落日机298架,击毁地面敌机150多架。在此期间,中杭厂的技术人员在云南、仰光两地全面负责对飞虎队战机的维修和地勤保障。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缅甸仰光,切断了我国的西南补给大动脉——滇缅公路,向中缅边境长驱直入。1942年4月,日军离垒允仅百公里之遥。27日上午,时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的钱昌祚和新经理曾桐召集全厂员工,宣布撤退事宜。5月1日下午,全厂人员撤退完毕。为防止军用物资、器材等落入日军之手,钱昌祚监理命警卫队开始焚烧、炸毁所有飞机厂的器材、设备和厂房设施,并亲手焚烧了监理官舍。一时间,全厂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当时被焚毁的飞机器材价值美金300多万元,建设费用100多万元。几日后,国民政府航委会作出了解散中杭厂的决定。从此,中杭厂退出历史舞台,在战火中徐徐“降落”。

虽然冠以‘制造厂’的厂名,但无论中杭厂抑或垒允厂均囿于我国自身工业能力限制而无法完成飞机全部制造工作。据史料记载,垒允厂在1940年10月大轰炸前生产飞机百余架,机身自制,发动机由美国进口。大轰炸后垒允厂停产年余后复工,至1942年4月撤厂前共生产飞机200余架,即合计生产飞机400余架。除飞机生产外,垒允厂还承担了飞虎队以及驻缅英军飞机的保养和检修工作。

02、大定航空发动机厂 skill2;1930;航空学、电子学

大定航空发动机厂简称‘航发厂’或‘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城以南14公里处的羊场镇。“航发厂”是1939年为抗击日寇侵略,建立中国强大的空军,全国人民踊跃捐资,由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创建的中国第一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厂。1943年3月20日至22日,蒋介石夫妇赴厂视察时,蒋氏曾当场挥毫题辞:“我们的发动机何时才能完全自制!”。后于1949年迁至台湾。

1939年,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创建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委任赴美留学归国的李柏龄为厂长,并将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寿辰时,在全国搞“献机祝寿”活动募集的现金,约合美金350万元,因国际关系变化,购机未果就作为建厂投资。李受命后,于同年11月21日在云南昆明原中国航空器材公司内成立了筹备处,着手进行筹备工作。12月初,即动身经香港到美国作技术考察和订购机械设备,他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访问中国留学生,为建厂物色国内缺乏的专门人才。当时接受邀请,愿意回国参加建厂工作的就有李跃滋、钱学渠、张汝梅、程嘉厚、胡旭光、沈运乾等人,为回国建厂作了充分的技术性准备。1940年5月1日,李柏龄等人回国,投身于筹备建厂的艰苦工作,按原订计划,拟在同年8月1日在云南昆明开始第一期工程,由于日军空袭,筹备处三次被炸,只好放弃在昆明建厂的计划。经过四个多月选择厂址的考察工作,几经辗转,最后确定把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建在贵州黔西北的大定羊场坝。这里虽高寒偏僻,但溶洞高大、隐蔽,厂建其中,秘密又安全。

1940年11月,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厂址选定羊场坝乌鸦洞,洞长约900米,高约30米,洞内是一个长达50米、宽80米的空旷场地,可作为主要车间场所。航发厂的附属设施诸如:火电站、铸造厂、螺旋桨厂,初拟建在离乌鸦洞2公里的清虚洞内,该洞高约60米,洞顶有天窗,洞内有小河,是附属设施的理想场地。此后,一系列的筹备和厂房修建工作随即开始进行。原成立于云南昆明的筹备处连同大部队人员迁到大定,昆明仍设一个办事处。大定建厂开始,由毛克生负责领导工作,筹备处暂设于县城西街福音堂内,聂恒宾任主任。储运和转运物资器具的库房分别在城东武庙(今粮食仓库)和城南灵官殿两处。筹备处在贵阳设立办事处,从美国购置的设备、器具和各类物资,经重庆、昆明、柳州等地陆续运到大定,从全国航空系统内挑选的官佐、高、中级技术人员及士兵,也陆续从各地来到大定,参加建厂工作。1941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对内的厂名全称是:“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发动机制造厂”(代号123信箱)。该厂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航空委员会第四署领导。因是高度保密的国防工厂,对外公开的名称又叫“云发贸易公司”。

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12月,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一片荒凉的羊场坝,盖起了办公楼、车间、宿舍,航发厂的整个基建工程得以竣工,生活区、生产区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生产发动机的主要厂房建在乌鸦洞内,为三层木质结构建筑,底层为器材库,二层为机工课(包括机械加工、工具制造、热处理、电镀等车间),并设有五金库,第三层为装配课、成品库、工具库等,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

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设计规模,是由厂长李柏龄与美国莱特航空发动机厂签订购买专利的合同而确定的,建厂竣工投产后,应达到年产塞克隆G105型1050匹马力航空发动机300台的生产能力,并从美国购进各种设备,如旋风式G150型1050马力航空发动的毛坯、汽车、机床等,安装配套后,即投入试制生产。

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12月,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一片荒凉的羊场坝,盖起了办公楼、车间、宿舍,航发厂的整个基建工程得以竣工,生活区、生产区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生产发动机的主要厂房建在乌鸦洞内,为三层木质结构建筑,底层为器材库,二层为机工课(包括机械加工、工具制造、热处理、电镀等车间),并设有五金库,第三层为装配课、成品库、工具库等,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

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设计规模,是由厂长李柏龄与美国莱特航空发动机厂签订购买专利的合同而确定的,建厂竣工投产后,应达到年产塞克隆G105型1050匹马力航空发动机300台的生产能力,并从美国购进各种设备,如旋风式G150型1050马力航空发动的毛坯、汽车、机床等,安装配套后,即投入试制生产。

1942年3月20—22日,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厂夫妇偕蒋经国一行人员到大定羊场坝航发厂视察。听了情况汇报,看了厂里的全部生产线后,深为试制航空发动机的进度缓慢而忧虑,于是书写了“我们的发动机何时能自制”的题词,并向全厂官佐、技术人员和职工发表了讲话。第二天到大定县城视察后返回航发厂,下榻于航发厂厂长室(今羊场镇政府招待所),第三天离开大定返回贵阳。1945年上半年,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接着转入批量生产,到1946年底,厂里完成整体装配的发动机32台,其中编号为34639和34640的两台发动机,经安装在C47 — A273号运输机上作动力源,接受自昆明直飞南京的试运转,技术性能良好,发动机巨大动力,使飞机腾空而起,冲向蓝天,几小时后,在南京安全降落,其飞机发动机现存美国军事博物馆内。同年,大定羊场坝航发厂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航空发动机生产型号,向美国莱克敏厂购买生产185马力莱可敏发动机的生产专利,次年又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购买NeneI型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专利。大定厂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定航发厂,先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

1941年,成立“发动机制造厂”,隶属航空委员会第四署。

1946年,改称“第一发动机制造厂”改隶航空工业局。

1948年,改称“空军发动机制造厂”,隶属空军总司令部。

1948年2月,顾光复担任航发厂第三任厂长,策划指挥停产拆迁,准备把该厂转移到台湾。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大定羊场坝航发厂迁往台湾,拨黄金10万两作搬迁费,5月19日开始拆移疏运。首先被运往台湾的是包括未经翻译整理的从英国购买的NeneI型喷气式发动机图纸、重要的机器和仪器,其次再续运其它设备。为了加快疏运进程,国民党中央还特派了中统特务刘汉东(贵州兴义人)到厂督迁。6月底,第一批人员离厂飞往台湾,7月,重要设备、器材经贵阳、柳州、海口等转运站分批运往台湾,到了9月份,主要设备、人员大部运走。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势如破竹,湘黔边境已经解放,该厂未完成的疏运工作才被迫停止。

1949年11月1日,改称“空军金工发动机制造厂”。

1949年12月1日,恢复原番号“空军发动机制造厂”。

1952年4月1日,发制厂改隶空军供应司令部。

1954年11月1日,发制厂并编于“空军第三供应处”,番号撤销。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 - 美篇​www.meipian.cn/1zfcvltx

03、汉阳兵工厂 skill5;1930;机械学、火炮技术、训练

汉阳兵工厂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到湖北后主持创办的军工制造企业,原名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动工,1894年建成。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拟于广州设立枪炮厂,在德国订购机器设备。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决定将机器设备移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正式开始建厂,与湖北铁政局合为一体,由蔡锡勇任总办。次年厂房落成,机器到齐,至1895年开始制造。1895年5月枪炮厂与铁政局分立,独立建制,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仍由蔡锡勇任总办。1906年改称汉阳兵工厂。后几经扩充,计有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炮架厂和火药厂等分厂,雇用工人约1200人。经费主要来源于湖北盐税、厘金,以及江汉关和宜昌关之关税。开办经费约296万两白银,常年经费初期约40万两,后渐至80余万两。工厂生产原料,一部分购自汉阳钢铁厂和国内各地,一部分购自国外。生产仿德国1888年式7.9毫米口径步枪、仿制德国格鲁森式37、53、57毫米口径山炮及所配用之枪、炮弹。20世纪初年可日产步枪30支,无烟火药600磅;月产大炮8门、枪弹80万发、炮弹7万发。产品以步枪闻名,所仿德国步枪又称“汉阳式步枪”,至1928年停止生产,共产68万余支。虽然汉阳兵工厂创建时间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军工企业,但由于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等成套设备,所生产的汉阳式79步枪(汉阳造)、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因此,成为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

辛亥革命时,北洋军攻陷汉阳,工厂遭破坏。1912年后逐步恢复生产。1915年隶属北洋政府督办兵工厂事务处,1917年改隶陆军部,1929年归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管辖。其间陆续添置设备,增加了机关枪厂等新厂。1930年时有员工4000余人。这一时期,先后于1913年仿制成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口径山炮,1921年仿制成“三十节”式7.9毫米口径重机枪、“自来得”手枪,1924年仿制成75毫米口径迫击炮,1925年仿制成德国柏格门式9毫米冲锋枪。此外,还能生产航空炸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可月产步枪4700支、重机枪35挺、迫击炮107门、大炮2门、手榴弹3.95万枚、步枪弹600万发、机枪弹2万发。1938年6月,奉命迁往湖南辰溪,同年11月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1939年9月再度内迁重庆。由于途中机器设备损失较多,至重庆后与由河南内迁的巩县兵工厂合并,仍称“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于1941年始恢复生产。日军在鄂期间对其汉阳兵工厂厂址也未能恢复利用,在汉只临时设立了一些随军修械厂、所和军用仓库。1945年日军投降后,共接收这类军械所和军用仓库100多处。

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第十一兵工厂奉令迁武汉,由工务处长宋建寅任接收武汉日伪军用财产处长,兼任第十一厂厂长,在原日军岛贯(光)部队修械所和原汉阳兵工厂厂址建厂。一面迁建,一面修理军械,生产手榴弹、枪榴弹、掷弹筒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原汉阳火药厂址上建设新火药厂——第二十六厂。该厂由制造氨水、硝酸的设备和从东北迁来的TNT火药厂及从日本赔偿物资中之氯气、烧碱等设备组成,利用前汉阳火药厂旧址和加新征1000亩土地建厂。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七月提出征地计划书,设立汉阳新火药厂工程处。因征用土地和危及市区安全问题,与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后因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工厂还未全面开工建设即将4000余吨设备等物资匆忙迁至台湾高雄。

民国三十七年(1948)第十一兵工厂奉令南迁湖南株洲建立新厂,生产小口径枪弹。四月,第三十兵工厂(该厂由巩县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各一部合并而成的)厂长赵达(原汉阳兵工厂炮厂主任)率员由重庆来武汉接受第十一厂,将第十一厂改为第三十厂,厂部设在武昌阅马场原清朝造币局,下设六个制造所,主要生产手榴弹、枪榴弹、信号枪、掷弹筒。同年,兵工署命令第三十兵工厂在武汉金口镇建设新厂,拟将第三十厂迁到此地,已建成两个车间。

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末,武汉临近解放,武汉行辕白崇禧强令第三十厂南撤柳州,并由该厂在原汉阳兵工厂旧址建的第六制造所所长芦望风组织武汉留守处,继续生产手榴弹等。

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16日,武汉解放,由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军械部接收,定名为四野后勤部军械部修械厂。

汉阳造

抗日战争中,诞生于清末的“汉阳造”步枪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大量使用“汉阳造”,而且该枪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944年。

19世纪90年代起,在洋顾问的建议下,张之洞引进了德国步枪试验委员会设计的1888式7.92毫米步枪的图纸,该枪采用无烟火药和铜镍合金被甲弹头,在当时可谓“领风气之先”,即便日后德军自用的毛瑟M1898式步枪也只是在1888式步枪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汉阳兵工厂从1896年开始正式仿制生产1888式步枪,当时定名为“八八式步枪”,但人们都习惯将其称为“汉阳造”。

初期生产的“汉阳造”,在枪管外加装一个隔热护手的套筒,因此被称为“老套筒”。从1904年起,汉阳兵工厂去除了这个实用价值不大的套筒,并将枪管加粗。之后,“汉阳造”又出现多种改进型,设计更趋合理。1939年,规模不断扩大的汉阳兵工厂将枪厂交给第21兵工厂,制造出来的步枪也改名为“汉式七九步枪”。直到1944年停产,“汉阳造”前后生产了将近半个世纪,总产量约在108万支以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用量最大的枪支型号。

汉阳造是抗战期间唯一能在白刃战中与日军三八式抗衡的步枪,这是因为该枪较长,而且所配的制式刺刀全长51.8厘米(刀身39.5厘米),重约0.566公斤,刺刀式样为单刃偏锋。根据美国武器研究者史宗宾估算,1895年至1944年,汉阳造总共生产了1083480支,其中汉阳厂贡献了876316支,重庆的21厂生产了207164支。

除汉阳造步枪之外,汉阳兵工厂另出产汉88式马枪、德国M88 7.9mm子弹、汉造三十节重机枪及汉造毛瑟7.63驳壳枪。

04、广东兵工厂 skill4;事件出现;机械学、火炮学、化学

(见民国军阀-桂系军阀科技组)

05、中兴煤业 skill3;1930;工业管理学、机械学

应为中兴煤矿公司。

光绪五年(1879年),枣庄的名士坤金铭、李朝相、法玉昆等人上奏,经李鸿章奏准,正式成立了“官督商办”的“中兴矿局”。1880年(清光绪六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戴华藻由民间集股二万余两,开采峄县煤矿。当时为官督商办,初用土法开采,嗣后增加股金,陆续购置机械设备。1895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因事关地方权益通饬禁止开采,遂即停歇。1899年山东盐运使张连芬又借助外资继续开办,加入德股。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会同督办直隶矿务张翼奏派张连芬总办新矿,并奏明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1908年,公司股东会呈报清政府批准,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任总理,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煤矿企业。至宣统二年(1910),南大井及台枣铁路完成,又招足资本 300万两。

民国元年(1912年),《中兴公司章程》正式施行。其中说明:“ 本公司总矿在峄县城北枣庄”,现今的枣庄市因此而得名枣庄。

民国四年年矿井被淹,复在武汉招新股 100万元。当时日产烟煤1200吨。

民国九年北大井建成。

民国十一年改定资本额1000万元。继受军阀内战影响,被迫于1928年8月停工后向沪银行借款500万元。

民国十八年 1月复工,产量逐渐恢复,年获巨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3月矿区沦陷,该矿由日本侵略军管理,

民国二十八年3月,由日三井矿山公司协助经营。

民国三十二年2月,解除军管改为敌伪合办之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清理该矿资产,改为公私合营。经过近50年的开采之后,因煤炭资源枯竭,于1999年6月经国家批准,关井破产,改组为枣庄新中兴公司。

06、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skill6;事件出现;小兵团战术、步兵协同、分散行动、训练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德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德国将军。他在1940年至1944年担任二战中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的首脑。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是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团长,接替汉斯·冯·塞克特的位置。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建立了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年在德国北部鄂尔敦堡城一个皇家贵族家庭出生。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官学校,19岁毕业时,被分到德国第91军团任陆军少尉。1900年,他以德军中尉身份参加八国联军,来到过中国,后入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并担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他在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供职期间在战争中被授予功勋勋章。战争结束后,他继续留在军队服务,1927年开始担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

在1930年他退休后,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1937年纳粹德国正式与日本结盟,而日本当时已在抗日战争中向中国宣战。纳粹德国为了向日本表示善意,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傀儡伪满洲国,并撤回德国对中国支援,这里面包括以将他的家人以叛国罪惩罚强迫法肯豪森辞去顾问职务。经过短暂的与蒋介石的家庭告别晚餐,法肯豪森答应蒋介石,他不会向日本透露任何中国的作战计划。法肯豪森1938年被召回现役,在西部战线担任步兵将军一直到1940年5月他被任命为比利时军事总督。

他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两个反希特勒的同谋者的亲密朋友,而且很快开始憎恶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并开始支持维茨莱本的一个有计划的军事政变。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失败后,冯法肯豪森就从一个集中营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直至1945年被盟国给以自由之身。

法肯豪森在1948年被送往比利时受审,并在1951年3月,他被控驱逐25000名犹太人以及处死比利时俘虏并被判处12年苦役。然而,他却在被判决3个星期之后无罪释放,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法肯豪森曾尽力挽救犹太人和比利时人。

1966年7月31日法肯豪森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拿骚去世。

抗战前后

1935年,塞克特返德,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对塞克特信任有加的蒋介石当即表示接受。从此,法肯豪森积极参与中国的最高机密筹划与各项战争准备工作,并长达四年之久。法肯豪森接任总顾问时,红军正要抵达陕北。按当时的预测,彻底消灭红军被认为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同时中日战争也渐渐演变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此时,他的工作主要是:1,迅速组织可以作战的机动部队。2,尽可能保全长江以南地区(江防和东南沿海的海防列为首要任务)。3,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

1935年8月20日,根据其以前多年驻日经验,以及对日本陆军的深切研究,法肯豪森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中日战争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节录如下: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细。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心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千百万抵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示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样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倘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线,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一分这二。”“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本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

法肯豪森在任前期,中德经济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一项以1亿马克为基础的物物交换协定终于于1936年4月间达成,协定期限为5年,中国每年可用2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军火,但每年需要以1千万马克价值的矿砂及其他原料偿还,偿还期限为10年,等于每年德国给中国1千万马克的信用贷款。法肯豪森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抗战前两年,中德进入合作高潮期,中央军渐趋德式化。日本人深知中国战斗力日增,日本政府屡次劝说德国当局解散驻华顾问团,终止对华武器贸易均未能成功。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似乎深知全面抗战已无法避免,立派法肯豪森北上赴保定协助华北军事当局筹划有效的抵抗,加上日军在华北已经占据有利形势,不久平津陷落,华北战局已无法挽回,法肯豪森很快返回南方。

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87、88、36师,全部投入战斗,有些德籍顾问所指导的国军部队训练有素,火力之强为国军之冠。结果重创日军。在“庙行大捷”中日军的精锐受挫,遗尸三四千具。日本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称上海保卫战为“德国战争”。虽然当时希特勒严令禁止德籍顾问参加前线工作,但法肯豪森认为责无旁贷,也赴上海协助部属防卫。淞沪抗战充分证明德籍顾问团所训练指导的中央军可与世界一流的陆军作正面的持久战。虽然很多新型武器尚未运到或还没有使用成熟,国军仍可在敌军优势火力,有利地形与海空军掩护下相持3个月之久。可惜德械师经因淞沪抗战后未休整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损失惨重,从此不能成建制作战,尤为可惜。

在徐州抗战中也出现过法肯豪森的身影,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身为驻华武官的史迪威会见法肯豪森讨论战果,法肯豪森激动的说蒋介石没有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乘胜追击,日军定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不出所料,徐州不久陷于敌手。

除了法肯豪森外,也有其他德籍军事顾问投身抗战。施太秋中将在山东协助韩复榘布防,后在1938年韩复榘一退再退而被枪决,估计也和施太秋的汇报有关。斯达克少将与史培曼少将在山西协助阎锡山抵御日军,对太原战事有着详细的分析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士兵的士气优于日军,然而作战指挥不当,武器装备补给常出问题,造成士兵无谓牺牲。山西作战部队有晋军、中央军、八路军,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没有统一指挥,无法有效的共同作战。有些杂牌部队军纪败坏,强行征粮,拉夫,甚至抢劫,导致民众对战争漠不关心。

抗战爆发后,日本因与德国签有盟约,再度要求柏林政府召回中国的德籍顾问,禁止运输军火来华。德国政府起初认为战争仅是地方冲突,不久即会和解,前往中国的德籍顾问纯属私人性质,与政府无关,所以避免作肯定的答复。南京失守后,战争已经明显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生死斗争,德国处境更加尴尬,对华态度日益冷淡。如此如此,德国政府还是履行合约,战争开始后美英商船不敢再替中国运送军火,唯有德国轮船将已经定购好的武器陆续输送来华,但希特勒命令以后不允许再接新的订单。

1938年,亲华的德国国防部长施伦堡因为再婚问题引起风波,被希特勒免职,由希特勒自兼部长。不久希特勒决定召回在华所有顾问。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在5月21日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德国政府希望立即解除顾问的合同,并准他们全部返国。德国政府将负责顾问回程的旅费和补偿未来的薪水损失。蒋介石不愿德籍顾问这时离去,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时正在最艰难的阶段,这时让德籍顾问团离去,对民心士气是一种大影响打击;另一方面,德籍顾问多是蒋介石的亲信与负责机密性的工作者,回到了德国,恐怕会泄密给日本。但是德国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个别顾问如果违抗元首命令将视为叛国,本人失去公民权,在中国的全部财产充公,家人也要受到牵连。最后中国还是让所有的顾问离开。7月5日,准备了专车一节护送他们由汉口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再取道香港返德。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成员不愿在中国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中国。法肯豪森曾经有想法放弃德国公民权,要留在中国。但受到纳粹德国的压力,1938年7月8日,冯.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并许诺绝不会向日本方面透露任何有关中国的军事机密。

07、蒋介石 skill5;1930;训练、步兵协同、个人英雄主义

08、陈纳德 skill5;事件出现;战斗机战术、个人英雄主义、训练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男,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康麦斯,1936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

组建飞虎队飞虎队徽标

从193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大后方重庆、成都等地进行不停的疯狂轰炸。中国空军无力对抗日本航空兵进攻,中国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期。1940年10月,中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紧急召见了远在昆明的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协助中国,加强美国驻华空军,编成中国战区第一线空军最大限度的兵力。10月底,抵达美国的陈纳德、毛邦初与宋子文研究后,提出了一项购买计划。几经周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以飞机、人员援华,并命令外交部、海军部和陆军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原计划交付英国尚未启运的100架P40战斗机出售给中国。

P.40战斗机

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了一份没有对外公布的命令,准许陆海军的后备航空军官、士兵参加中国志愿航空队,以民间身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7月28号,美国志愿队人员开始在仰光陆续集结之后,被送往位于仰光以北大约170英里的同古。中国政府决定借用英国在缅甸同古的空军基地来进行临战训练。飞机由云南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派除的技师来进行装配。8月1号,蒋介石签署了5987号命令,一支美国志愿大队于今天成立,陈纳德上校将现已抵达中国参战的美国志愿人员,组成这个大队,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官。8月22号,陈纳德飞赴同古,志愿队在雨季中展开训练。 [6]

1941年10月中旬,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完成了作战准备。第一批20多架战斗机也组装完毕之后运到仰光。志愿队分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及地狱天使三个中队。12月10日,陈纳德派出第3总队21架P40战斗机南下仰光明加拉顿机场,协助英军防空。18日,志愿队总部和第一、二中队经缅甸腊戌飞往昆明,进驻巫家坝机场。

驾机战斗

有记载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陈纳德便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并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且曾亲自驾机投入战斗,然而战绩如何、歼敌多少却无记录。根据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陈纳德当年写给前妻的信,陈纳德在信中称,自己亲自驾机和日军战斗,曾击落日机41架。

与史迪威矛盾

1942年7月4号,美国政府决定将在华的美军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军陆军正式编制,改编为第23战斗机大队,又称驻华航空特遣队,编制上隶属于驻印度的美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任准将,同时坚守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罗斯福总统推荐前往中国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援华物资拨配及滇缅公路监理人。在给蒋介石的备忘录当中,史迪威提过他对空军的看法,他说空军能造成敌军损失,但并非决胜关键,要决定胜负,还得靠陆军占领阵地才行。而陈纳德则认为单凭空军就能够击败日本人。

离开中国

1945年7月6日,陈纳德卸任时,中国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云南宣布将昆明市区通往巫家坝机场的路更名为“陈纳德路”。1945年8月2日,中国政府决定当晚8点在新运广场(现在的解放碑)为陈纳德举行欢送仪式。晚上6点左右,上万人赶到现场,想一睹将军真容。当陈纳德乘坐的敞蓬吉普车出现在民族路时,整条街已是水泄不通。人们挥着手大声呼喊陈纳德的名字。陈纳德深受感动,不会汉语的他流着泪,反复用“顶好”两个字回应大家。转眼就要到8点了,可陈纳德的车却被人流堵在路上无法到会场。不知谁最先想到的主意,大家推着车慢慢往前走。到后来,车子几乎被当作轿子抬进了会场。纯朴的山城人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出对英雄的不舍和敬重。为了表达敬意,陈纳德离开重庆时,老百姓自发地向他赠送了上万件小礼品。中国政府则送了他一把金钥匙,表示中国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欢迎他随时回来。在老百姓赠送的礼品中,陈纳德选择了一部分带回国。

09、中央航空学校 skill3;1930;战斗机战术、训练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蚕校(现浙江理工大学),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至1937年抗战前,共培训学员500余名。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校长办公厅主任蒋坚忍,飞行科科长曹文炳,教授科科长孙琰,机械组组长郭力三,电讯技术组组长尤家章,气象组组长胡信,体育组组长金兆均等。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是位于杭州东郊的一座古老小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作为中国空军的诞生地之一,让笕桥真正走入历史视野的,是六十多年前发生在小镇上空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在以高志航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健儿顽强抗击下,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6架日寇战机,赢得了完胜。该战役被称为“八·一四”笕桥空战,这一役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民国二十年秋,军政部航空学校在南京成立。是年12月,航空学校迁杭州笕桥。

民国二十一年6月,扩大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航空学校迁至云南昆明巫家坝原云南航空学校旧址,并改组为空军军官学校。

民国三十二年冬,迁至属于今巴基斯坦的拉合尔。

红十字架为病故,其余皆为殉国

笕桥航空学校截止民国二十六年末培训飞行员500余人,基本没有活过民国二十七年的。八年抗战过程中该校1700余名飞行员殉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杭州笕桥,并分别在洛阳和广州设立分校。

民国三十七年冬迁台湾。

10、青岛海军军官学校 skill2;1930;小编队战术、海军训练

应为‘青岛海军学校’

青岛海军学校(1923-1940)的前身是于1923年4月成立的葫芦岛海警学校。这个学校不属于北京政府海军部,而是由奉系军阀首脑东三省检阅使张作霖创立的。后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和北平行营管辖。1933年8月学校搬至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奉命退出山海关时,被依附直系军阀的“海筹”、“海容”等舰从秦皇岛海面炮击,张作霖的坐车几被击中。张退出关外后,即宣布脱离北京政府,成立东三省自治政府,成立保安总司令部,张为了报复这次的仇恨,便想成立一支海军;但苦于没有经费和海军人才。

1920年秋,北京政府海军部所辖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沈鸿烈曾到奉天与张作霖商量舰饷及节制等诸问题。沈鸿烈,湖北人,素有野心,在闽系海军中郁郁不得志。他与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系留日同学,乃向杨宇霆表示愿意为东北创办海军。并策划在一面夺取东北势力范围内的吉黑江防部队为实力基础;一面创办海军学校培训人才,徐图发展。事经张作霖同意后,就在保安总司令部内设一航警处,派沈鸿烈兼任处长。沈就任后,就罗致在北京的总参谋部、海军部中的留日同学多人到北京为助手。一面与东北戊通轮船公司合办东北船务局,沈为董事长,控制松、黑两江航运,以开辟经济来源;一面乘吉黑江防部队舰饷无着之时,将该舰队的艇舰接受过来做实力基础;同时在葫芦岛开办航警学校及学兵队,培育海军军官及士兵人才。取名舰警学校系避免人注意。实际上该校学生所习的科目,均按海军军官正规学校规定。

1930年,该校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管辖,乃正式改名为葫芦岛海军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校迁至威海卫刘公岛授课。1933年8月,该校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管辖,再迁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1937年,奉令直辖于军事委员会。该校于1937年11月迁至南昌,不久又迁万县,至1940年冬结束。

抗战期间

抗战爆发后,学校师生与舰队官兵一起在沈鸿烈的指挥下,把军舰上的所有枪炮拆下,进入鲁中地区打游击战。此后青岛海校又开始了新的迁移。学校于1937年11月迁至湖北宜昌,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狮子寨,此时在校的学生为青岛海校第五期。1938年7月, 电雷学校奉命停办,其尚在校的第三期、第四期学生并入青岛海校。至1939年初,黄埔海校也奉命停办,在校的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学生也转入青岛海校继续学习。另外,七七事变爆发后,马尾海校当局对学生封锁消息,禁止学生阅读报纸、外出串连,引起学生很大的反感。当日机空袭时,学生请求校方发放武器参加防空,校方也坚决不准。学生不满情绪日增,纷纷离校出走,投身抗战。其中有邹坚、吕美华等七人离开马尾海校后,于1938年辗转至四川万县,进入已迁至此的青岛海校继续学习。

此时的青岛海校实际上已是集全国四个海校的学生于一炉,分为航海甲班、轮机甲班、航海乙班、航海丙一班、航海丙二班、轮机丙班共六个班约三百人,是民国海军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期。学校一直延用青岛海军学校的校名,直至1941年3月奉命停办。这样,所谓“集全国四个海校的学生为一炉”的第五期乙班,遂成为该校的最后一批学生。

由于沈鸿烈和青岛海校的教官大多曾留学日本各军校,所以该校的教育完全师法日本系统,重视战技与军人武德和精神的教育,这与当时中国其他各海校师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海军中的“青岛系”也成了别具实力和特色的一支。民国海军的许多重大军事活动中,都留下青岛海军学校学员的身影。

11、江南造船厂 skill2;1930;海军炮兵射击术、海军工程学

清政府时期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于1865年购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中,清政府于1865年购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并将原有两洋炮局并入,组成新厂,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船炮军火和各种机器。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至城南高昌庙现址,并建立了翻译馆。翻译馆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江南造船厂进入了第一个兴旺发展期: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自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

1905年3月,在荒废了近30年的船坞“穷极当变之时”,造船业务正式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划分出来,史称“局坞分家”。江南制造局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江南船坞专营造船。江南船坞“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采取商务化经营,生产业务大有起色,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而且所造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

民国时期

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

1921年,江南造船厂还制成过险滩性能好的“大来喜”号钢制浅水轮,其技术水平在当时中外船厂之上。

1934年,江南造船厂为海军制造了一艘排水量为1731吨的双螺旋桨柴油机护航舰,表明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抗战爆发前,江南造船还在1936年制成排水量2383吨的“平海”号轻巡洋舰,续航能力达5000海里,后被作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今的旗舰。该舰在抗战中曾在江阴力抗日军,被击沉搁沉。日军俘获后,原定交给汪伪国民政府海军,后来食言拖回日本,编入日本海军。44年在吕宋岛被美国海军军机击沉。可以看出,抗战前中国仍然有很强的造舰能力。

1938年1月,江南造船所被日军侵占,改名“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100多艘各类船舶,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

1946年江南造船所建成“民铎”号双螺旋蒸汽机钢质长江上游客轮,该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全电焊建造工艺的船舶。

1949年5月22日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对该厂进行了完全的拆除和破坏。

据统计,自1905至1937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种舰船716艘,总排水量21.9万吨,其中外国舰舶376艘,计14.28万吨,占总排水量的65.2%。

12、陈省身 skill6;1930;数学、管理学、电子学、个人英雄主义

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祖籍浙江嘉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创始成员、英国皇家学会国外会员、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3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1934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8年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1949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 年至1979年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1年加入美国籍。1981年至1984年任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首任所长。 1984年至1992年任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92年起为名誉所长。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逝世,享年93岁。

陈省身发展了Gauss—Bonnet(高斯一博内)公式,被命名为“Gauss-Bonnet-陈省身公式”,提出了“陈氏示性类”;他发展了微分纤维丛理论,其影响遍及数学的各个领域;创立复流形上的值分布理论,包括Bott-陈定理,影响及于代数论;他为广义的积分几何奠定基础,获得基本运动学公式;他所引入的陈氏示性类与陈-Simons微分式,已深入到数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成为理论物理的重要工具。

13、中央研究院 skill3;1930;管理学、化学

民国34年,南京,中央研究院大门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

1927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在首都南京举行,李石曾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推李石曾(煜瀛)、蔡元培(孑民)、张人杰(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同年5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设立中研院筹备处,并推定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为筹备委员。

1927年7月4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公布,改列筹设中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附属机关之一。10月,大学院成立。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明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11月20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王季同、张乃燕、杨杏佛等30人在南京的大学院召开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联合成立大会,讨论中研院组织大纲及筹备会进行方法。议决先筹设各研究单位,计有: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并推定各所常务筹备委员,积极展开筹备工作,并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

1928年4月10日,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

研究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学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农林学、医学等11组科学。条例还对组织、基金、名誉会员等作了规定。中研院改为不属于大学院的独立机关。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任命蔡元培为院长。4月23日,特任蔡元培为院长。5月,启用印信。

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在上海东亚酒楼召开,蔡元培主持宣告该机构正式成立。创办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接收了中国科学社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科学界官方代表的地位。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11条。规定:中央研究院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主要职责为实行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行政管理机构总办事处设在南京,由两个组(秘书组、总务组)、三个室(会计室、统计室、诊疗室)组成;在上海设驻沪办事处。 [2]

在首任院长蔡元培任内,中央研究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十个研究所,系由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历史语言三研究所,以及地质调查所、观象台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演展而来。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西迁湖南、广西、云南、四川时,设过长沙工作站及南岳分站,在桂林、昆明、重庆设过办事处或总办事处,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抗战胜利后方复还京、沪。 [3-6]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去世,9月18日蒋介石最终颁令朱家骅代理院长。 [7]

中央研究院设有学术评议会,为民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1948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五届年会中 [8] ,选出中央研究院院士,共81人。9月23日第一次院士会议举行,中研院之体制始告完成。

蔡元培任院长的委任状

理化实业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下有物理组、化学组、工程组。1928年7月分立为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均在上海。

地质调查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7月成立地质研究所,在上海。

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5月正式成立,下有法制组、民族组、经济组、社会组,前两组在南京,后两组在上海。1934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该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

观象台于1927年11月更名,下有天文组、气象组。1928年2月分立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均在南京。

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夏设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28年3月在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后迁北平。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于1944年由史语所第四组中抽出另设,抗战胜利复员后因限于经费,又由史语所收回接办。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29年1月筹备,1930年1月成立于南京。为符合《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34年7月1日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5月分立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心理研究所于1928年11月决定设立,1929年1月筹备,1929年5月正式成立,在北平。

数学研究所于1941年筹备,1947年正式成立,在上海。

医学研究所于1944年筹备,初设重庆国立上海医学院内。抗战胜利后,医学研究所筹备处迁到上海。

近代物理(即原子能)研究所于1945年秋筹设,嗣因仓促迁台,未能完成。

1945年9月,中央研究院部分研究所迁沪,并接办日本政府所设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年4月成立)。

1948年11月起,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设备迁往上海、广州和台湾。

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12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全部以及数学研究所的部分共二千多箱重要图书、文物、仪器、设备运往台湾,迁至台北的台湾大学,暂存在桃园县杨梅镇(今桃园市杨梅区)火车站仓库;其余研究所皆留置于中国大陆,并发展为后来中国科学院之主体(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外文译名亦一直沿用Academia Sinica,现多采用英语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但仍有部分研究所沿用拉丁文译法)。

由于多数院士及第一次院士会议所选出之第三届评议员32人亦都留在大陆或留置国外,在台者仅有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胡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人,不足法定人数,两会无法召集并行使职权,台“中研院”陷入半停顿状态。

1954年,经朱家骅多方奔走,在台北市南港区现址营建院区。植物研究所在台“复所”。

14、黄埔军校 skill5;1930;大兵团战术、步兵协同、训练

黄埔军校是1924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军事学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内。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军事学校 [1]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主要将领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军校在创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1924年国民党建校时期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名扩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9年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到1946年末改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50年10月台湾当局在台湾高雄凤山区复建“陆军军官学校”延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于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成立,通称黄埔军校。

1927年,黄埔军校迁校至武汉,宁汉合流后,又迁校至南京。

1931年3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黄埔军校迁出南京。

1938年11月,黄埔军校迁抵成都。

1946年1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国有化。

1949年12月,黄埔23期大部分学员随“国府”迁台。

15、保定军校 skill4;1930;小兵团战术、步兵协同、训练

简称“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的河北省保定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停办于1923年,校址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在原址上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办在保定,习称保定军校,共办了九期,1923年停办。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小站的练兵教员根据《辛丑条约》不准驻扎天津附近,于是亦移至保定。

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外创练常备军(新军)并设军政司(旋改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5月,经袁世凯奏准,在保定东关外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由冯国璋任总办(即校长)。

1903年2月袁世凯奏请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进行正规军事教育训练。1903年于保定东关外,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903年8月,学堂开始第一届招生。

1906年,为了统一兵制,将兵权收回中央,清政府设立陆军部,同年8月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停办,在该校旧址创立全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直属中央管辖。 [1]

1906年-1911年分别在保定校址开办: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当年七月,经陆军部批准把陆军预备大学堂搬至北京,并更名为陆军大学。10月,于保定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段祺瑞亲信赵理泰。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及四川等省籍的军校学生,利用军校放暑假期间,纷纷跑到江西等地参加反袁作战直到3月底才辗转返校。 [2]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将投降后的皖系第十五师官兵收容在保定军校内,由于未能及时得到军饷,十五师官兵发生哗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了校舍房屋。曹锟派兵前来镇压时,又趁机掠走步枪2000支,骡马300匹。以致学校无法复课。 [3]

1923年8月保定军校停办。

保定军校停办后,曹锟在漕河办的讲武堂移至军校旧址。曹锟倒台后,该讲武堂停办,军校先后成为直系、奉系、国民党等军队的兵营,每换一次防,校舍便遭一次破坏。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保定的重要基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保定解放后,军校改建为农场,又改为畜牧场。

16、永利化学公司 skill4;1930;工业管理学、化学、通用设备

曾用名:永利碱厂

永利碱厂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制碱厂,开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河。由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使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在天津的近代史上,永利碱厂和南开大学、《大公报》同时被称为“天津三宝”。

久大精盐时期

1911年,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留学学习化学的范旭东学成归国并决定创办中国的化学工业。1913年,他来到塘沽实地考察,发现塘沽是得天独厚的盐碱工业基地。随后,范旭东在其兄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范源廉和师友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由范旭东、景韬白、胡睿泰、李积芸、胡森林、方积琳、黄大暹为发起人,梁启超、范静生、李思浩、王家襄、刘揆一、陈国祥、左树珍、李穆、钱锦孙为赞助人,于1914年7月20日提出申请立案,同年9月22日获得批准建立久大精盐公司精制食盐,并在塘沽设立久大精盐厂。当时久大股东有诸多军政界人士相助,如黎元洪、曹锟、蔡锷和冯玉祥等。1916年4月6日久大精盐厂竣工投产。同年9月11日,生产出的第一批精盐由塘沽运往天津销售,之后又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打开了销路。这时的久大精盐开始达到日产5吨的能力,每年可获利五六十万元。1919年扩建东厂后,年产量可达6万2千多吨。久大精盐厂的建成和投产,为日后永利碱厂的创办“变盐为碱”提供了原料和人才保障,尤其是在资金上为永利碱厂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创办时期

范旭东先生像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进口中国的洋碱减少,天津、上海等用纯碱作原料的工厂纷纷停工。在当时世界制碱工业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当时中国却靠用天然碱溶化成碱水而后凝成块的“口碱”作为食用。此“口碱”质劣价昂且极不卫生。19世纪末,“洋碱”开始倾销中国,由于本国不能制碱,致使大量黄金外流。

1914年,范旭东在创办久大精盐厂的基础上,决心“变盐为碱”,兴办“永利制碱公司”,开创中国制碱工业的先河。当时,垄断索尔维法制碱技术的英国卜内门公司担忧永利制碱公司一旦制碱成功挤掉它在中国的市场,于是提出与永利制碱公司“合作”以达到吞并的目的,但遭到拒绝。永利碱厂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索尔维法制碱技术,设计能力为日产纯碱40吨。在国内可以自制的机器设备在上海大效铁工厂制造,不能自制的由国外采购。从1918年至1924年,永利制碱公司开始为碱厂的设计和基建招揽人才。1918年11月,董事陈调甫赴美请到一位顾问工程师W.D.Mount负责设计,但实际设计工作由中国留学生承担。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留学的侯德榜于1919年欣然接受了陈调甫的邀请,参加了永利碱厂的设计。1921年,侯德榜获得博士学位并受范旭东之聘出任永利制碱公司工程师。1923年,碱厂大部分机器设备安装就绪,陆续单机试车。所用原盐来自长芦盐场,石灰石和煤粉别由唐山卑家店石矿和开滦煤矿供给。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首次开工出碱。但是,生产出的碱色红黑相间,无法销售。第二年3月,主要设备干燥锅烧坏导致全厂停工。

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在重新调试后重新开工,生产出雪白的产品,其碳酸钠含量超过99%。为区别于土法生产的“口碱”和进口的“洋碱”,范旭东将其产品取名为“纯碱”,并定确定了“红三角”牌的商标。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中国“红三角”牌纯碱获最高荣誉金质奖章,并实现了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此后的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荣获比利时工商博览会金奖。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国际上的两次获得大将肯定,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基础。

初期发展

永利制碱成功后,同时面对英国公司的恶意竞争和军阀官僚的盘剥发展艰难。英商卜内门公司(帝国化学工业)为了垄断中国碱业市场利用英国在华的特权,于1924年永利碱厂第一次出碱后,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和其驻华使节,指令盐挟总所会办英国人丁恩,不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公布一项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每100斤工业用盐纳税2角,使每吨碱增加成本5元,增长率15%。对此,永利给予坚决抗议并多方揭发,经几次周折后丁恩迫于舆论压力于当年同意暂免一年,1925年又同意延期5年。至1930年同意永利碱厂工业用盐免税30年。

永利碱厂1926年6月29日第二次开工,生产出一流产品后,卜内门公司又采用大幅度压低碱价的手段,最低压价至原价的40%,以期在市场上将永利制碱公司挤垮。1925年6月,上海的英文报刊《大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请看英国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的文章,指责英国卜内门公司,呼吁民众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永利碱厂。同时为应付这一不利局面,永利以同样的方式在日本市场进行反击,在日本市场以低于卜内门公司的价格售碱,使卜内门损失巨大。不到一年,卜内门被迫主动求和,并申明今后在中国市场“不再任意压价”。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初期与卜内门公司的多次较量均以胜利而告终。

侯德榜博士像

碱厂创建及发展初期,还受到军阀、官吏的盘剥。生产所需原燃料绝大部分靠铁路运输。塘沽属军事要地,又为京奉铁路重点站及港口,连年内战致使军运频繁,经常多日派不出车皮为碱厂装运物料,因而影响生产。此外,军阀经常征收各种运输税。如粗盐附加税比英人丁恩尚高出20倍。由于运输时常受阻,成品纯碱也往往不能及时运出。社会极不安定的环境导致了天津金融市场的混乱,银行利息加重,永利碱厂不得不重息借贷以维持运转。193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庚子赔款的资助,为开发硫酸铵工业立项探索。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专著《制碱》(英语:Manufacture of Soda),由美国化学学会出版。该书揭开索尔维法制碱长达世纪之久的技术秘密,轰动国际化学化工界,被公认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侯德榜被英国化工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1934年范旭东改组永利制碱公司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制碱工业处于领先水平的情况下扩展经营范围,1935年在南京创办了永利铔厂,生产硫酸铵等化学品。1935年,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了解决永利索尔维法制碱的盐水精制问题,先后采取洗盐法、焙盐法、石灰纯碱法、石灰芒硝法和石灰与碳酸铵法等试验,最后确定用石灰和碳酸铵法。此法,所需设备简单,又符合制碱工艺,是对中国制碱工业的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

天津塘沽旧厂

1937年8月7日,塘沽沦陷后,永利、久大两厂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和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 1937年12月9日,日军下令兴中公司的刀根接管永利碱厂,刀根作为公司代表既无资本又无技术,强占永利后无法开工,便请日本三菱公司出技术和资本接收永利。三菱公司在改组工厂领导机构时,把兴中公司的刀根等人排斥出去,独自接管了永利。 三菱公司通过当时日本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的“华北开发公司”,威胁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动员永利原有部分股东承受自己的股权,以标榜永利为中日“合办”企业。由于受到股东的抵制,直至1939年才正式宣布“合办”并成立董事会。 中日“合办”永利碱厂,中方代表为傀儡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开发公司。1939年8月31日,中日“合办”永利公司正式隶属于北支那开发公司的华北盐业公司。侵华日军占领碱厂后,于1937年开始检修,1938年7月1日点火开工,7月15日产出产品。

重建“新塘沽”厂

1938年1月,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领导机构和下属工厂技术人员向内陆撤退至四川,拟在这里重建中国化工基地。4月4日,久大向四川盐务管理局递交关于创建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的申请,并半月后获得批准。历经四个多月,在自贡自流井张家坝建成了模范食盐厂。与此同时,永利选准犍为县五通桥老龙坝,改称“新塘沽”,准备建造碱厂、酸厂、炼焦厂和水泥厂等一系列配套工厂。

1939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创办出版《黄海发酵与细菌特辑》双月刊,简称《黄海》。在这一时期,永利碱厂资金来源是1939年12月30日签订借资合同向国民政府借到2000万元。当时,建厂最大的障碍是运输困难,1940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越南海防,但因战乱设备在运川途中被抢劫毁坏甚多,建厂计划未能实现。1942年,永利碱厂用路布兰法小规模制碱,日产纯碱10余吨。另外,还因陋就简,生产烟煤、焦炭、陶瓷等产品,供应大后方的工矿企业应用和人民生活急需,并以此维持生计。

发明联合制碱法

永利碱厂在四川重建碱厂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主要原料食盐昂贵。而索尔维法制碱盐的利用率最高仅为75%,经济效益不高。1939年在建设“新塘沽”厂时以侯德榜为首的永利碱厂技术人员,经数年研究创建了新的纯碱制造技术。1941年3月10日,范旭东在“新塘沽”全厂集会上宣布,将新的制碱法命名为“侯氏碱法”,以表彰侯德榜在世界制碱工艺中的新突破。1949年后,由侯德榜提议,改名为“联合制碱法”,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方法。该制碱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天津碱厂、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碱厂、四川自贡鸿鹤化工厂、湖北应城化工厂等建成并投产,成为中国主要的制碱工艺之一。

内战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久大董事长景韬白邀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老职工约10余人,于8月下旬来塘沽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11月初公司派李烛尘与彭九生来接收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在接收中发现,很多设备由于占领者8年间的粗暴使用,有的损坏严重、残缺不全甚至完全损坏。旧有的1000马力、500马力发电机各1架被烧坏,原有锅炉7座,损坏4座;石灰窑2座,损坏1座;吸氨塔3座,损坏1座;碳化塔7座,损坏3座;蒸氨塔3座,损坏1座;干燥锅5座,损坏4座。1937年撤退时,厂内存有原燃物料很多,仅粗盐即达3万吨以上,此时仅存1千吨。11月下旬,公司派佟翕然担任永利碱厂代理厂长兼技师长,恢复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并调整了人员。由于工厂损坏严重且缺乏资金,当时开工出碱困难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技术人员仍坚持参加修复工作。他们在减薪的情况下增加工作量,以期早日渡过难关。工人最初领半薪,职员只发生活费,直至出碱后才恢复全薪。在这种情况下用了3个月时间,最终于1946年2月26日,永利碱厂重新开工出碱。 然而在此期间,国共内战爆发,受其影响通货膨胀严重,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给民族工业带来巨大打击,当时市面上多以倒买实物来牟取暴利,永利碱厂的纯碱成为投机倒把的筹码,每日所产之100多吨纯碱,大部分被强购贻尽。碱厂产品售出所得已无法购回原料,维持局面已很艰难,更不能虑及发展生产。1948年12月16日,因战事原因工人不敢上班,永利被迫停工。

17、国立机械制造总局 skill5;1930;工业管理学、机械学、通用设备

查无此组,最近似者疑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本身也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于1937年停办。日军占领上海后,将其场地和机械并入江南造船所。

18、清华大学 skill7;1941;数学、电子学、机械学、化学

学校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源于校址“清华园”地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抗战期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清华大学迁到湖南长沙,与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校址为租用的湖南圣经学校。

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云南昆明。

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学。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结业典礼上宣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

内战结束后,国立清华大学于1955年在台湾复校,梅贻琦任校长。

19、中山科学研究院 skill7;事件出现;火箭动力学、航空学、电子学、化学

游戏平衡性需要而出现的非该时代虚构科技组。国防部军备局中山科学研究院,简称中科院,于1969年7月1日成立于台湾桃园县龙潭乡,原为直属国防部的一级单位,现为隶属于国防部军备局的二级单位,但院长和军备局长均为中将。创院时下设立核能研究发展、火箭研究发展、电子研究发展及化学材料科学资源开发研究发展四所,首任院长为阎振兴,总员额约3,200人。

20、卢鹤绂 skill7;事件出现;核物理学、核工程学、数学、化学

卢鹤绂(1914.6.7-1997.2.13),字合夫,祖籍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出生于辽宁沈阳,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鹤绂主要从事理论物理和核物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发明了在质谱仪中测定轻同位素丰度比的时间积分法。在国际上首次公开估算铀235原子弹和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提出了最早期的原子核壳模型并首次提出了核半径新的计算公式。建立了流体的容变黏滞弹性理论并对经典流体力学基本方程做了多项推广。

2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skill7;事件出现;机械学、化学、管理学、数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明联大旧址独立设置,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

22、孙立人 skill5;事件出现;大兵团战术、步兵协同、训练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出生于安徽庐江。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第一次缅战时任38师师长,在孟关杰布山隘间战役毙敌2000余,孟拱河谷战役击毙日军12000余 ,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任新一军军长,攻克八莫、南坎、老龙山、南巴卡、新维、腊戍、乔美等地,共击毙日军3万3千余 ,是抗战中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美称。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1955年遭蒋介石认定叛变被软禁,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1988年台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其平反。

23、史迪威 skill6;事件出现;训练、大兵团战术、步坦协同、火炮技术、训练

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