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罪行全记录(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大屠杀
大奸淫(慰安妇)
大抢掠
大轰炸
大烧杀
劳工问题
细菌战
从黑太阳731说起
这是第一部系统揭露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罪恶的影片,以此片为标志,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被披露,对日民间索赔也从无到有,开始了艰难的历程。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沿着苏满边境建立了代号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惨无人道的用中国人、苏联人、韩国人来做活体实验,在集中营、占领区、战俘营所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兽行:大屠杀、变态的奸淫、毒气实验、细菌实验和性实验等等……致使无数生命惨遭杀戮。
随着美国频频遭受炭疽的袭击、感染者人数不断的增加,一股炭疽恐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炭疽似乎突然之间变成全人类的大敌,“炭疽”这两个字也成为了人们谈话中高频率使用的字。其实,炭疽并不是一种最近几年才出现的高科技细菌武器,早在日军侵华时期,炭疽就曾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731部队,带着罪恶的使命而诞生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一个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用活人实验炭疽病菌干粉
魔王石井四郎最为得意的一项“成果”便是,将宪兵警察逮捕的中国爱国人士当作实验的“木头”(日语:玛璐达),即活人实验品。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这样的记载:1944年冬的某一天,五六名戴着镣铐的中国人被日本兵从卡车上拉下来,倒背着双手,绑在间距为20米的几个木桩上。数十分钟后,低空飞行的小型运输机将炭疽弹投向木桩附近。这几名中国人迅速被炭疽粉末包围,他们或是吸入了粉末而感染了肺炭疽,或是由于弹片划伤皮肤而感染皮肤炭疽。随后,这几名感染者便被带到了部队的实验室里。日军的细菌专家在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治疗”之后,残酷地将他们杀害。而尸体则放到解剖室中,供病理解剖之用。
利用这些爱国志士的血肉之躯,731部队逐步制成了各种细菌武器,并将它们投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
投放炭疽菌,杀人无数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
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防止秘密泄漏而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731的来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采纳了石井四郎进行生物武器研究的主张,于“九•一八”事变一年后的1932年,在日本正式成立了“防疫研究室”,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这是日本陆军最早的细菌武器研究开发机构。
石井四郎当时只是京都卫戍部队的一个三等军医正(大尉军医),他早就对细菌武器感兴趣。1925年,国际社会在日内瓦通过了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也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但日本国内批准该条约是1970年5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签了字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条约,反倒进一步加剧了石井四郎等人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紧迫感”。1926年,他频繁出入总参谋部,热心鼓吹进行细菌战准备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的必需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这一主张得到了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铃木率道等人的支持。他们将石井派往欧美考察。1930年春在欧美考察两年的石井回国后,夸大其词地说:“列强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将来战争中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石井四郎的主张逐渐为陆军上层所接受,随着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日本军队开始扩充细菌战研究设施。继1932年成立的防疫研究室之后,同年夏天,在中国哈尔滨近郊的背荫河开始了细菌战研究部队的筹建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大佐和其后任远藤三郎大佐的策划下,1933年非正式地成立了首支细菌部队,称为东乡部队。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向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中将提交了名为《关于充实在满兵备意见》的报告,提出要“新设为进行细菌战准备的关东军防疫部”,同时“新设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作为“细菌战对策的研究机关”。5月30日发布了军令陆甲字第7号令,决定以东乡部队为基础8月正式成立关东军防疫部,部长为石井四郎二等军医正。自此日本细菌战部队在中国东北正式组建。1940年8月关东军防疫部改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又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同时也称“加茂部队”或“石井部队”。这就表明,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已经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细菌战研究。
731部队是日本陆军研究开发实施细菌战的主要部队。除此之外,主要的细菌战部队还有:荣1644部队(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南京)、甲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平)、波8604部队(南支那防疫给水部•广东)、威1855部队(南方军支那防疫给水部•新加坡)上述这些部队是1939年之后陆续成立的。如此迅速地对细菌战部队进行扩充,充分说明日本侵略军对细菌战的重视程度。
此时的细菌战部队的组织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过去在哈尔滨的731细菌战部队是隶属于关东军的,后来新成立的四支部队直属战犯档案姓名:石井四郎籍贯:日本千叶县生卒年份:1~195任职履历: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首任第部队部队长年重任第部队部队长,军医中将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登户研究所领导,但技术性指导仍是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除指挥关东军细菌部队外,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细菌部队。登户研究所成立于1937年,是专门从事暗中进行间谍性阴谋破坏和杀人活动的机构,日军称为谋略性活动组织。日本侵略军细菌战部队的性质由此不难判定。
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地方,年月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后又攻读研究生,获医学博士学位。1年担任京都卫戍医院医官,同时对细菌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年月,赴欧、亚、非、美考察细菌战有关问题。石井四郎回国后,便大肆鼓吹细菌战,他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官员中发表议论说:“从战略的观点来看,细菌战是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还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没有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须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武器只有打伤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武器则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从农村传染到城市,其杀伤力远远高于炮弹,而且死亡率高。第二个特点是研制成本低,只需少量费用,这对资源较少的日本来说最为合适。”石井的主张得到了高层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在他们的帮助下,1932年,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组建了防疫研究室,正式开始细菌战研究。1933年,在我国东北背荫河建立细菌战部队,石井任部队长。石井认为:“军事医学不仅是治疗与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这是石井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他曾对731部队的工作人员说过:“将来的战争必然是科学战,其中的细菌战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努力研究细菌武器,发展科学是没有国境的,但研究者必须为祖国而积极研究。”关于人体试验,石井说:鼠疫流行病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方法来造成流行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仅有传播源和传播媒介还不足以促成疾病的流行,为此还要清楚地了解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的条件下,才能知道用人工方法引起疾病流行的条件。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是要用活人做试验的。进行这种试验时用中国人,它既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在野外条件下进行。这是本部队秘密中的秘密。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后,石井向参谋本部报告说:“第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感染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应用于战争目的。”得到日军参谋长的答复后,石井又说:“第731部队在细菌战准备方面,特别是大批繁殖鼠疫跳蚤方面,水平是相当高的。鼠疫跳蚤用于细菌战具有巨大战略意义,要在这方面加紧研究。”由于石井四郎在细菌战研究方面的“成绩”,他官运享通,1935年8月1日,晋升为军医中佐,1938年3月1日,晋升为军医大佐,1940年8月1日,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兼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1941年3月1日,又晋升为军医少将,战败前的1945年升为军医中将。
1940年前后,石井除指挥关东军细菌战部队外,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及南太平洋方面的细菌战部队。他曾亲自带队参加对宁波空投带菌跳蚤的鼠疫战,亲自参与对常德空投带菌跳蚤的鼠疫战。
石井在多次集会上说:“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战败后,石井向盟军司令部人员诡称“创建731部队是为了保卫日本,研究细菌战是为了自卫”。
石井四郎对细菌战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有不少“建树”,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所谓五项“发明创造”。主要有:石井式滤水器,滤水器本是部队行军作战的必备之物,但石井的滤水器则是为了在进行细菌战时保护自己而研制的。这种滤水器在欧洲很早就有,是19世纪末细菌学家巴斯德的弟子张伯伦发明的,作为家庭使用时叫“沙滤缸”,在实验室中叫做“过滤烛”。石井可能是从欧洲学来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这种东西只能阻挡细菌的通过,而不能阻挡比细菌更小的致病性微生物即病毒的通过。因此,现在人们早就不用它作为滤水器了。
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进行细菌战必须有足够的大量细菌,但大量细菌的生产,光靠疫苗生产技术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
石井早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任教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了研究。石井研制出细菌培养箱后,为了个人获利竟然公开在1932年申请了专利。在申请专利时说是为了生产人用疫苗之用。直到现在,日本民间还有不少人赞同石井的这种说法,说石井研制细菌培养箱是为了解决当时部队痢疾流行问题而生产疫苗之用的,是立了大功的。但是任何一个对细菌学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石井的细菌培养箱根本不可能生产人用疫苗,只能是生产细菌战剂的工具。因为生产人用疫苗时绝对不能允许空气中杂菌的进入,而石井的细菌培养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另外,石井细菌箱铝板上刮下的细菌,不可避免地带有金属碎末和氧化铝,这种疫苗不适合注入人体,在铝箱中,板壁上培养的细菌是不透明的,无法看到培养膜背面所产生的厌气性细菌,这是人用疫苗生产中的大忌。
原731部队的一些成员也可证明石井细菌培养箱不是用于生产人用疫苗的。曾使用过该培养箱的田村良雄说:石井的细菌培养箱比普通玻璃偏瓶的生产量大40倍。但由于它暴露的面积大,因此即使在无菌室内小心操作,也难免有杂菌混入。前来监督细菌培养的军官也说,有少量杂菌没有关系。人用疫苗如有杂菌混入,则容易产生副作用,所以很显然,它不是用作人用疫苗的。
日本战犯、关东军军医处处长癪併隆二在伯力受审时也明确承认了石井细菌箱繁殖细菌过程中的种种特点决定这种细菌不能用来制造疫苗,而只能是用来大量生产细菌战用的各种细菌。
石井式陶瓷细菌弹,细菌战剂是生物制品,不耐高温,普通炸弹在爆炸时会产生高温,容易使细菌死亡,因此不适合作为细菌战剂的载体。为解决这一问题,石井设计出以陶瓷或硅藻土烧制的弹壳,用少量的弹药从外部引爆,在爆炸时不会产生大量热量,不会伤害内部的细菌或带菌跳蚤。这种陶瓷细菌弹内部可以装耐热性较强的芽胞菌,如炭疽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菌,另外还具有引爆后成为碎片不留痕迹等特点。
用硅藻土烧制的炸弹是专为填装带鼠疫病菌的跳蚤而设计的。它有一定的透气性,可以保证装填其中的跳蚤不致闷死。这种炸弹虽然已经研制成功,但因为生产较晚,未能在实战中使用。
鼠疫老鼠和鼠疫菌跳蚤弹,这是石井的王牌武器。石井认为,枪炮的子弹都是通过发射器瞄准后进行的有目的的发射,但细菌战剂没有发射器。为了使细菌战剂能够像子弹装入枪膛内发射那样发生作用,石井就想出将细菌战剂注入带有跳蚤的老鼠体内,然后施放老鼠。带有鼠疫病菌的老鼠放出后,可以通过带菌的跳蚤感染当地的老鼠,然后通过老鼠这种传播媒介再传给人。
虽然,放出去的老鼠很快会发病而死,但其携带的跳蚤离开死老鼠后,可以继续感染人和其他老鼠、牲畜。带有鼠疫病菌的跳蚤,比带鼠疫病菌的老鼠威力更大,侵华日军空袭宁波和常德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人体试验和活杀观察,这是石井四郎最残酷的“发明创造”。首先用于细菌战武器的研究,以后又用于医学、生理学和杀人手段的研究。本书将辟章节专门介绍。
石井四郎的“发明创造”有力地支持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成为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侵略的一支依靠力量,与此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第731部队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时期,其标志是1932年防疫研究室的成立;二是在我国东北背荫河时期,从1932年开始组建到1937年;三是1937年直到1945战败的哈尔滨平房镇时期。
石井四郎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之后,就提出了用细菌战弥补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1932年,石井的主张为军国主义当局所接受,在东京若松町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由石井负责的防疫研究室,实际上就是细菌战研究室,当时主要研究在细菌战中自身防护用的滤水器和大量培养细菌战剂用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并试用该培养箱生产了大量的细菌战剂,有力地支援了“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同年夏天,石井为了扩大规模,提出将研究机构的主体放在我国的东北。其主要的理由是:中国东北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便于保密,万一发生细菌泄漏也不会影响到日本国民。特别是可以用中国人做人体试验,来检测细菌武器的效果。从近期考虑,东北靠近苏联,在日本对苏联作战时,便于提供细菌战剂。从长远考虑,可以扩大生产与研究的规模,便于支援下一步全面侵华的战争计划。
日本陆军部很快批准了石井的要求,决定在离哈尔滨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工厂和实验室及人体试验的靶场和监狱,计划在那里进行鼠疫、霍乱等烈性细菌的研究。同时为了对背荫河地区进行后勤保障,决定在哈尔滨南岗文化街设立本部办事处和有关防疫给水的部门。
经过一年多的筹建,日军在背荫河地区建立起一个3500平方米的秘密军事堡垒,不仅有营房,还有专用线和飞机场。它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上架有两道铁丝网,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上有监视观察用的枪楼和探照灯。墙外挖有两米多深的护城壕沟。正门是一座吊桥,日夜有兵把守。
关于这里的内幕,东北抗联的负责人之一冯仲云在《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书中说:背荫河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的各“矫正院”、收容所中秘密解押过来的。这里伙食比较好,几乎每顿都能吃上大米、白面,有时还能吃上肉菜,逢年过节还能喝上酒。这里的犯人虽然“罪行”不重,但都戴着手铐脚镣。更为奇怪的是一旦被提审,则很少有人回来。监号中人少了之后,很快又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据日军解释说,被提审的人都得病死了。有时还真有几个人回来,但都“病”得不轻,关在单独设立的牢房中。被关押在背荫河的人们,直到死亡临近才解开迷漫在心中的疑云。他们都是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被绑在墙壁的铁勾子上,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的针管强制在他们的动脉上抽血。失血过多身体虚弱、没有使用价值后,日军就将他们处死,然后拉到焚尸炉焚烧,骨灰就地掩埋,不留痕迹。
1985年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的日记———《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在日记中有“被试验者一个一个被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各种病原菌移植于活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的记述。日记中还记述了1933年11月16日远藤视察“交通中队”时看到毒气试验班和电气试验班使用两名“共匪”进行试验的场景。
日记中的“交通中队”实际上就是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代称。石井的加茂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又分设两个中队,其中“南栋中队”从事防疫给水研究,设在本部大院内;“交通大队”从事细菌研究,设在背荫河。
在1932年到1937年共计五年的时间内,石井四郎在背荫河做了大量人体试验来验证细菌武器的有效性,研制了大量的细菌战剂装备部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在押人员逃跑事件,使得背荫河的秘密难以保全。1934年,又发生了背荫河武器弹药库不明爆炸事件。这次爆炸究竟是日军自身不慎引起的,还是抗联炸的,至今无历史资料可查。但当时的中马大尉为此追查责任,致使警备队的两个班发生流血冲突倒是事实。由于这些原因,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正式决定将背荫河的细菌工厂和实验室转移。其研究人员先行撤走,留下部分人员善后。机器设备拆卸后运向哈尔滨,拆下来的房架子、门窗等卖给村民,至此,背荫河营区变成废墟。
1936年,日本天皇同意石井四郎的搬迁计划,下令搬迁。
石井将背荫河的设施搬迁至哈尔滨东南郊的平房镇并予以扩建。
同时又在长春建立一所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在平房镇的细菌战基地于1936年动工,1939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这实际上是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易,并不能说明天皇没有战争责任。天皇有战争责任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实际上731部队也是在天皇的直接“关心”之下成立的。
在苏联伯力审判时,关东军作战部长松村知胜说:“我记得第731部队是在1936年间遵照天皇敕令成立的。”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承认在档案中亲眼看过这道敕令,并说:“天皇于1940年,还颁发了一道新的敕令,责成将部队迁移至哈尔滨城南30公里的平房镇地区。此外,1940年天皇还命令将部队扩充至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新编的几个支队在内,把部队机构分成几个部。”关东军军医处处长癪併隆二在受审时说天皇的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本各部队,以便全体军官知悉。我个人读过这个敕令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名册的附件,读后就加盖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
此外,根据天皇1936年敕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口及林口站,成立第731部队的四个支队,秘令上规定了各支队成立的时间和驻扎地点。从人员附表中可以看出,每个支队的编制员额为300人。
由于得到天皇的支持,细菌战部队得到了快速发展。
1.扩大了编制体制。从背荫河迁至哈尔滨平房镇地区之后,日军在这里建立了当时在全世界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细菌战基地。部队代号为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2.获得了充裕的经费。出于保密考虑,731部队的建立和日常经费列入非常军事经费,可以不受限制。
3.配备了一流的设备。由于经费充足,建筑设施规模庞大、设备先进,在当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4.使用活人进行试验。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年至1945年之间,大约使用了3000多名活人做试验和解剖观察。这种反人类的做法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做到的,日本人沾沾自喜地称之为“超时代研究”,“将日本医学水平向前推进了一个世纪。”由于这是731部队“秘密之中的秘密”,因此,被用于试验的人无一生还。
5.集中了大批科学家。由于条件如此“优越丰厚”,吸引了不少科学家。这使得石井四郎的细菌武器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历时三年在平房镇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背荫河细菌工厂的搬迁,实质上它是日军细菌部队的扩编与发展。1938年,其本部正式移驻平房镇。哈尔滨市内的“南栋”成为它的第3部。此时,对外使用的“加茂部队”这一名称也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是“满洲第659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侵犯苏联两个月后,启用了“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为掩人耳目,又改为“满洲25202部队”。尽管番号变化频繁,但实际上是同一支部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因此在目前的一些论著中,均统称为“731部队”。
731部队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德国纳粹建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所”,据731部队林口支队少佐队长癨原秀夫在笔供上说,731部队的隶属关系是:大本营(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各分部部长及卫生研究所所长。
从编制上来看,名义上它属于关东军,但实质上是日本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因此731部队人员配备比其他部队略高一等。全部人员有2600人,编配有1名中将、4名少将、800多名佐级军官和300多名技师等。
731部队的部队长,1933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军费被撤职后,8月由北野政次少将接任,直至1945年2月。1945年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渐渐失利,为进行最后的挣扎,3月1日石井四郎又重新调回哈尔滨{担任部队长,并晋升为中将。
731部队下设8个部、4个支队和1个所。
8个部是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宪兵室。
4个支队是林口支队、孙吴支队、海拉尔支队、牡丹江支队。
1个所是大连满铁卫生研究所。
此外还有一些野外实验靶场。
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1部为细菌研究部,设在平房镇,部长依次是田部井和、北上正隆和菊池斋。其中菊池斋是少将军衔。其任务是研究能够用于细菌战的细菌种类、细菌的毒性、细菌战中作为传播媒介的昆虫及危害农作物的病原菌。此外还研究传染病新种的病原体,调查在关东军管辖区域内的传染病及冻伤等。
部内基本实行的是以负责人命名的班制度。以笠原技师为首的“笠原班”从事病毒研究,以田中技师为为首的“田中班”从事细菌传播媒介物———昆虫的研究,以吉村技师为为首的“吉村班”从事冻伤研究,以江岛技师为为首的“江岛班”从事赤痢研究,以凑正男为为首的“凑班”从事霍乱研究,以冈本技师和石川技师为为首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病理研究,以内海技师为为首的“内海班”从事血清研究,以四部技师为首的“四部班”从事伤寒研究,“二木班”从事结核研究,“笠原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川上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其中川上班由于川上技师病死而停止,仅存在四个月。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特别班”。它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第2部为细菌实验部,设在平房镇,部长依次由早川工{{敏、大田澄、村上隆、碇常重担任。其任务是从事实施细菌战及实施方法的研究,即攻击方法、制造细菌弹、繁殖毒化昆虫等的研究。该部主要使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其中“田中班”由731部队设立以后一直在该部队工作的田中英雄负责,主要任务是培养跳蚤。“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子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35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特别实验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动物班”、“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
第3部为防疫给水部,部长依次是由今江一夫、江口丰洁、增田知贞担任。该部宣化班设在哈尔滨市内,是在原“加茂部队”旧址上重新组建的。它下辖滤水器制造厂和细菌瓷弹壳制造厂(位于杨马架子)。在制造滤水器的幌子掩护下,秘密生产“石井式”陶制细菌弹壳。同时,还在731部队本部所在地平房镇设置了各类小型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场所。此外,为整个731部队服务的“运输班”也归该部领导。
第4部为细菌生产部,部长依次为川岛清少将、大田澄大佐。该部下设两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制造各类细菌。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由柄泽班、野口班、有田班、三谷班、小泷班和植村班完成。
总务部设在平房镇,部长初期由中留金藏中佐担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兼任。该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其任务是拟定{{细菌战计划,统管本部和各部的业务。它的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细菌试验用的受试者。该部下设调查处、管理处、后勤处、人事处、会计处、计划处,其中调查处下设翻译班、印刷班、照相班、调查班、兵要地志班、图书室;{{}{}{}{}{{{后勤处下设劳务班、庶务班、酒吧、食堂、学校;管理处下设建设班、工务班、动力班、运输班、电话班等。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担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这个部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细菌生产、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员。
资材部由大谷章一少将任部长。下设第1仓库、第2仓库、兵器库、菌苗血清库等。负责贮存与供应各种生产器材设备,同时还承担实验动物的运输和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保管。
“石井”动物饲养班设置了繁殖细菌传播媒介物的分部,该班班长是石井四郎的三哥石井三男。
诊疗部部长为永山太郎大佐担任。设门诊部、日本军人家属医院,负责对日本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643支队,第一任支队长是池井贞夫,第二任支队长是尾上正男少佐。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编有日本研究人员200名。当时这里以一条南北道为界,西半部是中国居民,东半部是643支队的营区。营区占地28万平方米,长方形的四周围有带刺铁丝网。
营舍占据地盘不大,大部分土地为农田。从海林车站延伸过来的铁路专用线,从该支队营区东部通过。
林口支队又称162支队,第一任支队长是山口吾一,最后一任是癨原秀夫少佐。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现叫新城)之间。
林口是牡佳线和林密铁路的交通枢纽,是东北地区东部的边防要塞。该支队的人员共226名,其中有3名军医、1名司药官、1名军需官和5名将佐级军官以及60名军人。下设总务处(计划、经理、庶务),第1处(负责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培养),第2处(负责防疫给水研究),资材处(负责器材保管,备有甲式滤水器2台、汽车40辆、显微镜20台、大型高压菌槽2个,外有其他物品甚多)。
林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制跳蚤和各类动物。通常在动物室东面的一个大房间内饲养着从日本运来的白鼠2000余只,由日本人亲自饲养;西面的五个房间装有本地的各种鼠类,由一名日本兵领着四名中国劳工进行饲养。在其余各房间内,饲养着兔子四五十只,荷兰猪七八十只,还有12条狗。每隔一个星期,癨原秀夫带领日本研究人员到动物舍给动物抽血,有时在地下室内宰杀当地鼠取血。由于鼠类供不应求,这个支队还不止一次地组织队员到附近各地捕捉黄鼠。据曾在162支队服役的上野证实:“在林口支队,捕鼠工作比培养细菌还重要。我在第2处防疫室工作阶段,曾参加两三个月的捕鼠工作。外出捕鼠时,不准提部队的名称,穿着便服让人看不出是哪个部队的。从1944年末开始,仅用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在千振、佳木斯一带活捉50000只老鼠。”该支队也很重视跳蚤培养工作。据癨原供称,为加速培养跳蚤,1945年6月,根据哈尔滨731部队的命令,派细矢少佐到本部领来一公斤母本跳蚤,由细矢少佐及四名军人负责进行培养。
162支队还负责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据在该支队第1部细菌实验室担任见习实验员的久留岛佐词供称:“我在宫丰军曹和细尾军医少佐的领导下,把结核菌、伤寒菌、副伤寒菌放到营养液上去,准备实验仪器,调节孵育器的温度。”这显然是在试制细菌。
162支队败退前,把文件资料、贵重仪器投进锅炉里烧掉了。8月11日,他们又慌忙地把部队的房舍全部点火烧光。据癨原秀夫被俘后说: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后,支队受命配属于驻延吉的第3军。11日苏军进驻八面通。本部装载物资向牡丹江进发,因道路已坏,在桦林被苏军袭击,部队人员多数阵亡。
孙吴支队又称673支队,第一任支队长是佐佐木义孝少佐,1944年由西俊英少佐接任。该支队设在孙吴镇的西山,编有研究人员136名。孙吴地处边境要塞,位于大兴安岭东麓,北安与黑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6月日本开始在距该镇西南115公里的西山上营建孙吴支队,同年冬完成。当时动用了从外地抓来的近千名劳工,为了不使其秘密泄露,日军在竣工后把这些劳工全都秘密杀害。
最初编有研究人员30多人,到1942年增至80多人,最后达到136人。整个支队有营舍300余间,其中15间用于培养鼠类和各种动物,共养鼠千余只,豚鼠200余只,兔子50余只,羊3只。此外,还配制跳蚤。这里每年兴办两期培训班,负责人为金泽少尉,培养细菌研究的各类专业人员,每期学员十五六名,从1944年到1945年8月中旬,仅1年半的时间就培训学员近50名。
从1945年3月起,日军在南太平洋一带遭到严重挫折的同时,加紧了对苏作战的准备,根据石井四郎的命令,孙吴支队也加紧了战备,增建了设备室,抓紧安装731部队本部调拨来的各种细菌生产设备,但这些设备尚未使用,日本就投降了。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1日,日军将动物舍、营舍和宿舍以及各种文件、资料全部烧毁。现在孙吴支队的遗迹依然存在。
海拉尔支队又称543支队,首任支队长是清水富士夫,最后一任是加藤恒则少佐。设在海拉尔市西南115公里处,编有研究人员226名。海拉尔位于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部、伊敏河与海拉尔的汇合处。它是内蒙古东部的边陲重镇。1934年,伪满洲国设立兴安北省,以海拉尔为省会,当时居住在海拉尔的中国蒙汉居民仅25000人,而日伪军警人员却高达十多万,海拉尔实际上变成了进攻苏联的前哨。
1940年冬季日军在海拉尔西南115公里处(现海拉尔市人民医院住院处附近)设立了543特种部队即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据老年人回忆,当时这里表面上像是医院,但还设有动物舍,养着10匹马、鸽子和大量的老鼠。据当时在这里服役的森田供述,1945年夏天,这里饲养的老鼠达13000只。1945年8月13日日军将全部实验室和动物舍付之一炬,现在遗迹无存。
据长春市公安局所存敌伪档案记载,日军曾在这里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
海拉尔支队的任务和其他支队一样,就是繁殖备用的实验动物和细菌传播媒介物,同时配合731部队本部的专业人员进行疫情调查以及细菌传染的野外试验,后期还担负生产各种传染病菌的任务。生产细菌的原料、设备一般都从平房本部运来,同时还将专业人员送到本部去培训,支队本身有时也组织一些短期的专业人员培训。
1945年8月13日,该支队焚烧营舍,把尚未运走的跳蚤及北野政次于年初拨给的三车皮(每车25吨)蛋白消化素、汁液、肉精及盐等物资全部烧毁。
满铁卫生研究所位于大连市下葭街20号,所长是安东洪次少将,所长副官是铃木军医少佐。编有研究人员92名。该所的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始建于1925年8月。它是日本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构。1926年1月,整个工程尚未结束时,它就开始了对细菌、血清和疫苗的研制。一年以后,又对病理、化学进行研究。同时把日本中央实验所担负的药品、饮用水、食物和其他卫生实验业务接收过来。从此,满铁卫生研究所就成为细菌研究、实验和生产的部门了。“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卫生研究所急速发展,曾两次增加人员。1934年,又盖了注射室、采血室、第二马舍,还扩建了小动物舍。1935年,扩建了预防液制造室和新建了血清贮藏库。1936年,又扩建了鼠疫研究室及新建了鼠疫预防液制造室。
所内设置了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和总务七个科。拥有医师、兽医、药剂师、农学士、职员92名,另外还有32名中国雇员。细菌科主要研究细菌的预防和治疗及疫苗的生产;化学科研究化学毒品的制造和预防;卫生科研究并制造有关水、食物的消毒剂;血清科研究毒素的预防和研究制造血清;疫苗科研究和生产疫苗与狂犬病预防液;总务科负责全所的行政、后勤和物资供应。
1938年,731部队移驻平房后,石井四郎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同时对其业务作了调整,确定了以制造为主、研究为辅的方针。当该所血清原料供不应求时,731部队本部就负责补充;当731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该所保证满足其需要。血清和疫苗对731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731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或病毒的效能,又能够防止队员被细菌或病毒传染而丧命。
野外实验靶场731部队在准备细菌、化学战的过程中,为了检验其制造的各类细菌、病毒、毒药及化学毒气武器的效能,不断进行野外“实战演习”。因此在中国东北设立了一系列的野外实验靶场。这些靶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比如在731部队附近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靶场。在固定靶场中,使用率最高的是安达靶场。另一种是非固定的。如在肇东县满沟、呼伦贝尔草原、东北东部的山区等地设置的临时实验场。
在这些靶场上,既使用伤害人体的各种细菌、病毒,又施放对牲畜传染的各种细菌,同时还兼用各种类型的毒气。使用的品种数量根据实验对象、实验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单品种使用,有时采用多品种,必要时还进行细菌和毒气的混合型实验。
进行综合性实验时,第731部队、第100部队以及第516毒气部队都参加,有时各个实验场附近的日本各军事团体的“细菌、毒气谋略队”也参与这种活动。无论在固定靶场还是在非固定靶场,在实验中除使用各种动物外,还经常使用大批的活人进行实验。因此,这些靶场实际上是比实验室更大的杀人场。
第1644(南京)、第1855(北平)、第8604(广州)、
近十年的研究综述
侵华期间,日本为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全然不顾国际社会在《日内瓦协定书》中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规定,丧心病狂地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华北、华南等地区研制、试验细菌武器,并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袭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近10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发掘,学术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反驳日本的右翼言论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侵华日军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进展
由于日军细菌部队进行试验、实战均比较隐蔽,加之日本战败投降之际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这给研究者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因此,要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首先就是要全方位收集、整理、挖掘相关的史料。近10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调查、取证,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相关史料的整理收集取得了一定进展。
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等在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发现并公布后,以这些档案为线索,于2000年7月投入对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的调查,完成了力作《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一书。作者对原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的追踪调查和研究,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此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研究资料,还对“特别输送”的由来、过程及其规模和罪恶深重的后果作了剖析。
罪犯的供词是揭露罪犯罪行的最好证据,当事人对事件的描述和内心的反省是最有说服力的。基于此,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拂洋编写的《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此书首次在我国正式出版,是一本保持原有风貌的“历史审判材料”。作者在全书中按审判程序分为预审文件、被告和证人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和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六大部分。此外,还配有部分前日军机密文件照片,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必备史料之一。
辽宁省档案馆还整理了一批关于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细菌工厂、研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的调查材料。主要记述了日军七三一和一OO部队设立细菌工厂,专门培植和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违背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用活人进行试验,搜集大量黄鼠,并多次在中国城乡撒布细菌,造成严重瘟疫等罪恶行径。这些档案是侵华日军的罪证,它充分反映了日本细菌战犯杀人成性的残暴本质,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史料。
对于口述史料的整理与挖掘对于现代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事人不仅是事件的经历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指控时,就是最为关键的证据。因此,要加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的保护和研究,即“要抓住日军细菌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要抢救性地寻找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人证,要着重揭开日军细菌部队‘防疫给水的面纱’,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正是基于此,学术界开始对日军细菌战的口述史料进行整理与挖掘,如黑龙江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在当时石井研究所霍乱试验地背荫河李瓦房屯当事人和居民、日本仍健在的细菌部队人员进行相关的调查和取证,整理出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
总之,学术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对近年来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伤亡人数的研究
综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对相关档案史料的恶意销毁,加之长期的战争状态,对人员伤亡情况的调查困难。因此,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也是历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近10年来,由于一些口碑资料的相继发掘,对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和深入。
关于具体死亡人员的范围,学者们认为日军细菌战中的死亡人数不但包括其在实施细菌战过程中直接受害致死的人数,也包括那些由于受到各种细菌感染若干年后致死的人群,更应包括日本细菌部队在进行细菌实验过程中作为人体实验的中国人。这在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
关于中国被害人数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谭元亨在其编著的《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一书中指出: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所被披露的远只是冰山一角,过去称中国有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仅仅是极为保守、大大压缩的数字。因为,在著名的伯力大审判———专门针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被审判的日本少将军医佐藤俊二博士,就因为在广州“无所作为”而被减刑。可50年后,他当年在广州直接指挥用细菌杀害数以万计的粤港难民的罪行终于被揭露出来,这足以证明这个数字的失真,当日的辩护律师是有过错的。郭成周、廖应昌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细菌战屠害中国人的实证。“据1938年至1944年间留存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华北、西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我方军民死亡人数十万之多,仅浙江省义乌县一个很小的山村,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有386人死亡,其中有19户满门灭绝。”赵焕林等在《罪恶的日本细菌部队》一文中,也对日本投降后其细菌战给中国部分地区带来的后果和伤亡人数做了记载:“长春市内及二道沟子、怀德县、王爷庙等附近也发现了可怕的传染病,大量村民因食用日本留下的米面中毒死亡,仅怀德县大榆树村在1945年8月间,就有40多户村民全部中毒死亡,附近村屯亦有400多人传染病菌后死去。”
三、关于日军使用细菌战地域范围的研究
过去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东三省,因为石井四郎最早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细菌战试剂工厂、人体实验室和靶场。随着各地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调查,使人们逐渐了解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
徐文芳在《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毒气战分布及简介》一文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结束,“由七三一部队为主,联合其他细菌部队的多次‘奈良部队’远征在山海关以南进行细菌配合毒气作战达115个县市之多”,涉及中国15个省。范围之大、面积之广让人震惊。此外,作者还绘制了较为细致的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战分布网络示意图,这对于直观感受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地域分布,感受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大有裨益。"
东北地区仍是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区域之一,如吕晓梅、王刚、孙慧伶等对七三一、一OO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七三一、一OO细菌部队的溃逃与罪证的销毁、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审判及调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人们对东北的两支细菌部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关于其他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关于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研究成果十分丰厚,如陈先初在《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日〕松村高夫的《1941年湖南常德的细菌作战》中都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日本对常德地区实施投放的大量鼠疫细菌的过程和成因。尤其是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常德地区细菌战的研究更为深入。
在王选女士和吴永明先生的大力推动下,江西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和研究在近年来开展起来,如吴永明在《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对日本细菌战谋略的形成,从文化、思想根源和战略目的等方面探讨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原因,尤其是描述了日军细菌部队对江西实施细菌攻击的全过程,详细记述了日军在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的细菌战情况。研究日军对浙江实施的细菌战也取得了喜人成绩,邱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极大地推动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此外,包晓峰在《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一文中,对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进行了探讨,认为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30万以上,死亡超过6万,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关于日军对广东实施细菌攻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频频见于学术著作之中,如谭元亨在《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军曾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所使10万粤港难民死于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把它称为东方奥斯威辛。本书以大量的图片与配文对这次暴行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追诉,以大量的史实对日军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批判,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研究著作。此外,诸学者对日本曾在山西等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章书的《日军在山西也进行过细菌战实验》、张树纯的《石井四郎在山西进行的细菌战实验》等文章中都有详尽的阐述。
日军在山东的细菌部队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据史料记载,从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了36次以上的大规模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许多人都知道哈尔滨曾有一支七三一细菌部队,却不知道山东也有与七三一部队相同性质的细菌部队。揭露侵华日军的罪恶就是为了揭示史实,警示后人。而细菌战和毒气战给山东人民带来的伤害却始终未能得到日方的认可,诉讼和索赔之路仍将十分艰难。
侵华日军为了实施生物战,大量、快速地杀害中国军民,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细菌部队,研制细菌,开展细菌战。其细菌部队名曰“防疫给水部”,除进行细菌战外,还担负着为野战部队供水和预防传染的任务。
侵华日军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满字第七三一部队,头目为石井四郎中将。日军在侵占华北、华中后,又建立了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和华中方面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分别为甲字第一八五五、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第一八五五部队驻北平,下辖13个支部,其中济南和青岛都设有支部,驻泰安的第五十九师团设防疫给水班,配合他们工作的还有日军驻济南陆军医院和济南同仁会防疫所。
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1938年设在济南市经六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纬九路。该部队对内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又名“日军陆军防疫处”,对外称“1875部队”。它隶属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受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研究细菌,制造细菌,并到前线检查饮水供日军饮用,同时撒布研究好的细菌,进行细菌战。部队长先后为柳田、金久保、渡边一夫、冈田,军衔为少佐或大尉。
日军细菌部队配有进行细菌战的特殊设备,像孵卵器、显微镜、培养器械、病源检索器、各种灭菌器、消毒器、野战蒸馏器、解剖器等。他们的一切活动均严格保密: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文体全部改头换面,统统使用“隐词”;工作时,门内加锁,有专人监守,对工作内容一句也不准泄露……
尽管日军细菌部队的人员不多,军衔也不高,但他们个个都是“魔头”,他们进行细菌战所造成的杀伤力,却是常规部队大兵团也不能比拟的。
1941年,济南火车站和王官庄一带发生的霍乱,造成大批居民死去,也是日军细菌部队的“杰作”。
阴谋发动“十八秋鲁西作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大地。同年10月,日军侵入鲁西北。1938年11月15日,日军攻陷聊城,从此,在这一带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殖民统治。
日军自从进驻鲁西之后,其情报部门就一直关注着鲁西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此地区的战略价值非常大,山东的抗日军民始终给日军以极大的威胁。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统帅部决定发动一次细菌战,以缓解日军的压力。这样,实施细菌战一是大量杀害中国抗日军民,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二是检验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用日军细菌战的术语说,是进行“抵制试验”;三是调查中国军民被害的详细情况,检验大规模霍乱杀伤能力,为以后进攻苏联和美国作战时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当时,日军对他制造的病菌所引发的疾病均能救治,但是,数万部队在霍乱盛发区作战,一旦传染开来,后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为此,日军命令部队进入疫区后不吃生食物、饮用水必须经过九八式卫生滤水机过滤除菌、不准在霍乱患者房屋宿营、不准使用疫区厕所,自造地坑式厕所,大小便及时淹埋、反复进行大小便检验演习,以便及时发现霍乱患者。这场阴谋发动前夕,日军所有参战部队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
据日军战犯难波博交待,日军这次作战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1855部队西村英二少将和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部署,59师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具体指挥。
这场代号为“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十八年)的侵略战役中,参战部队有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1875部队),华北方面军航空部队、蒙疆坦克部队、保定陆军医院各一部,第12军军直辖汽车联队、第32师团一部、第59师团3005人,并以第12军3万余人配合。
据介绍,日军侵略者之所以把战役的地点定在鲁西北,除了战略地位重要外,首先是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而不被引起怀疑,让别人会认为是天灾而绝对不会想到是人祸;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此时,他们认为只要再辅以大规模军队的围剿,就能取得胜利。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的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山东盛产的煤、铁、铝矾土等战略物资及山东的农产品也要从津浦铁路运到满州和日本。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据日军战犯竹内丰交待,这次细菌战的细菌,多数是由济南防疫给水支部制造、提供。
竹内丰在济南防疫给水部不仅用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细菌试验,活体解剖,而且从事了“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他亲自参加了三种方法制造伤寒菌,一是从患者静脉中采血进行培养;二是利用胆囊穿刺,利用胆汁进行培养;三是利用患者的粪便进行培养。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用了11名战俘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3次由冈田和木村用汽车运走。
解剖活人制造细菌
据调查显示,日本驻山东细菌部队制造了大量感染力极强、杀伤力极大的细菌,主要有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流行性脑膜炎菌等。这些病菌所引发的疾病,当时我国绝大部分不能医治。
日军战俘竹内丰交代说,在1943年8月,半个月内他所在的部队仅伤寒菌就制造了16.5瓶。每瓶直径40厘米,高五六十厘米。日军战俘林茂美供称,他一个人就生产了90瓶病菌,其中霍乱菌、伤寒菌各30瓶。其杀伤力,以霍乱菌为例,每瓶可直接杀死100人左右,间接传播造成的杀伤人数则可成千逾万。
世界各国用于和平事业的细菌培养、检验,均用豚鼠作活体实验,而侵华日军为了鉴别细菌的感染力和杀伤力,却残酷的用活人作实验。
据林茂美供诉,1943年2月,泰安有两名妇女患了天花,日军细菌部队以为其治病为名注射伤寒菌,结果两天后均告死亡。据记载,从1943年3月到1945年8月,关押于日军济南监狱“新华院”的“犯人”,被日军注射细菌致死者达数百人。
一八七五部队就经常到济南“新华院”战俘集中营索要战俘作实验。在这个集中营设立之前,他们有时也到附近的农村诱骗青年农民老充作“活材料”。
曾在一八七五部队当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于1989年向韩国《中央日报》揭露了日军用中国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的罪行。崔亨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中国山东省省府济南的日本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同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一样,是用人体实验疫菌的部队。他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活人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至少有1000多名中国战俘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
侵华日军细菌战内幕:10万粤港难民命丧杀人工
南石头,是如今广州市海珠区的一条行政街,在上世纪之初,曾是菜田连野,民风平和之地,自1942年,这里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却成为侵华日军在华南负责研施细菌战、番号叫“旧军波字8604部队”的试验场,十多万粤港难民惨死在“细菌杀人工场”。这一惨痛的历史被掩盖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4年才终于昭彰于世。
建国前,位于南石头村东有一座规模宏大而神秘阴森的建筑群,即“南石头惩戒场”。当初国民党政府设立惩戒场的宗旨是“专为收容轻罪人犯及不良少年,实施感化,教以技能,其性质与监狱不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南石头惩戒场就变本加厉地成为当局残酷迫害、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专政场所,曾先后囚禁革命志士20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杀害。
抗日战争初期,沦陷区各地百姓流离失所,形成涌入珠三角的难民潮。香港英军失守之后,大批香港难民加入了这支流亡大军。当时广州当局把原南石头惩戒场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原意是将粤港难民和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集中收容救济。难民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竟然陷入了日军在华南施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试验的魔窟,充当了“活人试验品”,其中也包括南石头本地一些为免饿死而进入的贫苦居民。
199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调查证实,1938年到1945年间,日军1200名专业人员,就是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的地方从事细菌研究和病体解剖等。而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这段历史终于昭彰于世。
“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上十万粤港难民就是在这个地方人间蒸发的,其杀害的人数可能是东北731部队在实验室杀害上万人的10倍,是个杀人工厂!”在华南负责研施细菌战、番号叫“旧军波字8604部队”的组织,是罪恶昭著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731部队”的4个分支机构之一。它1939年在广州组建,对外称为“华南防疫给水部”,除附带负责为日军执行防疫给水任务外,实际工作是进行细菌战研究。它的大本营在广州市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原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大楼内,试验场则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对于人间蒸发的粤港难民,目前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香港在沦陷前有160万人口,这其中包括部分从广州逃到香港避难的广州难民。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香港的日军政厅企图把市民赶出占领区,无法度日的难民约近百万人涌向广州。军方为了保持广州市的治安稳定,不让他们进入广州市,而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施以惨无人遭的细菌战。据幸存者说,遇害者有上十万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参与过细菌武器大屠杀的日军老兵丸山茂在忏悔证词中,才将南石头“细菌杀人工厂”杀人内幕揭露出来的。
丸山茂是日军原8604部队的第一课细菌检索班的兵长班长。因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他于1993年写下了屠杀的证词,1994年寄至中国,1995年转到了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手中。原来,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香港后,大批香港难民被迫返回广州。日军为了稳占广州,不让难民进入广州,而是把他们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由于收容所里人满为患,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口头命令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大批香港及广东本地的难民。深知这个秘密的场守喜伍长又把杀人内幕告诉了丸山茂。
难民在收容所是如何悲惨死去的?据丸山茂的证词,日军波8604部队起先是往水井里投放自己培养的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只吃煮过的食物,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所以投放细菌没有效果。
后来日军又尝试把各种细菌投放到难民早上吃的稀粥里,但因为中国人习惯吃热食,细菌容易被烫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军就向东京军医学校报告,并从那里专程运来了沙门氏菌,在难民营使用。具体的方法是,早餐时先在厨房里把刚刚煮好的热粥停放一会儿,使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然后再把细菌放进粥里,趁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已经投放了细菌的热粥送进难民营,让难民们食用。
沙门氏菌的特点是会造成急性的食物中毒,吃进去后发病很急、很快、很重,死亡率很高。就这样,难民在吃粥的过程后,当天会发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一个老外的调查与呼吁
12月3日,在浙江衢州江山市上余镇敬老院,74岁的农民徐永昌(右一)指着被日军炭疽菌折磨了60多年的伤腿,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皮肤病学教授迈克尔·弗兰茨布劳博士述说感染炭疽菌的往事。
金华:78岁的盛益银小心翼翼地挽起裤脚,露出结了痂的右腿。坐在一旁的迈克尔·弗兰茨布劳俯下身摸了摸,然后从发病的时间、症状到如何得到救治一一询问起来。
2007年12月4日下午3点,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的一户村民家里,这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学临床教授正在给眼前的这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会诊。
弗兰茨布劳是4天前抵达中国的,而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为细菌战而来。2002年3月,他和两位美国专家一起来到中国浙江调查细菌战受害史实,并在调查后写下证言,确认他检查的病人是皮肤炭疽和鼻疽的受害幸存者,元凶就是日本731部队等日军细菌战部队。
此次他计划在浙江金华和衢州两市进行一个星期的田间调查,访问更多细菌战受害者,搜集更多的证据。5年过后,这位81岁高龄的美国医生看上去明显消瘦、苍老了许多。“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们当时得的就是鼻疽。”弗兰茨布劳说:“鼻疽菌对人体组织的破坏作用很大,会导致成片的肌肉腐烂脱落,而且会带来极大的痛苦。”
根据公开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常德、宁波、衢州等地撒放了大量的皮肤炭疽和鼻疽等细菌武器,位于浙赣沿线交通枢纽的金华成了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
当年回到美国后,弗兰茨布劳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详细报告调查结果,并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公开他在中国的调查发现,引起了很大关注,报告内容被收入美国官方、军方和学界的信息库。
而早在1996年,他就向世界医师协会大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要求日本医师协会谴责日军731部队,让他萌发提案念头的是一本揭露731部队罪行书——《死亡工厂》。“这本谢尔顿教授的书让我非常震惊、愤怒。”二战时,弗兰兹布劳在美国空军服役,根本不知道日本有这么大规模、高水平的细菌战部队。
但遗憾的是,他连续11年递交了11次决议案,每次都遭到否决。不过,失望中也有进步。“今年10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医师协会大会上,往年只有我1票赞成,但今年获得8票赞成,尽管还有25票反对。”弗兰兹布劳说,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日本医生。
“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会继续推动决议案的通过。”弗兰兹布劳说:“日军731部队和纳粹医生犯下了同等的罪恶,我绝不能容忍医生用医术犯下谋杀的罪行,而对谋杀者的追诉是无止境的。”
同情弱者也许是弗兰兹布劳与生举来的性格,之前,他已经有过类似的国际义举。从1978年到1992年,他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揭发了因为人种实验而杀害了300个儿童的德国医生汉斯·斯沃林曾是一名纳粹党卫军,并将其逐出了世界医师协会。
基于这个经验,弗兰茨布劳建议中国医学界应该加紧记录日军细菌战的历史。“这是活生生的教材,是纪念历史的最好方式,应该让这些事实写入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受害者的遭遇才会被一代代人记忆下去。”
辽宁
日军进犯包头途中的两起大屠杀
l937年l0月16日,日本侵略军从原绥远省归绥市出发,沿平包铁路向西进犯包头,沿途烧杀抢掠,在萨拉齐县城和公积板村制造了两起大屠杀惨案。16日上午,日军进犯萨拉齐县城。他们挨门窜户搜捕男性青壮年,不问青红皂白,大肆进行屠杀,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惨遭杀害的居民达70人。日军搜捕青壮年,从樊栓女院内抓走4人,从李爰鱼院内抓走13人,从焦喜院内抓走8人,从四马驹院内抓走3人,从肖存才院内抓走2人,从大胳膊院内抓走7人,从街道上抓住零散逃跑的l0多人,都被集中在该县城一座玉皇庙后的大水坑边,枪击刀挑,惨遭杀害。午后,日军西进,城内的百姓组织人到水坑内打捞尸体,共捞出死尸47具。16日下午,西进的日军包围了包头东的一个小村公积板村,先向村内发炮轰炸,继而闯入村内,与在萨拉齐县城的做法一样,大肆搜捕青壮年,只要抓到,不是枪杀,就是刺死。不到1小时,杀害无辜村民41人,并放出狼狗啃食尸体。当晚,全村的50多名青少年妇女有的被强奸、轮奸后杀害。
日军火烧大东洲
日军侵占时期大东洲村有一百三四十户,800多口人,300余亩土地,离抚顺市只有25华里。1932年夏季,抗日救国军李春润所部丁文范、那风久、邢龙久等三支部队在大东洲活动。其中那凤久这支60多人部队在小东洲活动。农历八月初八的中午,日本警备队的13个骑兵由唐少屯进犯大东洲巡逻、侦察。在村长彭香武家吃午饭时,受到来自小东洲的那凤久部队袭击。当天下午3点,盘踞在抚顺市内的日本守备队驾驶三四辆卡车开往大东洲村,在一架飞机掩护下,一进村就朝彭香武家猛扑过去,彭香武慌忙从后窗户跳了出去。日兵一枪打掉了他的帽子,随后追了过去。彭香武躲进了高粱地。正在家门口站着的唐恒普却被日兵一刀挑死。由于日本汽车在小东洲村耽误了点时间,大东洲村民大都逃出了村子。大队日军进村后,一无所得,就点火烧了房子。第二天日军又派来侦探进行侦察。第三天即农历八月初十,日军出动500多人,从唐力屯、郎屯两个方向向大东洲村扑来,包围了整个村子,接着就挨户放火烧房子。不到一天功夫,全村13名无辜百姓被杀,一百三四十户人家520多间房屋被烧得只剩下三栋(11间),所有牲畜烧死的烧死,抢走的抢走,家具全部毁掉,整个村子一片凄惨。
抚顺平项山惨案
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李春润所部对侵占抚顺的日军进行了一次打击。日侵抚当局对这次自卫军进攻抚顺极端恐慌,称这次事件为"抚顺袭击事件"。农历八月十六日晨6时左右,当自卫军全部撤退后不到两小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宪兵队长小川、伪抚顺县公署日本参事官山下、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便在宪兵队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自卫军进攻抚顺路经平顶山,平顶山周围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未来报告,肯定是通匪的。川上便在会议上决定,要将平顶山周围村屯全部杀光烧光。决定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由日本守备队负责,宪兵队作配合,川上亲自到现场任总指挥屠杀地点选在平顶山东山坡,这是一块播种牧草的草坪。它的西面是断崖陡壁,约有二三丈高,北面为奶牛饲养场的刺浅樟子所堵塞,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是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平地,既便于把守,又便于进行集体屠杀。1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分乘四辆大卡车。一车直接进犯平顶山街,其余三车把平顶山全村团团包围,不许进也不许出。进犯平顶山街的日军又分成若干伙,从平顶山北头到南头挨f1挨户地用刺刀逼、皮鞋踢,把村民往屠杀场赶。有一些缠足的老人和老弱病残,因为走的慢,日军士兵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拖着走,有的就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当人们被赶出村,向着被指定地点走去时,日军按照预定计划用汽油将全村的房子全部点着。不到一小时,全村3000多口人除留下因走不动被当场刺死的几具尸体和一个叫马长顺的用被子包身率领全家五口人逃进房后厕所的大*池里得以幸免外,全部被赶到平顶山东山坡,一家挨一家地坐在地上。日军守备队将人群压缩到中心。在人群的南面,日军手端刺刀虎视眈眈地死盯着人群,东面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的带腿的东西。一个日本军官用朝鲜话将人群中二三十个朝鲜人喊了出去后,那带腿的东西上面盖着的红布就揭开了,六挺机关枪由南向北同时疯狂地向人群扫射开来,四面八方的刽子手亦同时向人群开枪。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已经饮弹倒地。片刻之间,血肉横飞。日军所用大多是爆炸性子弹,人们中弹后脑壳进裂、脑汁和鲜血进流。有些人看情形不好想冲出去,但没跑几步就被机枪射倒。大屠杀继续了一小时后,被围困在草坪上的人们便全部倒在血泊里。刽子手们以为村民们已全部死亡,便集合上了车。往回走时,又发现尸横遍地的人堆里仍有人在呻吟、蠕动,于是他们又重下车来进行了第二次屠杀。这次不是用机枪,而是用刺刀。不管是死是活他们从北往南在死尸堆里挨个刺。一刀下去没有反应,就证明已经死了,有反应的就刺第二刀、第三刀直至刺死为止。有的刽子手为了取乐,专挑妇女的**,刺破孕妇的肚子,把婴儿甩向半空。经过这遍刺刀的"复查",再能保住性命的就极少了。剩下没有死的幸存者是压在死人堆底下没被刺刀刺透的。大屠杀直至傍晚,历时三个多小时。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又雇了一帮朝鲜浪人按原定计划销毁罪证。这帮朝鲜浪人用火钩或大钩子,把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底下,探起来,其中还有一些没有断气的,有的还能说话,是断了腿或受了重伤爬不动,也同死人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崩,掩埋烧剩的骨头和尸体。凶手们还根据既定计划,连日到离平顶山约五华里的干金堡烧杀。幸而有了平顶山的前车之鉴,千金堡人闻风日军要来,就纷纷躲避。日军又改变了作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前后一共杀害40多人,烧了1000多栋平房。同平顶山一样,经过这次烧杀,干金堡剩下的也只是一片瓦砾了。
日军火烧抚顺于家沟
于家沟是抚顺清原西南25公里外所属敖家下乡的一个偏辟农村。l933年农历腊月十三侵占清原的日本守备队突然进犯于家沟,从沟外往沟里逐户烧房子。这时大多数农民都在外面干活,看到冒烟,纷纷跑回来救火。日兵端着刺刀,不准百姓近前。就这样,于家沟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烧光,所有粮食、衣服、被褥、箱子、家具等等都被付之一炬。农民于占水因为有病没有爬出来,被活活烧死。高某家一位妇女,生小孩才七天,因房子被烧,家人只好把产妇和婴儿抬到山窝里。寒冬腊月,健康人都难以在山上过夜,何况刚生小孩才七天的妇女,好容易熬过一夜,第二天,他家里人把她抬到亲戚家里,不几天这位产妇便重病身亡。这暴行造成几十户人无家可归。邵宝林当时七八岁,跟着他的岁的爷爷过日子,因无亲可投,无友可靠,就搬到四面透风、缺门少窗的关帝庙里,住在关公泥像后边,用草盖在身上,爷俩缩在一起,冻的直打哆嗦。由于粮食烧光了,又没有吃的,只好沿街乞讨。要饭的人太多,家家户户都缺粮,一天就是残渣剩饭,也要不上一顿饱饭,爷爷不到一个月就冻饿而死。老吕家六口人,父亲饿死了,5岁、3岁两个弟弟因为吃榆树皮吃磨碎的包米芯,大便干燥,便不下来,不到一个月也死去了。农民赵××的两个小孩因为没粮食吃,只好用野菜充饥,结果全身浮肿,最后肿的把肉皮都张开,不几天也死去了。就这样有上百口人被日军逼迫到敖家卜。敖家卜仅有四五户人家,分散在沟沟岔岔的房子都烧光了,冬天又不能盖房子,人们只好挤在这几间房子里,炕上地下都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于是疫病又蔓延开来,病死了50多入,庙西沟住的五六家,死的人都没人去抬。
朝阳南营子惨案
1934年5月,一支日军骑兵队30多人,在朝阳县羊山以西被抗日武装截击,有七名日军溃逃到南营子,民众武装上前堵截没让进村,因此埋下了日军欲屠杀南营子人的导火线。5月中旬,又一支日军行至该县黑牛营子附近,被抗日义勇军和联庄会武装力量截击。日军误认为两次被截击都是南营子村民所为,因而恼羞成怒,加紧策划屠杀南营子村民。1934年5月19日午,从朝阳城开来一辆满载全副武装日军的军车。车停到南营子村北,日军下车就用大炮向南营子村猛烈轰击,村民们纷纷向西山和东河套方向逃命。这时,又飞来一架日机,开始是在南营子村上空盘旋侦察,发现村民逃跑的目标后,立即用机关炮扫射。在狂轰滥炸中,日军官兵闯进村里,挨门逐户地搜捕抓人。在飞机的侦察指引下,日军又向西山方向追捕村民。不管是逃进沟、洞里的,或隐蔽在林中、山石后的人,一旦被日军搜查出来,均被砍死或挑死。谢云奎一家九口人,听到村中炮弹一炸,都朝西山跑。其儿谢硬生年轻力壮,最早跑上山顶。回头一看,日军正在残杀自己的父母,他又跑下山,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谢一家人有七口被杀,只有兄弟二人逃生。不到3小时,南营子村民上至七旬老人,下到5岁儿童,共被日军杀死27人,烧毁民房400多间。该村的一条后街,烧得只剩下八旬老人王三老爷子一户。大火着了好几天,逃出的村民爬在山岗上看着,痛心疾首,不敢回村。直到火熄后,外逃村民才回到村里,但家园已成一片瓦砾。
铁岭城内的日军狼狗圈
日本侵略者为镇压辽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对不屈服的抗日军民动用了残酷的刑罚,其中最残忍的一项是用活人喂狼狗。当时驻辽宁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就设有狼狗圈。日军在几丈高的铁栅栏里放养着一群狼狗,平时不喂饲料,等狼狗饿了眼自相撕咬时,再将抗日志士和他们认为是"反满抗日"的无辜百姓用打水式的桔槔绑在木杆的一头,吊起后旋转桔槔,放到狼狗圈内狼狗能咬到人的上身的高度。饿极的狼狗蜂拥而上,被害者的惨叫声撕心裂胆。转眼间,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血肉皆无,只剩下一具残缺不全的白骨。辽宁中央地区民众抗日自卫军参谋长白朴林、自卫军领导人白子峰的次子白朴珍、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第一队队长王邦亚、郑子营部铁岭民团的周连长兄弟俩,就是在被用过酷刑之后,又这样被投入狼狗圈杀害的。他们只是死在狼狗圈内的无数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中的几例。
日军在北票炭矿制造的"万人坑"
1933年日军侵占今辽宁北票以后,日伪在这里成立了满洲炭矿公司,下辖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13年内,日军采用"人肉开采"等法西斯手段,从这里夺走优质煤l0518605吨。而招骗的56530多劳工中,有31200人却被日军折磨而死(不包括伤残者及 其家属),占劳工总人数的55.4%。即平均生产337吨煤就有一名劳工丧生。侵华日军运走的是乌黑的炼焦煤,留在炭矿山上的却是累累白骨。当年曾在台吉一井机电班当童工的赵福瑞回忆:当时日军抓来的劳工,一进矿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军和大柜把头,入矿就给劳工照相、按指纹、编号、造册,然后就赶进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门口有岗哨,八面露风的大筒子房"报国家"、"协和寮"或工房内。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对面大炕上,铺的是席头,枕的是砖头。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糠皮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窝窝头。穿的是麻袋片,或水泥袋子纸。冬天,冻的睡不着觉,出了工房就赶快往矿井里跑,好避避风寒。就是在这种悲惨生活折磨下的劳工,日军却强制他们开展"采炭报国"运动,推行"人肉开采"政策,规定劳工每人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的不开工资,并逼着劳工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活。被打死的、饿死的、累死的劳工天天不断。由于日军推行掠夺式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强制劳工冒险作业,所以人为的恶性伤亡事故在井下经常发生,重大的冒顶、片帮、跑车、透水、瓦斯爆炸事故接连不断。
据资料记载和幸存劳工回忆,自1933年到1945年间,北票炭矿共发生22起重大伤亡事故,死亡劳工共485人,伤者和致残者不计其数。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者占七次,最多者二次死150人。瓦斯爆炸为12次。1942年6月15日,台吉井下大五片工作面瓦斯超限,日军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威逼着劳工放炮,结果引起了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劳工和家属闻讯向井口跑去救亲人,而日军和矿警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强行阻拦,不准人们接近矿井,并嚎叫着:"要井不要人!"为了保住矿井,便采取了惨绝人寰的封井措施,军警用枪逼着井上的劳工,搬砖、和泥封死了这座井,终于使150多名劳工活活憋死在矿井中。这种恶性死亡重大事故,屡见不鲜。由于劳工所享受的是非人生活条件,所以累死、打死、病死、冻死、冤死的更是无计其数。1942年春,从河北省抓来140多名劳工,住在大筒房里。因煤气中毒,多数人被熏死,活下来只剩27人。
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在l941年的大年三十,从"报国家"里一次就拉出48具尸体,其中从河南开封抓来的27名劳工就死了20名。由于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矿工被折磨得腰折骨断、病弱伤残,日军认为从这样的劳工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了,就将他们一个十个地送进"隔离所"。而"隔离所"事实上就是"停尸房"。劳工们愤怒地说:"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个不能活"。到1943年,垂死挣扎的日军更加残害劳工。他们借口防止什么瘟疫流行,把许多病残活着的劳工推进大坑里活埋,或扔进浓烟滚滚的火坑里烧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烧人场"。日军和大柜把头们经常随意将劳工打断腿,踢断腰,敲漏了脑袋,装进麻袋摔死,用车撞死,用刑具致死的更是无法统计。最初,劳工死了还能用一个薄板棺材收尸,一个棺材一坑埋。后来,改用席子卷尸。由于劳工死的太多了,最后席子也不给了,干脆用黄土盖脸,一尸一坑埋葬。没几年时间,在北票南山、城子地、台吉南山、三宝窑沟出现了大片的坟地。后因占地过多,冬天又难挖坑,日军又命令将死尸弃于荒山沟壑。惨死的劳工多了,又在窑沟、台吉、南山等地利用天然大沟,在沟墒处用木板做墙,截断出口,造成巨大的深坑埋尸。日久天长,尸骨累累,就成了人们所称的"万人坑"了。"万人坑"在北票炭矿共有五处,其中比较大的是城子地"万人坑"和台吉"万人坑"。l969年北票矿务局曾组织人挖掘了台吉南山的"万人坑",仅在1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挖出来6500多具尸骨。在建"万人坑"展览馆时,挖到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大坑,就埋了240多具尸骨。埋法是:四至六人一颠一倒地装在一个木笼里,一米多深的坑子埋了二至五层,这就是"人窖"型尸骨。在这些遗骨中,有头颅上被打窟窿的,有下肢被打断的,有上肢被铁丝子捆着的,有戴着刑具脚镣子的,有臀部翘起头已探出坑外的,看来是活埋后挣扎往外爬的。仅l943年冬天,南山"万人坑"就扔进了700多具死难劳工的尸体。
北票炭矿细菌杀人试验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竟惨无人道地把中国活人称为"木头",进行细菌杀人试验,害死了无数的和平房民,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种特殊手段。据北票炭矿台吉医院验医生、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1941年冬和1942年春,他两次参与了日本军医、台吉医院院长扳本用健康矿工作的细菌杀人试验。被试验的10几名工人,最后致死致残。第一次试验是在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进行的。"建国寮"四周围着电网,由日本兵把守。住在这里的矿工全是外地抓来的。这次被作试验的"木头",就是从"建国寮"里抓出来的l0几名"特殊工人"。他们被脱光衣服,只留着裤头,有的绑在柱子上,有的捆在床上。门口有四个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坂本带着日本护士,同张绍恩一起给这10几名矿工每人注射了5cc患伤寒病人的血。事后,一连好多天,坂本每天早晚两次亲自去观察室观察"木头"的病情变化。几天后,他还将一名致死的矿工抬到手术床上,在张绍恩的配合下偷偷地切下了死尸肝脏组织的切片,放在配好的溶液中试验。坂本嘱咐张绍恩:"这个事与谁也不能说"。第二年春天,在台吉医院门诊室又作了第二次细菌杀人试验。这次是坂本运用欺骗手法进行的:先找来四名有外伤的健康矿工,坂本对他们说:"用一种新的疗法给你们治疗,是特别有效的。"然后,由张绍恩从两名患回归热病症的人身上,各抽出l0CC的血,又分别给那四个健康工人注射上,并留在观察室观察。三四天后,被作试验的人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高烧到40℃以上。这时,又作血涂片检查。第五天,又从那四个人身上取一小块肌肉组织作化验,验证已经有了症状变化,报告给院长坂本:"成功了。"坂本兴奋地对张绍恩和日本护士们说:"这是危险的试验,被作试验的人大部分是要死了死了的"。这正是日本侵略者不动刀枪对中国人民进行的屠杀。
河南
安阳大院街惨案
1937年11月4日黎明,日军某部以猛烈炮火进攻安阳城。在小西门先以坦克和大炮摧坏吊桥,接着炮轰以土麻袋堵着的城门。守城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二军经战斗不支,遂从南门撤退。战前,城内居民为防日机轰炸,不少人躲避于城墙下的猫耳洞里。日军进城后,躲在这里的群众遭了大劫。有的被当场捅死,有的被赶到大院街西营坑北沿的一片空地上进行集体屠杀。西营坑里堆满了尸体,坑水被鲜血染红。日军在城内以搜查中国军人为名,见成年男人就杀,有的被捅死在路边。日军从城内各处抓了许多老百姓,齐集在大院街口,架起机枪,正准备进行屠杀,忽一名穿朝鲜服的翻译到日军军官面前咕噜了几句,而后向被抓群众喊话说:妇女儿童都回家,男人跟我去搬东西。此时有的成年男人想跟着家人走,刚一移步,就立即被日军阻拦。最后留下成年男子约50人,将他们带到一家石灰铺前,令其排成半圆形队列,然后一个一个拖进去砍杀,石灰铺内一次又一次地传出疹人的惨叫声,在这里共杀死49人,鲜血溢出店门。日军在大院街屠戮无辜百姓数以百计。
郑州惨案
1938年2月14日,日机15架,从安阳起飞,分三批轰炸郑州。这天,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上午10时左右,市民们正兴高采烈地在大街上耍旱船、玩龙灯、踩高跷时,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颗颗炸弹倾泻在火车站及其附近的商业区。顿时车辆、路轨、站台,被炸得东倒西歪,坑坑洼洼。平汉、陇海两铁路运输因而中断,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西端和一马路一带,是最繁华的地段,饭店、旅馆林立,人口密集、落弹尤多。华阳春饭店为五层高楼,上层为旅馆,下层为澡塘和饭店,全被炸毁,住客和职工除两人幸存外,均死于非命。华安饭店、五洲旅馆,成为一片焦土,四层楼的花园饭店,从屋顶塌到地上。当日被炸死、炸伤百姓500余人,无头、断肢的死者,布满街头,三天时间,才将尸体清理完毕。另外南学街、书院街、顺城街等处,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市民多有死伤。
濮阳曹锁城惨案
1938年3月,我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从冀南撤退到黄河北岸,其中一个旅约3000余人驻守在濮阳县曹锁城村一带。3月8日,日军约2000人直扑曹锁城等村,围剿二十九军。经激战,日军受挫。翌日,二十九军南撤。日军遂对曹锁城一带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共杀死无辜村民268人,烧毁民房792间。曹锁城村当时共有62户,224人,竟有118人被杀害,占全村总人口的47.6%;被烧房屋220间,占全村房屋的61%。被杀绝的11户计43人。农民乔殿选全家7口人尽被杀死。青年妇女宋冷带着4岁的儿子藏在家里,8个日军闯进她家中轮奸了她,又放火把房子点着,她和4岁的儿子被活活烧死。23岁的曹清臣藏在家中,被一个日军抓住就用刺刀挑,因曹清臣身强力壮,把日军摔倒在地上,滚打时一群日军蜂拥而来,把曹清臣拉到村头绑在一棵大树上,将心扒出又大卸八块。28岁的乔殿臣被杀死在大街上,其妻怀抱一个两岁的儿子,手扯一个5岁的儿子,被5个日军轮奸后,三人都被扔进大火里活活烧死。年仅18岁的未婚女青年乔玉银,被16个日军轮奸后又将刺刀从**插入肚内惨死。农民乔殿荣之母年已60多岁,手扯10岁的孙子乔国中,被日军抓住甩进了大火里活活烧死。曹锁城村农民曹石刽和曹雷增二人迷信会道门,成立了一个"猪哼会",说什么日军来了我把白旗插在门上,他们就不进门了。而日军进村时有47名群众信以为真,藏到了曹雷增家南屋里,结果日军发现了,把屋门锁上,放起火来,这47人全被烧死。
新乡东关惨案
1938年3月16日夜,新乡的抗日武装袭击新乡县宋王庄南头岳飞庙内的日军哨所,县城里的日军得知后,向县城东南方台头、杨村一带猛轰排炮,并出动人马到饮马口、宋王庄、东关一带"清乡"。在东关,刘长大的弟弟因开门慢了,被劈死在门口。路北关爷阁上住一穷汉范鹤妞,也被劈死。日军又把抓来的200多名老百姓,关在岳飞庙西隔壁的祖师庙内,强令人们跪下,用枪托向跪着的人头上、身上乱打,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吕宝华头被打破后死亡。天亮时,一日军军官到庙内人群中巡视一圈,见李陵西老人穿着破军装(李系一穷人,拾了军队扔掉的破军装御寒),即把他拉出去绑在树上,让几只狼狗把他全身上下连衣带肉撕得稀烂。李喊叫得不成人声,又被当胸一刀捅死。日军还把一位年过花甲的侯姓老人和一名叫良贵的青年砍死在门外。
滑县陈营惨案
1938年春,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五六百人侵占了滑县道口。4月7日夜,滁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率所部进驻附近的陈营。8日黎明,日军派4名士兵外出侦察,被丁部岗哨发现,用手榴弹炸伤2名:日军知陈营驻有丁部,遂发起攻击,经激战,丁部撤退。下午,日军进村,张秋成一家6口躲起来被发现,日军将秋成及其父捆绑起来,其母上前拖拉,被日军砍断两条胳膊,倒在血泊中,10岁的儿子扶侍奶奶,被日军惨杀。奶奶怒骂几声,被用刺刀挑起嘴巴,当场致死。张书荣一家11口人藏在一个屋里,日军发现后,先向屋内扔手榴弹,多人被炸伤,后全家人被逼到院内,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全被日军用机枪射死。日军抓住张连石、张立现叔侄两人被捆在梨树上,用棍棒、皮鞭活活打死。日军把挨户搜查出来的44名群众驱赶到村东头,推进一个七八尺深、方圆不足一丈大的靛池坑内,众人横七竖八,哭喊一片。日军先用枪打、手榴弹炸,然后压上一扇大门,推上一辆大车,浇上汽油,纵火焚烧,除6岁的张保德幸存外,其余被烧得尸身难分。日军至9日下午离去,共杀村民126人,12户被杀绝,烧毁房屋724间,烧死牲畜80余头。后来,村民把张起场全家5口被日军杀害之街定名为"血债街"。
驻马店惨案
1938年5月20日,日机18架从蚌埠起飞,上午约11时许飞临驻马店上空,编成6个小分队,先由东向西北飞行,然后折回向长寿街、自由街、洋街、北大街、菜市街俯冲扫射、投弹,如此袭击轮番进行了4次。群众在恐慌中纷纷奔逃,因人多,寨门小,从寨门出走不及的群众,有的翻越寨墙,跌伤腿足;有的泅渡寨壕时沉于水底。当时弹落如雨,烟尘冲天,弹片、血肉、瓦砾、草木、土块等横飞。呻吟声、呼叫声混成一片,全镇沉沦在毁灭性大屠杀中。日机飞去后,从西南寨门到火车站、北大街、菜市街南段的房屋荡然无存,仅洋街尚存一间倾斜欲倒的小楼。洋街及其毗邻的自由街、长寿街,全部变成废墟,街上尸体横卧,其状惨不忍睹。洋街南头一处堆有尸体100多具,菜市街南头菜场,有100多人被炸死。近郊西留庄一棵大橡树下聚集的100余名避难群众也全被炸死,其中一孕妇的胎儿被炸出腹外,飞迸十几步远。该村的一个防空洞被炸塌,其中有一家9口人全被闷死,长寿街江忠清的老母与邻居10人,躲在一个简易地洞里,地洞震塌,她(他)们被炸成一堆肉泥。洋街胡永茂金店,被炸成一个大弹坑,家人及伙计近20人被炸得无尸可寻;该店附近居民,被炸死100多人,死者的血肉,残腿、断臂、发辫和沾满血迹的衣片,贴挂在断壁残垣和树干上。据统计,日机此次空袭驻马店,共炸死居民1500余人,毁房3000余间。时隔一天,18架日机再次轰炸驻马店近郊农村,设在那里的火药库、油库中弹起火,熊熊大火染红了半边天,土石横飞。段庄被淹没在火海里,房屋全部化为灰烬,躲在防空洞内的100多个村民,因洞被炸塌,一同遇难。段庄从此从大地上被抹掉了。
开封王和寨惨案
1938年5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河野联队的一个支队500余人,沿陇海铁路进至罗王车站附近,该站驻扎着我军的一个骑兵营。5月25日日军与守军接火,双方激战3日,互有伤亡,日军未攻占罗王车站,分批推押人进侧院的骚乱中,伺机钻进西厢房,蹬门板攀附于二梁之上,方幸免于难。
信阳北土门惨案
1938年8月下日,日军侵入信阳县北土门一带,见人就杀,见房点火,枪炮声、烧房声、惨叫声,骇人听闻。东村、西村一夜之间焚为灰烬;村前村后,院内房中,遍布尸体。有的五脏迸出,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全身烧焦,其状甚惨。土门店的曾广顺,王金南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凶残的日军将他们拉出,用刺刀对其胸腹,迅猛一挑,顿时一声惨叫,老人们五脏迸出,血流满地,都倒在血泊中死去,还有20多人被赶到菜地集体枪杀,14岁少年曾昭林被从马槽里搜出,破腹杀死。8月19日拂晓,日军又侵入十八里河一线的拱桥村,遭我军阻击,日军即猛攻石子岗至蛤模岗一线的我军防地,交火至夜半,我军退去。沿河北山脚下;溜山边地里,横尸遍地,河中浮起的死尸漂到一株歪柳树下,积尸塞流。
豫北沙区"四·一二"惨案
沙区,是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故道的俗称,其中心在淄阳以西、内黄以南、滑县以北、卫河以东方圆50里左右的沙窝地区;这里地瘠人稀,沙丘起伏,灌木枣林丛生,交通闭塞,抗战爆发后,从平津地区南下的日军,于1937年底至1938年初侵占了这一地区。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的帮助下,于1941年1月,在沙区腹地内黄县的张固村成立冀鲁豫区行政主任公署1941年4月初,日军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等8000余人。加上伪军共约万余人,配有大炮20余门,汽车、坦克120辆,飞机数架,分别密集于沙区附近的五陵集、白道口、滁阳、内黄等地,对沙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4月12日,日、伪军四面出动,分进合击,向根据地中心的井店、六河、任河、千口一带进行大"扫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5、16两日,万余名日伪军队"反复合击"搜索沙区10余次,企图消灭我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4月14日,日军在千口逼迫几百名群众挖掘土坑,将群众赶入坑内,向坑内浇油点火,然后用机枪扫射。在杨固村,日军把从土镇、桑村、城布等地搜捕到的900多名群众,集合在一个空场上,进行枪杀,300多人倒在血泊中,未死的群众被捆住手脚,分别投入村内的六口水井中,待人体堆到井口,用石头、碾盘压在上面,往井中浇开水,再用土把井口封死。在南丈堡村,日军将20多名群众赶到一间房子内,点起烈火烧死。在夹河村,日军一连刺死6位村民,一个70多岁的老妇,被砍成八块,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被割耳、挖眼、剖腹后五脏扔到大街上。在城布村,日军将20多名青年妇女的衣服剥光进行各种污辱,最后一阵机枪扫射,全部杀死。
在东张堡、土镇等村,不少婴儿被活活撕成两半,有3个小孩被投入烈火,一个4岁的女孩被活剥了皮,挂在村头的大树上。在合庄,日军把7个百姓套在大车上,像牛马一样,在村内大街上驱赶奔跑,最后用刺刀捅死。日军在沙区肆虐3天,被害群众2307人,失踪263人,受伤186人,53户被杀绝。仅甫丈堡、大堤口、余庄、东丈堡、薛村、破车口、袁六村、温邢固8个村,受害者就达737人。日军还从各地征调数以百计的大车,将沙区各村各户所有的粮食、大枣、花生、猪、羊、鸡、鸭以及家具等悉数抢掠一空,拉不走者连同房屋统统付之一炬。全沙区被烧毁141个村,其中80个村变成焦土。仅内黄一县,就被烧毁房屋2万余间,抢走粮食6万余担,大小牲畜446头,大车195辆。沙区被砍伐枣树约5万株以上,昔日绵延几十里的茂密枣林残留无几。百里沙区劫后尸体纵横,一片残垣焦土凄惨荒凉。
郑州黄河桥头惨案
1941年10月2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从黄河北经黄河铁桥渡河南犯。时在邮山头任保长的王本立,为讨好日军,强迫10个农民抬着放有糕点、大枣和柿饼等食品的大桌,在王寨沟口迎接。日军疑食品中有毒,用机枪将10人全部杀死,接着到各村烧杀奸淫,孟河村霍马狗一家4口人,躲在玉米杆堆里,日军先用机枪扫射,再泼上汽油点燃,3口人被烧死。日军闯进贾七斤家时,其母、妻、姐和4个儿女在屋里未出来,被用刺刀逐个挑死。日军一进王和妮家大门,就向鸡窝里抓鸡蛋,其怀孕8个月的妻子稍加阻拦,便被拖到大街上扒去衣服,用铁丝穿锁骨吊在树上,开膛破肚,其母、其子哭着上前求救,也被杀害,其父被先砍去两腿再剁去双臂最后砍头。一天时间,日军在黄河桥南、邱山脚下的村庄里,杀人170余口,烧房1200多间。赶走村民170O多人,并在此筑工事拉电网,从此时起到日军投降时止,这一带成了"无人区"。
安徽
郎溪城血案
1937年12月3日,日军猪木清太部入侵安徽郎溪县,沿途村庄民房被其烧毁2400多间,屠杀民众不计其数。日军进入郎溪城后纵火三天,城内除潘氏祠后进、城隍庙、观音庵、东岳庙、火神庙、关帝庙、财神庙、天主堂、宋氏宗祠及东、西街两处棺材店等十余处未烧外,余皆被焚烧殆尽,城内八大粮行几十万斤存粮也被焚为灰烬。日军除纵火外,更兼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日军退出后,善后委员会组织掩埋尸体,统计竟达600余具,其中有妇女赤身裸体死于道旁的,头颅挂在树上的,触目惊心。
1938年3月22日,日军再次侵入郎溪县城,二日后退出。日军撤走后,县长曹树钧指派民夫清理街道,抬出被害者尸体470多具,被烧为灰烬或压入断垣瓦砾之间者难以计数。
1939年3月4日,日军第三次入侵郎溪,入城一日即退出,枪杀群众10余人。
1940年10月13日,日军第四次入侵郎溪,占领县城一日,枪杀群众数十人。
1941年12月20日,日军第五次进攻郎溪城,来不及转移的群众都躲在教堂的地下室里,日军进城后,见教堂的地下室有人,即在地下室洞口架起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投掷手榴弹。西班牙籍的费神甫爬出洞口呼喊时,被日军击中7枪而死;此次在教堂地下室被日军打死的群众有250多人。日军入城一日后退出。
1943年10月15日,日军阿部正雄部队4个联队再度入侵郎溪,并将其据点设于郎溪城的南门村,以少尉军官家本泰三率领一个排驻守。为建筑据点,日军将全村300多户全部赶走,并杀死30多人。其中有3位70多岁的老太大是被先奸后杀的;有一姓李的老头和一位老大太,是被绑在一起,吊在门上放火烧死的;42岁的王荣喜被日军砍下头来,又被开膛剖肚,再吊在树上。
芜湖大屠杀
1937年12月9日,日军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进至芜湖郊区。10日,由于国民党军队早已撤离,日军未遇抵抗便进入芜湖市。日军在进军途中,大肆烧杀淫掠。在城郊公路沿线,日军四出搜索粮食,稍不遂意,便放火烧房。北乡姚左、陶阳铺、土桥等村,南乡钱屋基、杨屋基、缪家庄等村,民房被焚烧殆尽。日军还残杀无辜,特别是江浙一带逃来的难民,大都被集体屠杀。仅十里牌一户农民家中,就有20多个难民被杀。日军还以杀人取乐,他们或把人当活靶子射击,或把人抛人石灰池中呛死,或让狼狗把人活活咬死。日本骑兵把四山乡永含村兴隆街的曹邦连倒挂双脚,拖在马后,然后打马狂奔十多里,到大桥乡时曹只剩下几根骨头。日军几乎见到妇女就要施暴,有的妇女被奸后还惨遭杀害。日军经过的村庄,农民的粮食和禽畜,均被掳掠一空,甚至连农民的衣被也不放过,单是北乡陈桥村、大胡村就被掠去棉被100多条。日军进入市区后,更加疯狂地烧杀奸淫。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放火烧房,商业中心十里长街、华盛街、接官厅一带,被焚之后,瓦砾遍地。日军到处搜索杀人,萧家巷姓韩的大屋内躲着60多人,日军发现后,把他们全部杀死,其中孙姓、翟姓、张姓的3位妇女被轮奸后杀死,日军残害妇女的兽行,更令人发指,有的妇女被绑在门板上奸污,有的妇女被逼裸体在火中跳舞,还有几个妇女被脱光衣服,双手反绑,头发全部集中绑在树上,日军发泄完兽欲后,把她们全部刺死。当时芜湖城内城外,火光四起,尸横遍地。据当时美国教会学校--芜湖萃文中学的校长、美籍爱尔兰人华尔敦的不完全统计,仅市内倒卧街巷的尸体就有2500多具
日机轰炸合肥惨案
1937年12月,日军开始经常派轰炸机空袭合肥,给合肥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1938年3月28日,日军5架飞机在合肥东至坝上街,西至三孝口,南起官盐巷,北至义仓巷的范围内,投下100多枚炸弹,一时火光四起,哭叫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四牌楼、十字街以东,火海一片,直烧至次日晨方熄,被毁房屋千余间。被炸死炸伤者中,有的是全家遇难。九狮河的丁守榜父子被炸死,12岁的女儿丁先桂被炸掉一条腿,成为终身残废;北油坊一家4口被炸死后尸体烧成灰。敌轰炸机猛轰滥炸达一个多小时,刚刚离去,敌侦察机又临空低飞盘旋,不时以机枪扫射。这次有200余人死难。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的半年内,日军飞机轰炸合肥达40余次,居民被炸死的达300余人,被炸伤致残的达100余人,无数房屋被炸倒塌、烧毁。
蚌埠韩郢血案
韩郢是蚌埠市东南郊靠近凤阳县境的一个小村庄。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占领了嘉山县后,开始沿津浦线北上,到达凤阳和蚌埠一带。韩郢距凤阳县城只有一二十华里,进攻凤阳的日军常来骚扰,所以虽然已近春节,村民们都逃往外乡避难,全村只留下4位行走不便的老人。1月29日,日军进村搜掠粮食,因一无所获,竟将4位老人刺死,并放火焚村。1月30日是农历除夕,一些村民认为日军不会再来了,于是陆续回到韩郢,准备安葬惨死的4位老人,修整被烧的房屋。不料凶残狡诈的日军突然再次进村,把返村的村民一家家集中,架起机枪,集体屠杀。全村被杀的有廖姓、韩姓、黄姓、王姓、梅姓村民50多人。其中廖多文一家13口人,包括他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全部被杀。
凤阳大惨案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凤阳县城,城内群众逃走一空。2月2日,日军贴出"安民"告示,欺骗群众回城,致使许多逃难百姓上当受骗,陆续回城。2月5日,日军突然关闭城门,对城内居民进行疯狂屠杀。一次就杀害男女老幼达数百人。不少妇女少至十一二岁,老至六七十岁,被日军奸污和蹂躏。有的怀孕妇女被奸污后,日军还用刺刀挑出其腹中胎儿,寻欢作乐。有的妇女被奸污后,被强迫留在日军的"慰安所"继续遭蹂躏,稍加反抗,就被残杀。日军入侵凤阳仅5天的时间,就杀害无辜百姓5000人之多,烧毁房屋4000多间。1938年5月3日夜,新四军进城收缴日军一部分枪支弹药,并抓获2名汉奸,救出了被日军强索来的几名妇女。4日,日军在城内进行疯狂的报复,企图把城里仅有的几百名居民全部杀光。百姓闻讯纷纷逃跑,未跑走的124名群众被日军抓住,押往小南门一片空地上全部被杀害。1938年5月8日,日军以城内百姓勾结"山贼造反"为借口,杀害四眼井、三眼井一带无辜群众80多人。之后,又在西门内城墙下用机枪扫射,杀死群众50多人。青年妇女为避免污辱,多半投井或跳沟、投河自杀。四眼井内面积较宽,深度达十余丈,平时供城内大半人口吃用水,被妇女的尸体填满了。其它沟河也填平不少,数量之大,无法统计。求死不得的妇女,一旦被发现,绝难幸免。日军强奸妇女时,不分昼夜和场合,而且还强迫受害者的家人跪在一旁观看,只要发现脸上流露不满和怒容,就将被强奸的妇女和其家人全部杀死。一些群众逃到天主教堂避难,日军就放火焚烧教堂,并对逃难群众进行闭门屠杀。日军在周家瓦房、曹家店等地屠杀军民2000人以上。之后,又到卸甲店一带搜山,把当地的游击队和难民逼至山口后,架起机枪扫射,杀害无辜百姓达3000人以上。
合肥大屠杀
1938年5月14日晨,日军在12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合肥德胜门、小南门侵入城内。居民惊起,分别向西、向北方向奔逃,日军则尾随追击。霎时间合肥的街巷血肉飞溅,横尸遍地。北门被杀者更多更惨,城外有座石桥,是出北门的必经之道,桥面狭窄,难民蜂拥过桥,把桥面挤得水泄不通,此时日军竟以机枪扫射,结果桥上死尸枕藉,桥下填满尸体,河水为之断流。次日起,日军又在全城挨家挨户搜捕,将无辜平民逮到苗圃、卫衙大关等地集体屠杀。数日之内,死于日军刀枪之下的有5000余人,占当年在城人数的一半以上。日军占领合肥后,即对城区进行毁灭性的大破坏,将大、小东门外,北门外和大西门外的所有房屋放火焚烧,大火燃烧数日。日军还炸掉了当时合肥最高建筑物四牌楼。日军在烧、杀、抢的同时,还大肆奸**女。在遭日军奸污的妇女中,有老有少,有病有残,甚至连11岁小尼姑也难以幸兔:有的妇女被奸污后羞忿自杀,有的死于日军刺刀之下。劫之后,尸骨成堆,一片焦土。
淮北牛眠村大屠杀
1938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夜晚,从宿州方向经滩溪口,瓦子口一线,企图从南面包抄萧县、徐州的3000多名日军,与从徐州方向的驻扎在张二庄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一个团发生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战后,国民党残部沿段大庄、牛眠村、新河一线逃向徐州。日军追至徐州返回后,就对牛眠村一带百姓施行报复性大屠杀。4月23日,日军拥进麦眠村,在村口及附近村庄抓来大批百姓,先叫他们挖6个大坑,坑挖好后日军就用刺刀把他们刺死推倒在坑里,再叫另一批人埋好后,又把这一批人杀死推倒坑内,就这样周而复始轮番杀害了约600人。日军在牛眠村东湖埋了120人,在村西杨树林活埋了100余人。同时日军把抓来的村民分别关入几间草房内,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戳死,然后又在草房上浇上汽油焚烧,400多人中只有刘成金一人幸存。村民王其昌的儿子、张庄和的儿子被抓住后打倒在地,日军用一只脚踏着一条腿,两只手抓住另一条腿,将2个孩子活活一撕两半。日军还把村民王恒大夫妇压在一起,从上面一刀戳死。郑正升等3位老人缚在一起,一刀穿三。日军还抓来一批青年妇女,任意糟蹋,2名妇女被日军轮奸后,被剖肚折磨至死。一名18岁的女子,被日军轮奸后把一根木棍从生殖器插到小肚子活活戳死。日军在牛眠村前后两天杀害老百姓1780人,11户被杀绝,100多名妇女被奸污,15间房屋被烧,家禽和粮食被抢光。
安庆惨案
1938年6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直属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占安庆。入城以后,日军大肆屠杀居民,残害妇女,抢掠财物,焚烧房屋,无恶不作。仅日军进城时就屠杀无辜群众200余人,街头巷尾都是尸体,血水横流,惨不忍睹。黄石矾有一条民船载有36人,被日军统统视为"中国兵",关到海军陆战队,次日全部拉到江边杀害,并将尸体抛人江中。安庆沿江商店、住房半数以上被炸塌烧毁,比较繁荣的西门正街一片瓦砾灰烬:日军占领安庆,即在吴檄街、司下坡设立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专司捕杀中国军民,凡被逮进宪兵队的,或以皮鞭毒打,或驱军犬狂咬,或惨遭夹棍、坐老虎凳、穿手心、火烙铁等酷刑,许多人当场致死。一些人纵然熬过酷刑,也被日军用汽车拉到魏家嘴和东郊五里庙集体枪杀,或被日军用汽艇运到江中。给新兵充当刺杀的活靶子。被杀害的中国军民达一二千人之多。在魏家嘴,居民张家荣目睹日军从城里运来28名群众,日军像一群恶魔,挥刀砍杀,这些居民顿时身首异处,日军再一脚一个踢入江中。
佛教圣地九华山惨案
1940年4月26日,驻扎安徽贵池的日军户泽部队进犯青阳县境内的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日军炸毁了百岁宫、上掸堂,又放火烧毁东岸下院、九莲庵、法华寺、佛陀里,普同塔、宝积庵等多处寺庙,同时也烧毁了湖北会馆及梅金和、金清文、王福兴、吴义和、方铁匠等人的住房。在九华街上,不仅和平居民王乐义、王义海、王老九、左大姐等遭枪杀,连广济茅蓬的尼姑也没能逃出日军侵略者的毒手。九华山后山的南阳湾,是南来香客朝山登山古道的起点,日军在那里共烧毁店铺20多幢,民房30多家,烧死民众90多人,更为残酷的是,他们抓到鲍家村的3名妇女,轮奸后割下乳头并把她们杀死。
上海
日军在吴凇的暴行
1932年1月28日,凇沪抗战爆发,吴凇镇地处前沿阵地,屡遭日方海、陆、空军炮火轰击。全镇弹坑遍地,瓦砾成堆。2月5日晚间一场大火,烧毁店面楼房100多栋,损失几十万元。中心区的鸿兴路、洪源路、中新路、昌北路一带,久负盛名的东方盛酱园、生生堂药店、天福惠药店。永泰渔行、荤华楼菜馆、一乐天茶馆等均被焚毁,断垣残壁,一片悲 惨景象,狮子林炮台是我军防守战略要地,屡遭日军轰击。附近民房炸毁很多。其中有秋一图苏阿毛、郑善坤等26户人家89间;秋二图王云卿、王阿大等8户18间;云二图顾家裕等5户10间;发四十八图顾阿毛、王宏勋2户2间;炮火中,这些农户家破人亡,无处栖身。日军占领庙行麦家宅后,烧毁村里民房18间,把39户52人集中囚于一室,行动失去自由。邻村农民姚富江,被日军强迫带路到麦家宅联络军务。被释放后,又碰到另一个日本兵,认为他是个密探,当场用刀把他劈死。2月29日,日军攻占江湾圣塘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凡未逃出村中的妇女,均遭其强奸,事后加以杀戮、裸体女尸触目皆是,圣塘成大人间地狱。日军还把40多个村民集中一起,用刀砍,用枪杀,杀人取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被他们全部杀害了。有7个人还被日军露尸村外,日军牵来狼狗咬,尸体被咬得支离破碎。占领吴凇的日军10余人,荷枪实弹闯入李子村进行抢劫,所到之处,鸡鸭鱼肉、大米、年糕均搜刮干净,村子十室九空,稍有阻拦,即遭杀戮,被害者有近百人之多。日军还把附近村民拉出去当苦工,为他们洗衣、烧饭,稍有怠慢,轻则拳打脚踢,重则马上击杀,对苦工中的女性,日军还任意奸淫。一名妇女连续被6名日军轮奸,痛苦不堪,几次想自杀而未成;一位52岁的老年妇女亦难幸免。浚浦局挖泥科工友沈盈生,在张华洪被捉,数九严寒,日军把沈的衣裳全部剥光,绑在室外柱子上,任意戏辱取乐。在吴凇铁路工场做工的无锡人阿林,其妻于工场西面开了一家小酒店。日军在张华洪登陆后,阿林妻子携带现金2000元及金首饰等逃难。日军在路上碰到阿林的妻子,抢走她的钱财不算,还把她关进暗室,日夜轮奸,发泄兽欲。阿林妻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来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才幸免于难。
江湾镇有10多座古刹,其中创建于五代十国时的保宁寺、建于北宋时的崇福寺等均有近千年历史。"一·二八"抗战,古刹大多毁于日军炮火。
日军在宝山县的暴行
宝山地处长江入海处,有"东南第一险要"之称,是两次凇沪抗战的主战场。侵华日军造成巨大灾难,其烧、杀、抢、奸的兽行,实在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据《凇沪战事之统计》,在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期间,上海北区(包括江湾、吴凇、殷行、南翔、闸北、彭浦、真如。除闸北、真如外均在宝山县境内)住户损失48687万元(法币,下同),商店财产损失12859万元,房屋损失20117万元,工厂损失4532万元,加上间接损失,共达98521万元。江湾、吴凇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劳动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以及吴凇商船学校、吴凇中学等中小学。大多数被炸毁、烧毁或捣毁。民房损失更其严重,单江湾一地,房屋被烧,被炸就达7539间。日军在战地残酷杀害无辜平民,2月24日,在江湾东隍庙前枪杀乡民20余人;张巷宅一带乡民,被日军驱入一处草屋内纵火焚烧,有70余人葬身火窟。28日,日军在高庙杀害平民数十人,有一地窖内避40余人,全部被放火烧死;在徐家巷日军杀中国平民17人,还把人头当球踢。3月1日在浦西村夏家塘,日军杀死平民40余人,夏兴生的祖父母、父母被杀,夏本人被日军用8只大铁钉钉在木板上,惨叫了一天一夜,血流尽身亡。日军还奸淫杀害中国妇女,据当时的《时事新报》记载,"日军在侯家木桥轮奸妇女十八人";"凡未及逃生之村中少年妇女,均遭日军强奸,事后且加杀戮,以致裸体女尸触目皆是,其残忍兽性行为,殊令人发指"。据查,"一·二八"期间在宝山境内施暴的日军是第九师团、久留米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
在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争中,日军的暴行更加残酷。仅据此后汪伪宝山区公署对蕴藻浜以北各乡的不完全统计,商店损失I073万元,住宅毁损16134万元,农作物损失672.5万元;工厂损失402.3万元,堆栈仓库毁损5万元;学校毁损183.97万元,其他182.29万元,合计18653万元,加上南部繁华之地,损失则数十倍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八·一三"战争期间,全县被日军残杀的平民达11233人,连同战争带来的瘟疫、饥饿、 全县有2、3万无辜平民死于战祸,占战前人口的19.27%。日军还放火烧房、强占民地,使无数乡民无家可归。
1937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八)夜,日本侵略军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山室宗武)在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和第一特别陆战队步兵一中队的掩护下,在罗径小川沙登陆。首当其冲的闻家宅,村上9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日军烧毁。农民闻爱生一家三代9口,被关在屋里活活烧死。赵家宅农民赵志冲带着即将分娩的妻子和2个孩子逃到淬杨坟躲避,不料孩子受惊吓哭,被日军发现。几名日兵对着这手无寸铁的一家老小又是开枪、又是用刺刀戳一个孩子被砍去头颅,另一个被拦腰砍成两段。更为残忍的是即将分娩的赵妻惨遭日军剖肚,没有来得及出世的婴儿被日军用刺刀挑出来甩来甩去作乐。在三桥村石家宅,31名男女老少被日军赶到坟场,用铁链拴在一起,然后身上浇汽油,活活烧死。在合众村小龚施宅,日军放火烧毁了全村几十间房屋。村上没来得及躲避的30多名老人、小孩被赶到宅后,用机枪全部扫死。韩家、牌楼两宅50多户人家,房屋财产全部被烧。当时韩家宅有14位乡亲没有跑远,就躲在附近观望。一位老人见自己的房子被烧,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被日军一枪打倒。日军撤走后,乡亲们都出来看那位老人。不料日军闻声返回,结果除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余13人全部被杀。幸存者名叫顾庆贞,当时13岁。当日军枪击刀砍时,顾庆贞的父母扑在他身上掩护。日军的刺刀穿透扑在上面的母亲的心脏,又穿透父亲的身体。顾庆贞被刺伤头部及右肩,深夜,她从父母的尸体下面爬出。因而,在韩家宅有14位乡亲被日军杀害十三个半之说,在合建村蒋家宅,十多名大人小孩被日军枪杀,8岁女孩王佩英独自逃到田野里,过了几个月的野人生活。当乡亲们找到她时,她面黄肌瘦、眼珠深陷、满头白发,所以后来被称为罗泾的"白毛女"。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登陆不到100天的时间里,仅罗径一乡,就有2244人被日军杀害,占当时乡民数的十分之八。房屋基本彼烧光(约10908间),妇女被强奸者数以百计。后来,罗径人民把农历七月十八日定为"总忌日",要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
日军在罗径小川沙登陆的同时,还沿海塘向狮子林一带侵扰,在月浦沿江一带共杀害无辜百姓2782人。农历七月三十日,在大村宅屠杀男女老幼38人。中秋节那天,日军包围大徐宅。(今月浦乡西河村),用绳索把抓到的40名百姓拴在一起拉到后沟用机枪扫射。几天后,日军再次包围该宅,把全宅妇女围在一起,逼令她们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站在一起,日军在周围拍手狞笑。接着又在周围堆上柴草放火焚烧,惨号声远闻数里。不久,日军又至该村屠杀村民48人,村民徐配岩被日军用刀劈死,全家12人被杀光。狮林乡周彭、朱阿福全家5人与村民32人躲在地洞里,被日军用机枪扫射,全部身亡。村民姚其珍的妻子怀孕,被2个日本兵缠住,一个猜是男胎,一个猜是女胎,两人打赌,将她肚于剖开看,姚妻惨遭杀害,姚其珍也吊死在路旁。
日军在罗店争夺战中受到沉重打击,占领罗店后,更加兽性大发,疯狂报复,滥杀无辜百姓500多人,王家楼一次被杀26人。罗店镇赵家巷留守家园的男女老人43人,被日军用机枪扫射,一起死在一棵大榆树下。留在村上未逃走的46人,被日军赶到棉花田里,用机枪扫死。全村有11家被杀绝灭户,日军还在罗店镇枪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和队员谢惠贤(女)、刘中武、陈秀英(女),苏克己遗体被日军碎尸6段。为此,宋美龄女士当时曾在中央广播电台作英语广播,揭露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残害红十字会医务人员的暴行。
1937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日军在彭浦乡制造"火烧杨家楼""血洗大马桥"惨案,屠杀百姓121人。大马桥张春林一家3人被杀,张春林被日军割去睾丸抛在井里淹死。徐家阁107间房屋被烧毁,17人被杀。庙头张家宅后浜20人被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死。从此,彭浦乡民把农历九月二十四日这天定为"祭祖日"。
在大场,惨遭屠杀的平民有443人,十多个村庄2424间房屋被毁,村民郁小弟一家6人被炸死5人,场南村朱林珍的姑母家9人,全部被杀。场南夏家宅东场,日军放火烧屋,点燃后离去,躲在村内的老人沈兆园、周小金、孟敬堂提水救火,日军复回,见状,即予枪杀。
在吴凇乡泅塘村,农历八月初四,应阿友等3名青年被日军绑到城厢镇五圣堂,和其他100多名老百姓一起,被集体枪杀。杨东村张福松被日军用刺刀捅了13刀,还把桌子压在他身上,日军站在桌上大笑,张被活活折磨死。
在盛桥乡沈家村,严友生15岁的女儿被日军绑起来丢在着火的房子里活活烧死,聚源桥张礼尚的父亲、妻子、儿子3人躲藏在一个泥坑里,出来觅食时被日军发现,全被赶回泥坑活埋,张父用力钻出,被日军用枪柄砸碎脑壳。日军还强迫村民站在旁边看,要大家拍手笑,不拍就挨打。村民王友德的妻子拍手时流泪,被日军重揍两记耳光。在凇南乡,612人被杀,2132间房屋被烧。其中19人被日军浸在牛粪池中淹死,村民陈飞龙的父亲被日军浇硫酸活活烧死,在顾村乡,日军集体屠杀村民近百人。日军抓住程连生、程金桃父子后,先杀伤程连生,再逼程金桃砍下程连生的头颅。
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宝山全县被日军强奸的妇女达1672人。江湾乡徐家巷一年轻妇女被5名兽兵轮奸后,吃明矾自尽。张桥乡徐某70多岁的妻子遭日军奸污后,还要交10块银元,因交不出,被绑在树上刺死。杨东乡同心村殷某之妻两次遭兽兵轮奸,一次7人,一次12人,因此得病身亡。月浦乡潘桥村王某之妻刚生小孩,即被日兵强奸,4天后死亡,王某被割掉鼻子,罗店谢家宅吴阿七全家7人,17岁的女儿被兽兵轮奸后绑在毛竹上,用腰刀剖肚杀死,其余6人被砍头,同村吴某之妻怀孕临产,遭奸后被剥光衣服用腰刀剖肚挑出胎儿。
1938年,日军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在宝山境内强占民地,拆毁民房兴建机场、仓库、兵营,码头等军事设施。为建丁家桥王洪飞机场(即今宝钢厂所在地),强占土地2858亩,平毁村庄22个,民房759间,使172户百姓无家可归。同年,又在大场圈地4136亩建大场机场,毁村庄17个,使397户百姓流离失所,次年,在江湾建机场,圈地7000亩,有400多年历史的殷行古镇和周围48个村子全毁,使1121家人家6000多乡民无家可归。日军工兵部队对殷行镇作毁灭性铲除, 1082间房屋顷刻间化为焦土
日军在金山县松隐的暴行
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军第十八师团在金山卫乘虚登陆,金山县人民在炮声隆隆中纷纷扶老携幼下乡避难。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奸淫。所犯罪行,令人发指。仅松隐一个小镇从河东的公和、陆合昌、东市的胡祥丰、朱么泰以及西市的万泰、盛恒兴,黄兴泰等数十家店铺和几家行庄、米厂,都先后被日军放火焚烧,全镇房屋十之八九化为灰烬。另外,无辜群众被日军抓去的有周顺富、吴土根、陈和尚,赵吾云。智超师(塔寺住持和尚)与笔者等数十人。除智超师和笔者两人当夜一起逃回外,其他被抓去者几乎无一生还。
日军登陆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松隐一隅,日军制造的屠杀事件就有以下几起:①1937年农历十月上旬,松隐居民吴仙搓、屠光裕。沈六卿父子、朱义夫叔侄等几人,在松隐东面朱家小学内避难。日军经过该校时入内搜查,将吴仙搓等15人,一一用刺刀刺死。②193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陈慕文等8人在于巷避难时被日军抓去。途经松隐镇河西之市南村(今属新农乡),时值正午,日军与8人在该村休息。在8人忙着烧茶煮饭时,其中一人乘机逃跑。日军发觉后乃迁怒于其他7人,立即在该村南端用机枪扫射,顷刻之间7人相继饮弹倒卧于血泊中,而其中陈慕文一人因吓昏而先行倒地,故免于难。③1938年4月11日晚上,有一小队日军驻在松隐张注桥河西的民房里(队长叫木村)。这天晚上日军被游击队袭击,当场打死日军数人,翌日凌晨,日军调来大队人马进行报复,大批日军冲进松隐镇疯狂地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把来不及逃跑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朱金祥、吴酷泉、朱大观等数十儿 一一用刺刀在锁骨或腕关节部位捅一个洞,再用铁丝芽过,5人一串,推到火堆中被活活烧死。抗战八年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的松隐人民,先后被日军杀害者达170人左右,房屋被焚毁者有1500多间。
日军在金山卫的暴行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八·一三,,事变,进犯上海。11月5日拂晓5时左右,日军凭借大雾驾着小船从东起戚家墩西至白沙湾一带滩头阵地偷袭。7时左右大部队在炮火、飞机掩护下对我金山卫大举进犯。我守军将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一连战士全部殉难。日军登陆后兵分两路向北推进。朱海、南门两地首当其冲,当地惨遭杀害的群众达71人,烧毁房屋94间。城外陈生堂祖孙四代全家9口(除一个小孩外出幸免外)全部被杀,房屋烧尽。城内沈春泉一家6口均遭残杀。60多岁的吴小和夫妇,因反抗烧房,被日军捆绑抛入火中活活烧死。沈义波义愤填膺,徒手搏斗,被日军捆缚掀入塘中溺死。新江有一孕妇,被日军用皮靴在其下身乱踏、乱踢,硬是把小孩从娘肚子里踢了出来,母子俩均遭残杀。还有西门的万人塘(杀人塘)三四天内日军就在塘里杀了30余人。日军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横 遍地。事后统计在金山卫地区共有1015人遭惨杀,房屋被烧毁3059间。
日军残害金山县张家库渔民的暴行
1937年11月4日半夜以前,张家库一带出海渔民王才生、王阿春、张才根、陈阿发、张阿二、张阿祥等人把一只只舢板船推到深水处抛锚定位以后,等待时机,出海捕鱼。不久,40多艘日本侵略军的兵舰,还有一只航空母舰和无数登陆的小汽艇向这里袭来。等到小渔船上的渔民发觉后,登陆艇已驶近,射来密集的子弹。王才生、王阿春、张才根当场被打死,陈阿发被打中膝盖和肩部倒伏在舱内呻吟。这时,汽艇上的日军已爬上舢板船,张阿二刚从船舱露头,就破日军一刀劈死。没有被打死的渔民,被迫到兵舰上去驳运侵略物资上岸。卸货后,有3条渔船无人带缆,被浪潮推向石堤撞得粉碎。另一只渔船上已受枪伤的陈阿发、张阿样两人艰难地爬上岸来,回到家中。陈阿发家住南库,日军于11月7日到那里大肆烧杀掳掠时,闯到陈阿发家硬要拉夫,阿发伤重站不起,走不动,日军就狠狠打了一枪,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把阿发烧死在屋里
河北
永清县瓦屋辛庄惨案
1937年9月14日傍晚,日军冈本部在眼兆屯、北戈奕一带渡过永定河,经永清城西一线南侵。9月16日晨,一股日军朝瓦屋辛庄侵袭,肆意烧杀淫掠。村民高起上房张望,被日军射杀在房上。村保卫团队长王金栋与日军迎面相遇,被一日军官挥刀砍掉头颅。跟在其后的教师朱奇魁被几个日军连刺数刀后砍头。日军进村后挨门逐户搜查。潘大傻子刚一开门,被日军一刀刺中前胸,惨叫而死。村民王广生、王景田和逃难来的亲戚共七人被日军搜出,也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王广生的儿媳抱着孩子跑到村北苇塘,被日军追上,夺过孩子,撕成两半,然后把昏死过去的母亲乱刀戳死。日军闯入高连生家,将高母打死在炕上,又将高连生及其子高胜武等五人用机枪打死。接着,又将史中魁、李长兰、李长义、杨小山等五人搜出,解去裤带,捆上双手,押到屋后一一挑死。高春、陈贵章、张才等四人藏在柴垛里,日军发现后点燃柴垛,端着刺刀在四周围观取乐。高春、陈贵章冲出火堆,与日军徒手搏斗,被乱刀刺成重伤,投入火堆烧死。陈焕章妻及四岁的儿子乐天、陈殿恒妻和陈小恋及其弟媳等被日军搜出,赶到院里。陈殿恒妻、陈小恋等三名妇女被挑死;怀有7月身孕的陈小恋,腹破胎出,血涌肠流,其状惨极。乐天母子见无路可逃,跳进院内水井中淹死。在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肆意奸**女。陈××被奸后挑死。王××被扒光衣服,奸后剖腹。躲在史宗堂家外村逃难来的20余名妇女,被日军拽出轮奸。16日夜,日军驻在村内。村民石万康、侯玉父子回家探望,被日军哨兵发现,枪击刀挑而亡。董文瑞跳进村壕沟里张望,被日军哨兵举枪射中面门,死在水沟里。从I6日晨至l7日晚,瓦屋辛庄经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村内外死尸狼藉。除去刀砍枪杀的死者外,还有16岁的常青被捆在树上,后胸剂了个血糊糊的洞,心脏被挖出。草场辛庄一位逃难村民,被铁通条横贯两耳,直挺挺地钉死在地上。大营村逃难来的一名男学生,被肢解为几大块,血肉狼藉。据统计死于这次惨案的无辜村民竟达110人。
沧县张辛庄惨案
1937年9月24日,在沧县城北姚官屯防线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第四十军二三三团撤到张辛庄,与沿津浦铁路东侧南侵的日军矾谷师团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日军受到重创。二三三团撤离后,日军气急败坏,对手无寸铁的张辛庄村民进行疯狂的报复,见人就杀。被害村民有的被挖出眼睛,有的被砍下四肢,有的被掏出心肝,仅被剖腹杀害的就有20余人。张仁堂的父亲被全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一群日军在旁捧腹大笑;张瑞堂的父、母、弟弟、弟媳躲在地窖里,被日军倒入煤油,把四人烧成一个乌焦的肉团;张书图被一群日军抓住捆在一棵大树上,用刺刀剖开胸膛,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小凤母亲被糟踏后,又被刺刀挑死,6岁的小凤边哭边跑扑向妈**尸体,被日军一阵乱枪射死,又用刺刀挑起其尸体扔进坑塘;张书岐的外祖父被日军绑起来,砍掉了一只胳臂,因流血过多而死……最后,日军把抓住的男女老幼捆赶到一个大院里,周围房顶架上机关枪,日军士兵在一个军官指挥下,将多枚手榴弹投向人群中,顿时40多名无辜村民随着爆炸声倒在血泊中。接着日军又冲进大院用刺刀向人群乱挑乱刺,被炸死炸伤者也不能幸免,直到人们的叫喊声、呻吟声皆无,日军方才罢手。仅这一日,张辛庄就有无辜村民138人被杀,其中八户人家被杀绝。日军还杀掉牲畜l00余头,烧毁房屋130多间。
邯郸市百家村惨案
1938年4月22日,日军盘踞孟件的庄司辐重队两名日兵至百家村扰民,引起民愤,被村民打死掩埋。次日,日军即至百家村寻人,将未及逃走的村民集合起来,用机枪围住审问。他们用枪棍马鞭毒打安润章和李树渊二村长,二人虽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咬定未见该两日兵。随后日军从郭良祥家搜出一双奉军的军用皮鞋,即认为是日军的,将郭母毒打至死。日军又将郭玉东拉出,用刺刀在其脸上、胸膛各划两刀,然后用开水从其头上浇下,但郭仍只字不吐。日军无奈,大施淫威,光天化日之下奸污一妇女。下午4时,日军将村中男女老幼78人赶到村西的瓦沟,全部杀死,投尸井中,然后倒上汽油焚尸。事后村民收尸时,只见上层尸体烧焦,不可辨认,村民郭敬信身首分离,眼珠被挖,耳朵被割;郭玉田身首分离,舌头被割;安小栓被剖腹后,用夹袄填在其中。在屠杀村民的同时,日军还放火烧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十里可见。部分藏在屋中的村民不是被烧死,即被日军杀死。在百家村惨案中,村民128人被杀害,1800多间房屋被烧毁,烧毁粮食61650余斤,棉花4700余斤,村民财产悉数烧尽。
香河店子务惨案
1938年7月31日,日军守备队长石川带领日伪军200余人从县城出发扫荡民众武装李雅斋的抗日救国军。当他们进犯店子务村时,该村伪保卫团以为来者是李雅斋部,进行了袭击。至次月凌晨天明,保卫团长发现是日军,才停止了射击,并"欢迎"日军进村。日军守备队长石川恼羞成怒,拔刀削去保卫团长的头皮。保卫团团丁张少先则怀着对日军的仇恨,拔出刀子直扑石川,日本兵急忙开枪,张少先中弹身亡。5时左右,日伪军闯进村庄,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捕抓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抓,稍有反抗者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枪托乱砸。72岁的老人王宝善不甘就擒,被日本兵打得耳根鲜血直流。日伪军用绳子将男人们三五成群捆绑押往地主崔家大院,将l00多名妇女孩子赶到一个碾棚中,分别看守。村子东半部由于被一条南北方向的深水沟隔开,那里的村民才免遭涂炭。 在崔家大院中,日伪军把抓来的108名男人集中在大门西侧的南墙根下,用刺刀硬逼着他们面朝北跪下。村民陆开业刚一动弹,日本兵的刺刀就劈头盖脸地拍下来,血顺着陆开业的后背淌下来。上午11时左右,村东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李雅斋的抗日救国军到来。日伪军急忙集中火力进行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石川见势不妙,急令日军做好屠杀的准备,在崔家大院架起了三挺机枪、四门小炮,一排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端起步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村民。这时人们挣扎着,怒吼着,要和敌人做最后的拼死搏斗。枪声响了,射击后的日军退下去,继而机枪又喷出罪恶的子弹。无辜的村民们倒了下去,血溅高墙,浸透土地,染红了半条街。几分钟后日伪军集合准备逃窜。这时,一个日军发现八旬老人陆深还未咽气,回手一枪,子弹穿过老人太阳穴,老人当即身亡。在这场惨案中,有村民67人被杀害(内有外村来的l0人),40多人受伤。8月中旬,抗日救国军李雅斋及杨忠武两部伏击了日军,毙伤日官兵几十人,店子务惨案罪魁石川中弹毙命。
正定许香惨案
1940年4月18日拂晓,日军及伪警备队200多名,分三路把抗日县政府驻地许香村团团包围。其时县基干队七八十人住在许香村,日伪军将该村包围后,即在村南高岗上架着机枪扫射外逃的村民。县基干队进行了英勇还击,突出包围。在激战中,日伪军抓捕了中共县委副书记范锡、区干部李福堂、县基干队员韦晚来、抗日村民韦黑小、韦者黑、韦连群等10人,将其捆起来押到灵寿县城南门外,全部枪杀。是日,日伪军还烧毁房屋4l间,抢走粮食、衣物不计其数。
承德"二·一"惨案
1943年初,日军为镇压承德人民的抗日斗争,巩固其在伪热河省会承德的统治,由日军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等人策划了"二·一"镇压方案。2月1日,日伪军分三路对承德县新杖子、下板城、上板城地域的11个村庄实施了大逮捕。第一路为生田宪兵分队600余人,负责新杖子地区的胖和尚沟、东涝洼、南双庙、苇子峪、两益城、鹰手营子、小营等村庄。抓捕时,村民李久功被砍杀在菜窖口,李小仓和陈老爷儿被棍棒打死。日军将被逮捕的人押到新杖子村于家店内,逼问谁为八路军办事,用尽吊大挂、炭火烧、铁器烙、煤油辣椒水灌、压杠子、坐老虎凳等酷刑。东涝洼村齐礼、苇子峪村关振祥、小营村房广谦、房广顺刑讯致死。2月6日被逮捕的人被押到新杖子村头示众,并将在刑讯中进行抗争的马洪祥、刘永芳和陈继祥当场杀害。然后将284人分批用汽车押送到承德。第二路为日军田野大队200余人,负责下板城地区的胡杖子、大杖子、忙牛窖附近几个村庄,共抓捕280余人,押到下板城日军营部刑讯过堂,除了新杖子宪兵用的吊打、烫烙、灌、压酷刑外,还将刑讯折磨致昏者扒光衣服,拖到数九寒天的屋外冷冻。最后有48人被用火车押送到承德。第三路为日伪警察讨伐队和日本满铁警护队200余人,负责上板城地区的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沟、西大庙等村庄,抓捕了250余人押在上板城西烧锅院内受刑过堂。伪承德县警防股长黑烟(日本人)在吊打烫烙灌压冻等酷刑外又花样翻新,例如"穿火背心"、"口中送炭"、"火神爷背包"、"通活口"等。西大庙村李祥、李洪、郅文邦、杨俊武在刑讯中被"穿火背心",前胸后背被香烟火烧焦。松树沟杨万全在被棍棒毒打之后,又被逼迫张开嘴,由伪警将一块炭火塞进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被扒光上衣按倒在地,伪警将一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村王枝非历数侵华日军的罪恶,被伪警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他的生殖器。经刑讯后有44人被押送到承德。在承德,对这三个地区被抓的人在宪兵队继续刑讯,刑讯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狠毒。黄旗湾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李香先后死在电椅和吊架上。3月6日,日伪特别治安刑事法庭判处肖汉存等28人死刑,将他们杀害在承德西水泉沟"万人坑"内;判处郭文等318人无期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分别押送到丹东、阜新、抚顺、哈尔滨和承德监狱当劳工。不到二年时间,就有216人被折磨致死。由于这些村庄的青壮年大部分被抓走,所余孤寡老幼生活无着,死于饥寒交迫者600多人,死绝60多户人家。
衡水市西胡景官惨案
1944年1月1日,驻祝葛店日伪军到西三景官村"讨伐",其翻译刘三到胡景官抓了三名妇女欲带回据点凌辱,被游击队员胡德茂、胡兰吱击毙。下午,日伪军发现刘三失踪,即于傍晚突然包围了西胡景官村,搜寻刘三的下落。由于尸体早被掩埋,遍寻不着。日伪军气急败坏,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村东大水坑边逼问,村民们无一回答,于是60多名村民被抓至祝葛店据点。当夜,村民高金长遭各种酷刑、狼狗撕咬后被杀害。次日上午,日伪军发现了刘三的尸体,又抓走村民七八人(其中有三名六七十岁的老妇)。随后,将关押的胡辛锁、胡水扒掉衣服毒打,二人气息奄奄,血水冻结在身上,胡辛锁因伤重当夜死去。下午,村民们被驱赶至祝葛店村西北角早已掘好的一个约两丈见方、一丈多深的大土坑边上,被迫跪在坑沿上。一日军士兵先向胡宝运背上刺了两刀,胡倒在坑边痛苦地挣扎着,该士兵绕着人群走了一圈,又刺了两刀,如此反复,直至胡宝运将死时才被跳进坑里。就在这时跪在地上的人们明白厄运降临,突然不顾一切地四下奔逃。日伪军嚎叫着开火,有九名村民倒在血泊之中,又将没有来得及跑掉和跑不动的老年人20余人用刺刀挑、用脚踢进坑里,然后向坑**击,扔了三颗手榴弹。这时坑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伪军又挨个查看,将重伤者用刀捅死,轻伤者拉上坑沿继续审问,并扣押六人带回据点。后由东八景官村长胡志余以2000多元出面具保,才将死者尸体及被扣押者赎回。这次惨案被害无辜村民17人,受重伤侥幸生还者九人。该村仅有60户,有30%的村民家破人亡。
衡水市张宗庄惨案
l945年4月7日拂晓,衡水的日军矢野中队及伪军300多人突然进犯14里外的张家庄,将该村包围。正在村中的抗日区政府干部杜九雪、张成浩及部分村民迅速躲入了地道。日伪军进村后即挨家挨户搜查,将没有来得及进入地道的人们抓住,严刑拷打,强逼他们交出抗日干部。日伪军随即搜索地道口,发现了70多个,将躲在地道中的抗日干部及村民们抓了出来绑在一起,并在他们的背上用粉笔写下了"地下洞"三个字。日伪军将人们集合在村里庙台南,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他们见人们不吭声,皮鞭、枪托雨点般向人们身上打来。70多岁的张丙兰被打昏在地。张福州被打后挂在梯子上,倒着往水缸里按,然后又在他身上压扛子,折磨得死去活来。青年农民张庚寻机逃往村外,被日军开枪打中,见他未死,日军又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肚子。下午4时,日伪军押着区、村干部及村民32人回到衡水。当夜,日军开始了刑讯。区粮秣主任、共产党员张成浩在日伪军毒打、狼狗撕咬的折磨下奄奄一息,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审讯区委干部杜九雪时,杜为了保护其他人,坦然地说:"我是区委书记,他们都是老百姓。"张家庄浩劫发生后,被抓的人中有17人被营救获释,杜九雪、张成浩等15人被转押到石家庄、北平,后除两人生还外,共有我干部、村民14人遭到杀害。
肃宁县丰乐堡惨案
1944年8月20日,八路军三十四区队配合肃宁县大队,在丰乐堡一带全歼由河间返回肃宁的日伪军180余名。日军高阳小田大队200多名日军,于8月23日中午,突然包围了丰乐堡村。他们向村内开炮,进行野蛮的轰击。当时正是汛期,村子四面水围,青壮年男女冒险涉水逃出,村中仅剩下老幼妇孺。日军蜂拥进村,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村民郭瑞田的母亲、郭太昌、曹国用的妻子相依逃跑时被日军追上,用刺刀挑死在村边。马桂苓和郭仲田被抓住砍下了头颅。接着日军挨户搜查,把人们驱赶至村东黄廷营家院子里。董儒为的母亲因年老不能行走,被日军扔到柴堆上活活烧死,黄秀文的祖母和黄军良的外祖母被推下山芋窖点火烧死,新婚不久的黄廷耀妻子被扒光衣服轮奸致死,日军还在她身上捅了七刺刀。黄文玉的妻子被割下乳房扔进山芋窖,随后日军又扔下大坛子砸裂其胸膛。日军把80余名老人、妇女和孩子赶进黄家大院东厢房的柴草间,挤不进去的人被日军抬起来扔到人们头上。随后日军放火烧房。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受难的人们愤怒地叫骂着往外冲。张玉兰冲到外屋拉开房门,被日军刺伤软肋,但她强忍伤痛,爬到了东夹道,死里逃生。黄白氏往外冲时被刺穿了脖子。沈黄氏被刺破肚子,肠子流出来,倒在血泊中。就这样,屋里有72人被烧死。下午3时,由于汉奸的欺骗,村民刘应林误认为日军已走,从藏身之处出来,被日军抓住捆在树上,喉咙、胸膛、腹部刀伤数处,含愤死去。黄宪池的二女儿凤渺抱着刚满月的小妹跑出来,日军从她怀中夺过其妹,抓住两条小腿劈死扔到水里。在这次惨案中,无辜村民被日军烧、杀、打死87人;烧毁房屋7l0间,烧死牲口37头,抢走牲口36头,粮食等抢走33车。
江苏
日军在连云港大伊山的暴行
1937年4月21日晌午,日机对停泊在盐河里的民船进行扫射,打死船民妇女1人。
1938年阴历腊月初一,上午11时许,2架日机已窜临大伊山上空。街上的人顿时乱成一团。日机向人群轮番俯冲扫射,对着东后街鱼肉市、中大街的农民银行(原马长年大楼)和街北头的邮政局,连续投下了数枚炸弹。顿时,大伊山街上空烟柱冲天,大街小巷成了一片火海,墙倒屋塌,血肉横飞。
农民银行的大生药店全宅,东后街王潞华家前厅房和过道屋,邮政局后半截以及市民马长俭家的一些房屋,都被炸弹夷为平地。手艺人贾殿荣、贾殿昌兄弟俩,来大伊山避难的连云港报关行的孙一斋和他的儿子,摆书摊子的杨宝同,大生药店老板尹佛生的母亲和同事陈锡尧,学徒沈某、张某,船民李永祥,竹匠窦小麻子,市民孙广茂,一个赶集卖草的农民和一个卖乌盆的小摊贩等人,都在这次轰炸中丧生,计有35人伤亡。
1939年春的一天晚上,一个20多岁名叫单二照子的青年,在日本会馆外的铁丝网边解**,给日军抓去,后押解到西大桥外枪杀。同年阴历五月,一天上午,日军把无辜的大伊山郊区居民马太平、侍守春、侍守昂、侍启厅、杨以才、刘小七子和一个姓戴的共7人,蒙上眼睛,绑解到大伊山街南首卧佛、基前小张庄,由日军驻军头目"东司令"用战刀逐个砍倒。马太平是挨在最后一个,刽子手连砍下了6个人头,手发软了,加之马太平的衣领又高,一刀下去,只砍了一个大血口子,马就倒在血泊之中。下午,码头工人掩埋尸体时,发现马没有死,让他快逃命。一个月后马亦死去。
同年秋,驻大伊山的日军和汉奸警备队去陈集一带"扫荡",回来途经六里河南大南庄北角公路边,遇上了18个背盐卖的农民,当场就五花大绑带回大伊山街。日军将这18个农民拖到高家山下,用刺刀活活刺死,其中有一个妇女,腹中还怀着孩子。
南通基督医院被炸惨案
南通基督医院是民国初年美国教会在南通开办的教会医院。1937年8月17日上午9时许,日军的4架飞机,从东南方向俯冲南通城,在基督医院上空盘旋,旋即丢下一颗颗炸弹,顿时病房大楼药房烟火滚滚,弹片、瓦片乱飞,厨房、营养部的房屋倒塌,电杆木折断,电线披散地面,医护人员、病员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哭声、喊声交加,有的死者骨肉。血衣被炸得四溅,有的挂在树梢上,此情景,触目惊心,十分凄惨。在这次医院被炸中,炸死的医护工作人员有林克贞、王道伟,朱永鸾、孙佩宜、常竹生、徐瑶。陈五。张三,宋师母和3个瓦工等,还有病员杨淦和在医院躲避的邻居多人;被炸伤的有许丽卿(炸断右臂)、张三(炸断两条腿)、潘凤鸣(炸伤臀部)、顾长林(炸伤手臂),顾连生(炸断两条腿)和陈嫂子等。在这次轰炸中,除医院房屋、医疗器械、医药被毁外,崇英学校的2个操场、临近民房20多间也被毁。
日军在苏州的暴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3架轰炸了苏州城。外丁津桥农校河南的国民党兵营,有两颗炸弹扔在学校的墙外。9月中旬,日军一天出动十多架飞机来苏州轮番轰炸,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苏州新阊门到胥门的一条学士街,几乎家家遭难,死伤的居民有100多人。一老奶奶的两条大腿被炸伤,孙子的一条小腿被炸断。医院门前塞满了受伤的人群,难 以收容,也抢救不过来。有的伤员因流血过多,等不及抢救就死去了。医院走廊上,各式各样的伤情都有,目击者无不发指。日机不仅在苏州城上空倾泻炸弹,也对着公路上逃难的人群大肆轰炸扫射,成群的难民饮弹含恨地离开了人间。有一妇女背上背着个小孩,手里牵 着个大孩,腰里还挟了一个大包袱,正慌慌张张向前奔跑,敌机来袭,先是大孩子被射中倒下,母亲亦惨死于弹下。
不久,日军已从苏州到了宜陵镇,沿途烧杀抢掠,奸**女,凶暴残忍。宜陵镇上派出12个老头子,扛上日本国旗,带上烟酒礼物,准备通过"欢迎"的形式,使镇上免遭烧杀。谁知老人们才出现在街头,就被日军全部打死。在宜陵镇(离苏州15公里),农民王老儿到路对面去牵牛,3个日军看到,吆喝一声,王老儿缩回来了。停了一刻,王老儿又想去牵牛,敌人就把枪举起来拉枪栓,王老儿再趴在地上,敌人哈哈大笑。又停了一刻,王老儿以为敌人是开玩笑,不会真的打他,又起来想去牵牛,这时日军真的一枪打了过来,王老儿胸部中弹身亡,3个日军狂笑起来。在宜陵一条公路旁的小庙里,3个日军拉住一个怀孕的妇女,轮奸了不算,还用刺刀挑破她的肚子,把胎儿挑在刺刀上,从乡村玩到镇上。日本兵进苏州时,城内仅剩下极少数老弱病残的人,可日军还是一路杀人放火。被杀死的人,被烧毁的房屋不计其数。有个叫张小二的残废人,对母亲极为孝顺,他母亲瘫在床上不能走动,为了照顾母亲,他不肯逃走。日军放火烧这一带的房子时,他已把母亲背出屋了,鬼子又用枪逼他回去,硬是把他们母子烧死在火海之中。住在胥门的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瑜,没有逃得出去,亦被日军抓住。因为她会讲日语,日军要她当翻译,她不干。没有两天,来了几个日军,把她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当日军兵要撕她的狐皮大衣时,她急忙去抢,并用日本话说,要告诉他们的长官。日军就隔着桌子朝她肚子打了一枪,她手捂着肚子想跑走,日军追上去,拖住她两只脚,把她倒拖到胥门城楼上,掼人城河中,又朝她补打了两枪,杨荫瑜惨死于水中。
日军在镇江的暴行
日军侵占镇江期间,暴行屡屡,下分轰炸、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项逐一记录。炸:1937年10月13日下午,6架日机轰炸了镇江江边一带,炸死炸伤居民20人,11月14日晨,5架日机空袭镇江火车站,机车库中弹,炸死工人6名。11月22日,12架日机空袭镇江,二马路的美孚火油公司中弹起火,大华饭店被焚,炸死炸伤30余人。至下午5时,路旁的大树上还挂着一条血淋淋的死人大腿。米粮仓的要塞司令部,城区的华清池浴室等处均遭轰炸。11月27日从早到晚,日机分批轮番轰炸镇江投弹140余枚。全城白天无一缕炊烟,晚上无一点灯火;轰炸间歇时,到处是一片撕人心肺的号哭声。西门大街、银山门商业区等到处断垣残壁,万家巷、日新街、义渡码头、牛皮坡、拖板桥、五条街、松花巷、鼓楼岗、家巷、下河头、牌坊巷、江照庵等处大批民房被炸倒焚毁。镇江中学、教育厅后的镇江师范、杨家门的穆源学校,全被炸光,甚至郊区的官塘桥、吕家湾等农村也未能幸免。在牌湾水塘旁躲避的60多人,被一枚开花弹全部炸死,水塘尽赤。现住松花巷8号的谭启贤老人是这天轰炸的幸存者,他说;"日机一枚炸弹把钱家山我家的地下室震塌,里面9人,全部压在土石砖瓦中,我母亲谭陈氏、叔父谭恩福、妹妹谭启鸾等7人全被压死。我和祖母在歪倒的门板空隙中,幸而未死。"这天日机轰炸,死340余人,伤156人,全系和平居民。
11月28日清晨,6架日机沿都天庙到河滨公园的运河轰炸、扫射,100多条民船悉数遇难。尸体遍布河中和两岸,一陈姓船妇,满脸鲜血,坐在岸边,不哭不语,无泪无息,两眼直视已死的丈夫和儿子,已被横祸惊吓而痴呆。中山桥到西门桥的河水赤红,多日不变。都天庙前的石牌坊被炸倒,压死多人。一批丹徒、大港渡江的难民乘坐的木船,被炸沉多艘,江中一时飘浮了大批尸体。中午,多架日机低空轰炸南门越城(今虎踞桥北),近60人被炸死,其中50多岁的庞xx是卖香烟的小贩,被炸成数段,手臂及香烟篮子被炸飞,挂在一根晒衣竹竿上。北固山下,200多搬运工人正抬运石子装船,被轰炸、扫射,无一幸免。这天日机炸死近500人。
杀人:1937年12月8日下午,日军第十三师团天谷、安达两部队,从南门进城,制造了血泊火海,达10日之久。镇江人民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杀戮和蹂躏。东门外的36标,原为国军驻地,日军把当地居民一起监禁一室,然后放火,未烧死的一律砍死。宝盖山东一防空洞中,躲了大批平民,日军竟用机枪扫射,死者不下300人。节孝祠巷旁的火星庙是美国牧师办的难民收容所,有200名难民悉被日军杀死。张泽伯先生目击这场屠杀而写的《镇江沦陷记》说,镇江城"无家不破,无室不空;毁坏财物,不计其数;杀戮生命,无从统计。"小小江城街头巷尾遍布被杀的男女老少和婴儿的尸体,据红十字会掩埋队队长杨佛生老人说,经他们掩埋的尸体即500余具;广东山庄、杨彭山和宝盖路小学对面的一处空地,都埋了大量尸体,后来因尸层厚、埋得浅,长期散发着腐臭。路人过此无不凄怆、愤恨。1938年10月12日,在伪丹徒县公署的伪省政府报告中已经大大缩小了的死亡人数为4524人。
抗战胜利后,据商会周道谦先生和人文征辑委员会唐邦治先生的调查,镇江被日军屠杀者在万人以上。当时值凇沪会战后,中国军队早已撤退,被杀者几乎全是和平居民。
放火:当时,镇江城区36个镇中,仅太和、黄华和铁路3镇未遭日军火焚,其它33镇无一幸免。商业繁华区如城里的南门大街、大市口、五条街,城外的西门大街、东坞街、西坞街、中华路。二马路、小巷、姚一湾、小营盘等处,全被付之一炬,全城大火数日不熄。据不完全统计,仅城区被焚毁的房屋就在1.2万间以上。
抢劫:镇江各银行、钱庄抵押仓库存留各种物资,估值6000万元,半数被掠,半数被焚。煤铁业各家存煤共5万吨,全被日军掠走。各糖行货栈存糖不下3万余担,也被日军掠焚。另有芝麻30万斤,金针菜10余万斤,食油80余万斤;粮食业代收而未及运出的小麦百余万包,本帮所存米粮百余万担;木业木码5000余两等,均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据统计,公私财产损失达1亿元之巨。
强奸:城中草巷4号一戴姓妇女在家被日军多人轮奸后,又被放火烧屋,全家9口人含恨投井而死,贺家弄21号薛生泉的17岁和15岁的女儿,多次被日军轮奸,愤而喝柴油自杀,痛苦得满地乱滚,仍有日军来奸淫,其母无奈,只得将二女勒死。镇江城遍地赤身女尸,都是日军奸后杀死的,有的头被斫去一半,有的**插了尖竹,有的被剖了腹。日本进步记者多胜一先生在1984年的一期朝日新闻社出版的《Journal》上刊其《进军南京的路上》文中,大量揭露了日军在镇江地区的这一暴行:“妇女是首当其冲的被害者,不管什么手段,即便是年老的,也无一幸免。从各村庄抢来的妇女一齐分给军队,一个女人供15至20人轮奸。在仓库周围,只要是太阳照着的合适场所,用带叶的树枝搭个场子,士兵们拿着盖有中队长图章的所谓‘红券’排好队,脱下兜裆裤等着……不强奸妇女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强奸之后,还把她们杀光了。”竟然也有这样极端残虐的事件发生:把孕妇衣服剥光,用刀突然刺入膨大的腹部。还有把妇女的手脚捆扎在树间,把手榴弹塞进**引爆的。
日军在苏州平望镇的暴行
平望镇在苏州吴江市中部。抗日战争前境内有一条铁路,北通苏州,南通浙江嘉兴,称苏嘉铁路,是京沪、沪杭铁路的连接支线,在经济、政治上作用很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带首先遭到蹂躏,平望镇地处江浙毗邻,再加上苏嘉铁路经过该镇,并又为全线中心站,故沦陷前,日机日夜对铁路和平望镇狂轰滥炸。最惨重的一次轰炸是在1937年农历九月十二。上午9时许,日机2架侵入平望镇上空,滥射机枪,并投弹12枚,其中廖塘湾、长老桥旁河中、北木桥堍顺福楼茶馆、北大街强永隆豆腐店工场、吴会丰花园、商会后门、扇子街大亨烟纸店、西塘街山门口、西塘街源昌馀米厂等9处各中弹1枚,火车站3枚。共炸毁房屋40多间,炸死18人。计廖塘湾炸毁徐姓楼房1幢,顺福楼茶馆被毁茶部房屋6间、震毁房屋7间、炸死茶客7人,强永隆豆腐店毁屋4间,吴会丰花园被毁一角,商会后门炸死1人(名叫陈进生),扇子街大亨烟纸店炸毁楼房2间,大亨后门河中射死1人(系伶人名小福楼),西塘街山门口两侧炸毁房屋十余间,从西塘街山门口至源昌馀徐米行共炸死9人。1937年农历十月十二,平望镇沦陷后,日军大肆烧杀,全镇居民来不及逃避者均被枪杀,无一幸免,尸体遍地。特别是在东溪河石灰窑、北河西街罗家弄堂口、南大街吴会丰花园、石家港水瓶庵旁、北大桥弥陀殿后等处尸体成堆,在镇上共杀400多人。在镇北袅腰桥一带河中浮尸连接数里,镇与莺湖桥向南1公里、镇西到六里桥两旁公路夹河中,都接连有成堆尸体。日军离镇时在全镇放火烧房屋,大火三天三夜,从西塘街山门口到扇子街的房屋仅存义升桐柏油店等部分店屋,其余全部烧毁,南大街从姚家弄北,至北大街哺鸡弄2条大街房全部烧毁,从哺鸡弄至北木桥堍全部店屋被烧毁,费达生先生在驾湖滨刚创办平望丝厂的厂房及机器设备均被烧毁,仅存仓库大楼一幢,后面平屋一排。镇上新旧二典当有房屋数十间,亦成了瓦砾场,全镇计被烧毁房屋700多间。
江阴顾山惨案
1937年11月21日,看见一支从常熟白茆港口登陆的日本冲锋队,分数路侵入顾山地区,一路窜入红豆村后就四散开来。有一小队进入陈俞家堂时,看见一个名叫福妹的姑娘刚跨出门口,就群逐而来。福妹转身退回屋内从后门逃走。日军追到屋里找不到福妹,见到患重病躺在床上的俞老太太,就举枪把她打死。另外几个日军发现浴缸间里躲着2个姑娘,就轮奸了她们。另外几股日军分别窜进陆家堂、赵家堂、界经岸、肖家堂、红豆村下、陈罗家堂、邓巷、陆家宅基等村,枪杀村民7人,奸**女3人,烧毁房屋66间,赵家堂宅基化为一片焦土。他们还放火把刚上场的53个稻垛、约400多亩的稻谷化为灰烬。日军在红豆村烧杀掳掠后,又继续窜进古塘,然后去顾山镇。沿路枪杀村民10人,奸**女14人,古塘巷王彩妹和祖母李氏,为免遭凌辱,双双投河自尽。另一路日军,从周家码头直奔顾山镇,约在上午8时左右到达顾山镇东巷门,每见行人,举枪就打,未几很多人被害。中午,日军进入东街,挨户搜索。当发现巷门口开豆腐店的陈小大家藏有其父练武用的一把单刀,就把他家大小5口人捅死。镇上少妇章氏,被日军奸污后,又被用竹竿塞进**活活戳死。顾山罹难最惨的要数东巷门内做裁缝的陈根福家:那天,日军闯入他家,发现过堂墙壁上挂有一张国民党军官照片,就把他全家8口人赶到西街轮船码头上,命他们面河而跪。日军一声令下,一刀一个,有的一刀头不断,再连砍几刀,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被摔死在河潭里。第二天(22日)清晨,十几个日军走出营地窜到郭老歧家,把躲在他家的郭阿英、郭阿庆、郭阿五、郭召全及郭老歧父子等13人,全部枪杀在天井里。郭老歧父子遭难后,妻子也在当天晚上投河身亡。单四三房巷一个自然村遇难同胞就有22人之多,年轻的几乎全被杀死。日军在顾西村枪杀我同胞27人,糟蹋妇女13人。临走时还放火烧毁房屋31间,四房巷上的8户人家的15间草屋全部化为灰烬,整个宅基成为一片焦土。还有一路日军,从周家码头过塘前村直奔周东庄。夭已傍晚,驻在周家文家。22日清晨,一群日军从周东庄窜到南新宅基搜寻妇女。当看到躲在墙角里的几个妇女,不论老少,都拉进屋里轮奸。这次日军从顾山过境共戕害我同胞90人(为免受糟蹋而投河自尽的老妇少女3人),奸污妇女49人,烧毁房屋338间,糟蹋稻谷1000多亩约50多万斤,损失财物更难以统计。
溧水大轰炸惨案
溧水县城是苏南比较繁华的小城镇,县城居民人数约4000人,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因溧水为南京外围,日军把它作为轰炸的目标之一。1937年11月29日上午9时许,日军侦察机一架由东南方向窜入县城上空,盘旋两周后离去。接着中午12时左右,日军轰炸机分3组,共计9 架,先后进行轮番轰炸,他们投下了许多重磅炸弹和燃烧弹,炸弹最集中的地点是南门小街头,首先击中的是状元坊马老三板鸭店、犁头尖豆腐店,其次是三眼井翟家碗店,孙家、纪家、程家木行以及小西门公共体育场,尼姑庵、程四兴大门口、南中街、小街头、鲁家碗店、大新旅馆、三圣庙、杨鳌家后防空洞和一些居民区。溧水县城立即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到处是残垣断壁,血肉横飞。轰炸持续一个半小时左右,火光冲天,爆炸声共达140次之多。三眼井孙锦堂一家三代人全部死于轰炸之中,尸体零碎挂在树上,粘在墙上,有一个人仅存一条大腿。杨鳌后院的防空洞被炸塌,死难同胞达100余人,仅有洞口的韩庆廉等4人得以幸存。事后,约有十二三人参加了义务掩埋工作。掩埋地点在养人山、庙山沟、荷包袋(油坊塘)三处,共掩埋无主尸体786具,认领运走的尸体约200具左右。埋在废墟之中,尸体粉碎、烧毁不可辨认者难以计数。以后在清理时又发现了不少陈尸。据统计,这一天被日机炸死的就有1200人之多,是溧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劫。受伤者和被烧毁的房屋、财产、物资等损失,则无法统计。
扬州万福桥惨案
1937年12月14日傍晚,侵华日军京浦区右翼先遣队少将司令天谷率松井师团占领了苏北门户--古城扬州。16日,日军小川中队彬之小队占领江都县重镇仙女庙(今江都县府所在地),并在扬(州)清江)公路的扬(州)仙(女庙)段的每道桥口派兵驻守,控制交通线。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淫掠,万福桥附近村庄100多民众被杀害 ,400多间民房被烧光。管陈庄的陈金荣因害腿病未能逃避被日军抓住,说他是中国伤兵,被一枪打死。日军硬逼着60多岁的关庭安将他们抢来的五六条棉被顶在头上送到桥头据点去,因一条棉被滑掉地上,日军就用刺刀将他戳死。16岁的张贵喜和关开元及3个路过青年被日军吆赶到万福桥上,令伏在桥栏杆上向下看,日军从后面抓住他们的双脚猛力往下掀,5人一起被掀到河里。河水冰冷彻骨,张贵喜、关开元等人在水中挣扎,日军在桥上端枪瞄准射击。几声枪响,鲜血泛上水面,日军看着被急流卷走的尸体,得意地哈哈大笑。造桥的刘工程师被日军抓去剥光衣服,反绑双手,用军刀将他腿上、肩上、胸口的肉一一块地往下剐,活活被凌迟而死。今万福村的商恒堂、邱广海、潘小八等7人被日军抓去集中屠杀。当场2人被杀死,尚有5人受伤未死,日军竟将这5人拖到草堆上放火烧死。12月17日天未亮,驻扬日军拦街抓人,将抓到的200多名青壮年当夫役,押着运送枪支弹药和枪掠的财物去仙女庙。沿途又抓了100多人。到了仙女庙据点,日军发路单放回。这400多青壮年拿到回家的路单以为得救了,沿着公路向西飞奔。可是出仙女庙据点才到江家桥,守桥的日军就命令他们两人一排向前走。到了头道桥,桥上的日军哇哇乱叫,恶狠狠地将路单撕得粉碎,端枪执刀押着他们向西走。过了二道桥,前面就到万福桥了。这万福桥1937年秋刚复建竣工,全长406米,桥头牌楼上书有"万福桥"三个金字,为仙女庙及近邑一带人民来扬州城必经之孔道,苏北有名的长桥。前面的人走到万福桥中间被手执军刀的日军拦住,后面的人因不知继续往前走,当一齐拥到桥上时,突然哨声响起,架在桥两头的日军机枪猛烈扫射起来,人群纷纷中弹倒下,桥上一片惨叫声。灭绝人性的日军扫射过后,又冲上桥对准跳河逃命的人开枪射击,用刺刀将倒下的人挑下河去。前后大约半小时,除吉家庄的卞长福一人趁乱跳河,凭着好水性死里逃生外,400多青壮年全都遭难。
日机三炸淮安城
1938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四)上午10时左右,3架日机由西北方向窜至淮安城上空低飞盘旋。那时淮城南门外是粮食集散地,堂子巷、珠市街,粮行一家挨一家,人群熙熙攘攘,喧闹异常。由于日机第一次飞临淮安上空,人们无防空知识、经验,有人甚至驻足仰头观望。突然,一架日机猛地俯冲下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南门城楼笼罩在一片浓烈的烟雾之中。城楼中间部分被炸塌,变成了一个"凹"字形。两根梁柱炸飞到城下,砸死1人,砸伤2人,还砸死一头毛驴。所幸拱形城门洞坚固,躲在门洞里的200多人安然无恙。 次日上午9时许,12架日机飞临淮城上空,绕城低飞一圈后,无数颗炸弹倾泻下来。城东南大片地区,烈焰冲天,烟雾翻滚,多处民宅被炸坍起火。城中心镇淮楼至南门市面繁荣的南门大街,顷刻之间变成一堆高低不平的瓦砾场。瓦砾堆里,不时发现一具具尸体,有的只是露出人头,有的仅现出一段身躯,有时脚下会突然踩到一团沾着血肉的头发。西门大街许宅的北面,一个弹坑有2丈多深,坑口直径足有丈余。一名十几岁的儿童,被埋在坑壁的土层里,仅露出小脑袋和一只弯曲着的胳膊,惨不忍睹。原漕运总督署旧址(现体育场)有一所当时淮城最坚固的防空洞,可容纳二三百人。由于日机来得突然,投弹时,洞内仅躲入100多人。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洞口,弹坑足有3丈多深。炸弹虽未掷中洞顶,但强大的冲击波和浓烟使躲在洞里的人全部丧命。事后从洞里抬出的遇难者尸体,浑身泥土,面容漆黑。这次轰炸,毁民房近千间,炸死、炸伤无辜百姓200余人。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下午5时左右,防空哨尚未及发出警报,6架日机突然从东北方向窜入淮城上空。居民刚刚听到飞机引擎声,炸弹已连续落下。接着是一阵阵机枪扫射的响声。这次,体育场东面大沟巷头一家理发店被炸毁,一位姓李的理发师被炸得身首异处。城东金华寺巷金汤浴室的北边,落下一枚重磅炸弹,弹坑3丈多深,不足1小时,坑底渗满积水。附近的百善巷(现改称百姓巷)、锅铁巷、寥家巷也都遭受轰炸、扫射,死伤30多人。寥家巷一户姓林的人家,院里有一座防空洞,青年学生林宝昌躲在洞里。一枚炸弹掷中洞顶,整个防空洞全部塌毁,林宝昌被强大的气浪掀到半空,掠过街道,尸体最后落在数十米外的锅铁巷中段。日机还在城东南部的三角桥(今东长街居民点)一带,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当时那里多为菜地,一户王姓大宅30多间房屋全部炸毁,几十间零散草屋也被燃烧弹掷中起火。日机还对那些从屋内奔逃出来的老百姓用机 枪猛烈扫射,有的遇难者半边身躯满是枪眼。据统计;当年淮城被日机连续三次轰炸,共炸死、炸伤无辜百姓320余人,炸毁城门楼1座、民房1300余间。
日军四屠宿迁城
1938年11月22日,日军富永旅团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猛攻宿城,在受到国民党守军独立旅和八十九军一九八团奋勇抵抗后攻陷北门。日军由于在城门内张老庙、石灰窑和西马路口一带受到顽强抵抗,兽性发作,不分老幼,见人就杀。这一带未及逃出的300多人,无一幸免。从城南入城的日军,进城的当天上午,也从牛角湾沿奎楼堤向北,挨户搜查,绑走了李树奎、鲁大仓、刘新起、邵统才、王大爷父子、陶家女婿及赵德兰父亲共16名青壮年男子,并于当天晚上把他们枪杀在老堤头。之后,当受害者家属去收尸时,见一条绳子把18具尸体连在一起,血肉模糊,很难难辨认。第二天,日军20余人又在城南一带到处抓人。他们把抓来的王和尚、窦三骡子以及傅庄姓管的共十余人用绳子反绑双手,带到宿关坝台南侧河沿,排成一排。日军用刺刀戳伤他们的肩膀,然后将其推入运河中,逐个枪杀。日军走后许久,河水依然通红。1938年12月1日夜,国民党五十七军反攻宿城,重创日军,并在马陵公园内焚敌汽车27辆及辎重弹药一部分后安全转移。敌人残兵在得到徐州日军驰援后,于翌日晨再度入城。几十名日军在马陵公园、西马路口至北城门一带四处搜寻,逐户放火,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奸。霎时间,宿迁县城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惨呼不绝。此次日军烧杀延续达三天之久,共有五六百户,计2000余间房屋变成焦土;一个桥洞里的20余居民,全被杀死;躲在极乐庵的几十名和尚,亦全部被杀;庵后一个坑里埋有30余具尸体;家住马陵公园附近的堰头火车站站长许某和他的儿子同时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住在小教堂后面的潘姓白铁工和唐四月的妻子及其怀抱小孩,均被枪击而死;就连躲在仓圣词神龛下的陈姓妇女,也被日军拖出用刺刀刺死。其他如马陵山后陈侉子一家5口,梅姓一家4口,都是全家被杀。在天主教小教堂19号大院里12名矿工被日军用机枪射死,北城根的瓦罐窑里塞满了死尸。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一具女尸,赤身露体,显系奸污后被杀死。婴儿被摔死的甚多。城外有个4岁幼儿,不知恐怖,跑到门,被日本兵当活靶射杀。1941年2月16日,在淮阴师范读书,家居宿城的 沙霞飞、王宝书等5名学生放寒假回家,在淮阴汽车站日军宪兵队在沙的行李中查出一本(或说几本)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当即把5名学生扣押起来,进行审讯,并结合沙在学校里曾以"红星社"名义办过几期墙报,即肯定其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于是严刑追究他们的核心组织。这一线索又牵涉宿迁,日军即以此为借口,在宿城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2月20日夜,日本宪兵队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新华小学校长李翰和该校教员萧冠东、马斯铎、皮 培茎及许家宝5人,并连夜专车押送淮阴,一时间整个宿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2月24日凌晨,日宪兵队出动宪兵200多人,分别在全城进行空前大逮捕,当时几乎包括全城教师及伪行政人员40余人被捕。对被捕的人,日军按预先拟订好的名单点名,一批一批地关进宪兵队部后院的牢房。2月28日(即农历除夕),酷刑审讯开始。日军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毒刑逼供,灌火油、烙铁烙、狼狗咬、通电流,至于吊打、上瓮桶,更是家常便饭。埠子小学教师肖天鲁,从早上带出审讯,直至黄昏,由于审讯时他高呼"教书无罪",恼了敌人。灌过凉水之后,又让其跪在水泥地上,在腿弯子上压一块三角铁,先是两头各上一个日军,继之每头两个,大约500斤重的重量压在萧的两腿关节上。顷刻之间他骨碎肉绽,脚尖转向后面,瞪着双目昏死过去。这个28岁的青年,被活活折磨致死。经过40多天的刑讯,日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于是伪造一份《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宿迁县城区组织人员表》,半个月后把李翰、叶靖远、萧冠东、陆彼吾、张哲公、马斯铎、张建吾、高琪、高冲霄、施心泉、戴哲生、初少芳、吴廉庆等18人,两人一铐押上一辆囚车,送至徐州宪兵分队,这些被送走的人,除叶靖远、萧冠东、马斯铎3人被释放外,其余均被日军杀害。此次案件,株连被捕的校长、教员、学生及伪行政人员多达70余人,刑讯历时达110余天。除受酷刑死去和被处死刑者外,其余的人身心也都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如梁彩宾、刘汉泉等,有的精神失常,有的终身残废。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驻宿日军奉命撤往新安镇集中。18日一早,日军将在押囚犯都叫出来,21个人用绳子捆绑起来连在一起。这些人中有家住顺河集的陈俊香、张耀亭(又名张儒臣)、张佑通、梁庭礼、张怀礼等6人,住双茶棚的张少勤,住东张圩子的张苗雨、徐姓教书先生,住宿城的曾伯新、贺春庭以及家住黑鱼汪的几个人。日军将曾当过日军情报队长的贺春庭放走,其余的人都被带到洋桥东头徐善美家院子里。这时城里开来一辆汽车,车上满载日军,车头上架着一挺轻机枪,停放在徐家门口,枪口对着院内跪在地下的人。忽然从车上跳下3个日军,凶狠地用刺刀逐个把他们刺死。其中张少勤与张怀礼幸未刺中要害,装死伏在难友尸体下始得活命,其他18人无一幸免。而张少勤由于伤势太重,医治无效,不久也死去。张怀礼被日军用刺刀从头部耳后戳进去,腮牙被戳掉一个,耳后至今还留个伤疤。
江西
湖口县空袭惨案
1938年6月24日,日军派遣大批军舰飞机,进攻我位于长江中游的马档军事要塞。日军进攻马档要塞,其目的是为了排除长江中游最大的封锁钱,以便直趋湖口、九江、瑞昌、武穴等地,从水陆两路攻占武汉。6月26日上午11时,日机数十架次窜扰湖口县,配合攻占马档要塞战斗,日机在县城狂轰滥炸达一小时之久,县城沿江一带房屋均在轰炸中变为废墟,炸死炸伤老百姓五六十人。同日,日军攻占马档。第二天,日机9架又在湖口扫射滥炸约一小时,轰炸目标除县城外,还有三里、马影、凤村、文桥、流泅等许多村庄,6月28日,日机又轰炸了三里街、马影桥、下秦村一带,6月29日,日机又一次轰炸县城,铁马山洞内80余人被炸死。
九江眠山惨案
1938年9月,协助我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护工作的范琼在瑞昌被松浦师团福岛大队捕抓。9月9日解赴蜗山下枪决,同时被敌军枪杀者还有其他4人。范琼与1名工友未被击中要害免于一死,其余3人均遇难。
日机轰炸吉安城
1939年3月17日,日机32架,向吉安城实施地毯式轰炸,投下的尽是烧夷弹,地面顿时火光冲天。不到一小时,把吉安最繁华的大街永叔路烧得满目疮庚,躲在店里或家中的人全部被烧成了焦炭,逃到外面被烧死的人,亲人连尸体也辨不出来。此次惨案共炸死烧死400余人,伤200余人,烧毁一条永叔路,吉安的城市精华付之一炬。
新建县三宫塘村惨案
1939年3月,日军占领新建县后,经常派出小股武装骚扰四乡。为防不测,村民们白天都躲藏在山里,天黑才回村。后来,日寇派汉奸发给石岗镇三官塘村一张日军的像片,勒令村民每逢日军路过时须捧着像片站在村口"欢迎",只有这样才可免遭烧杀,当时的三官塘是一个小村庄,30来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屋场坐东朝西,村背有棵大樟树;房舍散列三面,围成一个斜向村口的禾场。村外有条朱坊通往东安的大路。自从发了那张日军像片,每当日军从村外大路经过,村中17位老者就按汉奸勒令要求去做,年纪最大的德茂老人手捧像片站在村口,其余分坐在樟树兜上,默默地"守"着日军过境。 起初,村民对此还存戒心,青壮年、妇女小孩仍藏进山林深处,17位老者也心神不定,恐有不测。过了几次日本兵,平安无事,人们便逐渐放心。听说"过兵",德茂老人摆好凳子坐在村口,不少青壮年为防抓苦力就躲藏在家中,老年妇女和小孩也敢站在樟树下远远观看。三官塘村小,过兵都没有进村,一天午饭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日军的步兵、马队从高安方向过来。和往常一样,德茂老人手捧日军像片坐在村口凳子上,16位老者默默陪坐在樟树兜上,几个小孩站在一边看热闹。德茂老人也不知道手捧的这张像片到底是谁,只晓得日本兵对他挺恭敬,有的还对像片敬礼哩。德茂老人只见一队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气腾腾地逼来,他手捧像片赶紧满脸带笑站起来"迎接",领头的鬼子歪过脑袋瞪了一下像片,突然一声吼叫,刺刀直捅德茂老人的左肋。16位老者都惊呆了,几个小孩吓得掉头就跑。鬼子端起鲜血染红的刺刀直向一儿童腹部挑去,接着抬起皮靴"嗡"的一脚,儿童的肠子迸溅一地。同时,10多名日军举枪向老人们直刺,顷刻间,17位老者全部尸陈树下。接着,日军冲进村子,见男就杀,见女先奸后杀。妇女被轮奸后有的剜去乳房,有的剖开肚皮。金天倚一家6口,父母和3个弟妹都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只有金天倚躲过这场劫难。一个猪栏里躲进了一伙妇女儿童,日军发现,一阵砍刺,杀死了27人。藏进阁楼或禾堆、杂物堆的,均被日军纵火烧死。那天,三官塘附近的几个村庄也被血洗。据金天倚事后叙述,这次惨案,三官塘村村民从敌人枪口逃生或事先逃难出外的不过十之二三。
南昌县荷埠周村惨案
1939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凌晨,日军借口"扫荡"抗日武装,从南昌县的武溪郑家、棠溪邹家,尤口山湖家三个据点出动1100余人,分水陆两路,将荷埠周村包围,并将人群集中赶到司马地、四川地、烟草地。武练场四个地方,准备屠杀。集中人数最多的是司马地,日军呛喝着"统统枪毙",将四挺机枪架起。有位群众见情形不妙,大喊一声:"鬼子要杀 人了,快跑啊"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无情地吼叫着,450余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血泊中,只有一个15岁的少年躲在灰堆中幸免于难。日军押着70多个青壮年来到四川地,勒令7人一排,用枪点射。最后只有一人幸免,他个子矮,站在最后一排,他弟弟个子高,站在他前面,日军开枪后,弟弟倒在他身上,他佯装死去,躲过劫难,在烟草地,123名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杀,其中妇女多是被先奸后杀。日军或用刺刀捅,或用马刀劈,或军犬咬,惨状令人发指。有户11人的家庭,已杀了9个,剩下老人和小孙子,向日军求情,日军竟狞笑着一刺刀穿透祖孙两人的胸膛。有200余人被困武练场。日军一开枪,群众四散奔逃,但无情的枪声仍吞噬了120多条生命。日军又追赶抓回30多个逃跑的百姓,全部活埋。有位老人在被拖进土坑时大叫:"老天爷,你睁眼看啊,你榔不叫雷公霍闪(闪电)劈了这些鬼子呀"这一天,日军杀死790余人、杀绝52户,并纵火烧毁房屋750多幢,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一个1100多户、5800余人的荷埠周村烧成废墟,接连3年,村里没有人烟,草比人高。
进贤县罗溪街惨案
罗溪街是个拥有8条街道,111家店铺的大集镇,每逢三、六、九当街日,临川,进贤、南昌三县九乡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罗溪进行商品交易。南昌失守后,日军以抚河为界与我军对峙,以梁家渡为据点对我进行骚扰。
1940年农历三月初九上午10时许,正是罗溪街集市交易高峰时间,日机4架侵入罗溪上空,轰炸至下午7时结束,往返轰炸的日机达47架次。首遭日机轰炸的是杨成美的住宅,一幢前后三进的砖瓦房霎时变成一片废墟。敌机狂轰滥炸,造成死伤枕藉。李火英和9岁的女儿易九梅,以及未满月的婴儿被当场炸死。莲塘的李烈国、李烈供三兄弟均在空袭中丧生;易余得的母亲被炸得血肉横飞、一条腿飞挂在樟树上;南昌一卖布的农民被炸死在抽树上。在新义兴酒店边的一条小巷内,炸死10多人。这次空袭,当场炸死100多人,炸伤100多人,赶集的100多条民船也被日机扫射得毁坏殆尽,昔日繁华的罗溪街到处是残壁断垣,一片瓦砾。
波阳县城空袭惨案
波阳(原都阳)县位于都阳湖畔,自1938年后频繁受到日机空袭骚扰。为躲避这从天而降的灾难,县城郡阳镇的一些人家一早便吃点东西,携带布制的"防空袋"(内装日用品、干粮等)到城郊隐蔽处躲飞机,直到太阳西沉才返家。有些一天不干活便没有饭吃的贫苦居民,则抱着侥幸心理,白天仍在家做工,一旦有空袭警报,而家附近又没有防空洞之类防空袭设施,便把几床棉絮厚厚地铺在"八仙桌"上,全家老小躲在桌子下。只要不被炸弹直接投中,即使所处的房屋倒塌,在结实的"八仙桌"下也可避免一难。1941年3月2日,日机8架侵入都阳镇上空,从二条巷到四条巷,从上宦岭至府门口均遭轰炸。三条巷一户卖旧衣的人家全家被炸死,染衣店的胖子一家6口也全在空袭中丧生。3位农民避入上宦岭后的小防空洞内,不幸洞被炸塌,3人全部遇难。这次空袭,路上行人死伤达30多人,炸毁房屋150余栋。空袭遇难的人多,以致县城棺材店的棺材供不应求。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6架日机空袭县城。日机对北关报岁寺旁停放的十几辆棉花车进行扫射后,又在城隍庙、积谷仓、高门七胜庙、张王庙、天主堂等处投弹,炸死20余人,伤十几人。日机又飞抵县监狱上空投弹轰炸,造成20余名犯人死伤,几十名犯人乘隙逃跑。
新干县石口惨案
1942年7月8日,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团长姚显微教授,率领中正大学10余名学生,从前线撤退下来,路经新干县石口村,因长途跋涉,疲惫交加,加上村中小河石桥被毁,道路阻隔,不能通行,便暂住该村村民家中,晚10时许,突有日军第六师团第六步兵团长竹原三郎少将所部(又称竹原支队)数百人包围石口。姚显微在屋内向围攻的日军喊话说:"我们都是文化界人士,不是武装军人。你们不能任意危害,擅加侮辱。"日军仍执意攻进房内。姚显微等忍无可忍,率学生与敌搏斗,毙敌一名,伤敌一名。日军开枪,姚教授身中二弹,不支而倒,但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英勇就义。学生吴昌达亦徒手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日军俘获5名学生(其中2名女性),不久,即将2名男学生杀害,2名女学生则受尽凌辱,解往南昌,另一人不知下落。姚显微等遇害,在中正大学和江西省以及全国都引起极大反响,重庆《新华日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余干县惨案
日军攻占瑞洪镇后,1942年6月犯日攻占余干县城。侵占县城的日军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毁民房3997栋。店房2663栋,戮杀致死的无辜百姓有108人。兽兵们还肆意奸淫,强奸了白发苍苍的老枢和年幼无知的女孩。
焚烧房屋:日军所窜之处,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均纵火焚烧民房。从6月22日沦陷到8月21日鬼子溃退,县城连续被纵火6次,最后一次大火,烧了两天一晚,县城成了一片火海,数十里外均可看见冲天烈焰。有的人家是人畜被关在屋子里被活活烧死。西街朱报喜的60多岁的妻子邹婆婆被火困在院中无处逃生,烤死在一棵柑树下,衣服被烤成灰烬。风儿吹走灰烬,露出仰卧在地赤裸的尸体,亲人在浩劫后回来目睹惨状,肝肠寸断。昔日一座依山傍水、人烟稠密的县城今时变成断垣残壁的瓦砾场。在农村,五都全垣一百数十个大小村庄均遭鬼子纵火,一次没烧尽,鬼子再次纵火,二十八都就先后遭五次纵火。农村范围大,村庄多,鬼子纵火的方法是两三人为一组,分组放火;鬼子背着钢枪,头戴钢盔,一手举着酿着煤(汽)油的火把,在村前村后四处纵火,直到火势蔓延无法扑灭,鬼子才离开再窜到另一个处放火。
惨杀百姓,在株桥管家境内有一条民船,船上有难民20人。日军发现后除其中两人侥幸逃生外,其余18人均被日军杀害。7月20日,30条载有难民的民船停泊在清水渡,日军放火烧毁了全部船只,反绑难民双手,将每5人、连成一串,全部推入激流中淹死。黄金埠一户开丝带店的姓张人家,全家6口均被日军杀害。7月上旬的一天,十几名鬼子窜至石溪张家村,鬼子先挖开圩、堤,引洪水淹没全垣,再包围村庄。有3名村民从村里逃出,鬼子抓住后猛砸村民的头颅,直至3名村民脑浆迸流而死。日军还戏弄百姓,杀人取乐。西街的周连兴彼鬼子抓去划船,船划到河中间,鬼子突然猛力推周下船。周坠落水中,游过来双手抓住船帮,日军就用船浆打他的手,反复戏弄,直至周连兴被淹死。8月初的一天,日军在县城附近的十甲村杀死一名3岁的小孩,刺刀从小孩腹部戮人从背后穿出,日军扛着这杆刺刀招摇过市。
侵略者还以污辱中国百姓取乐,仓前岭村一些村民被抓来作劳工,鬼子逼迫劳工"斗牛"。所谓斗牛,即两人为一组,相距十余步,弯腰伸颈,听鬼子一声令下,两人便相向猛冲,头撞头,要撞得凶,鬼子才高兴。如果跑慢了,撞轻了,鬼子就用枪托来"教训",直打得不能动弹才罢手。西街吴天成老汉,唇上留有八字胡须。鬼子抓他做劳工,干的是煮饭的活。煮完饭,鬼子在他脸上涂满锅灰,一名鬼子提着他胡须走,鬼子们围在一旁毗牙咧嘴狂笑不已。
奸**女:鬼子兵所到之处,到处搜寻妇女肆意奸污,不论是露天旷野还是大庭广众之下,日军在哪里搜寻到中国妇女,就在哪里奸淫。侵略者真一群衣冠禽兽。7月15日,20多名鬼子在县城搜寻到一批女人。鬼子把这些妇女集中在一起,不准穿衣,一律赤身裸体供鬼子淫乐,县城的李月英携18岁的长女艾香和11岁的**菊香躲藏在余家渡,不料被日军搜到。李月英知已陷虎口,不甘污辱,母女三人抱成一团投河自尽。
南昌县塘南惨案
1942年7月17日深夜,驻扎在南昌郊外的日军第六师团竹原三郎所部(号称"竹原支队")从河埠周家、尤口范家两处据点出动100余人,向南昌县塘南地区展开残酷的"扫荡"。大屠杀是先从朽林街附近的村庄开始的。日军以堵口合围的方法,分四路杀进朽林街,把从各处胁迫来的群众堵在抚河岸边,进行集体屠杀,被杀害人数较多的地点计有西塘沟、码头口、令公庙、,祖师坛、吴家祠堂、张家山以及下张堤、野猫洞等14处。祖师坛位于拓村街东,南面是河,北面是塘,是东港头进出朽林街的必经之地,当时,日军50余人胁迫60余名群众来到祖师坛前场地上,用刺刀进行屠杀。40余名群众分别跳进河中和水塘里,日军即用机枪疯狂扫射,60余人无一幸免。窜人吴家祠堂的日军将50余群众关进祠堂,由两三人看守屋内群众。其他日军便抓住5个妇女到屋外坟山进行奸淫侮辱。在吴家祠堂被杀群众有40余人,日军屠杀后又放火烧毁祠堂。7月18日拂晓,日军包围了驻有120余名难民的令公庙。5名日军荷枪实弹窜人庙内,将机枪架在戏台上,威逼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庙内院中排队集合。7时许,大屠杀开始。日军首先对准吴先露老人当胸一刀。接着将60余男人分6人一批,先年轻后年老的,推出庙门,在河岸枪杀,然后又将妇女2人一组,头发扎结在一起,反绑双手拖出去用刀刺死。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对小孩和吃奶的婴儿,或是往石头上摔死,或是用刺刀刺入**,再扔进河里。令公庙外,几十具尸体或是没头,或是没脚,或是肠外流。西塘沟是大屠杀最后一个屠杀地点,也是被杀人数最多、情景最惨的一处。日军把200余群众围在这里,在不到半个钟头内全部杀光。群众被杀前,被逼沿河岸排列成行。青壮年双手反绑,头发被剪掉一行(表示是被杀对象)站在前列。枪响后,群众一排排倒下,有的人破口大骂,挣扎反抗,但无济于事。200余被害群众中侥幸生还者仅四五人。据不完全统计,塘南地区14个地点的大屠杀,被害群众860余人;拓林街和附近村庄被烧房屋123幢,物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波阳"永发"号客轮空袭惨案
1944年6月29日,波阳(都阳)赣北轮船总局"永发"号客轮由谢家滩驶返波阳县城都阳镇。下午2时,途经都阳湖清山(独山)附近时,突遭3架日机袭击。日机先以机枪扫射,再扔炸弹轰炸,客轮后半部被毁坏,不少旅客中弹落水。第二天上午10时;遭重创的永发号客轮返回都阳镇。据都阳县警察局长石德信调查,永发轮在这次空袭中死亡12人,受伤7人。永发轮当时载客110余人,10名船工中有4人丧生,其中两人是落水身亡而找不到尸首。据当时在场的船工姚水生证实,永发轮遇难的肯定不止12人,死亡至少有30多人。部阳县警察局局长石德信对永发号客轮的伤亡调查,除船工外,对旅客的调查仅是在船上的伤员与死汇合后,沿赣江向南昌逃窜,中国军队跟进追击。7月23日凌晨,日军侵占马家洲,便放火焚烧民房,对曾是江西省战时省会的泰和进行毁灭性破坏。大火从青石桥烧起,延至后街、半边街、前街、横街、公路桥,一直烧到武阳桥附近,烧毁房屋近300栋。同月25日,日军又在永昌市放火,从永昌市到现在的县家机站,所有房屋均被烧光。
7月24日晨,一队日军从赣江登岸,窜扰塘洲乡龙口村。一进村,日军便举枪击杀陈笃汉。在马家洲去石滩渡口边,碧溪乡的两个农民遭日军射击,一死一重伤。碧溪乡大湖村双目失明的张贞妹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因遭日军强奸反抗不从,母子两人被日军推下河活活淹死,被日军零星杀死的还有万合乡湖屋村的康定禄、冠朝乡山田村的郭东生等人。
7月24日,龙洲村的村民发现村庄附近有两个乞丐,仔细一看,乞丐戴着戒指。村民们觉得可疑,便抓一个乞丐审问,才知乞丐是日军侦探,村民出于义愤,用菜刀宰了这名日军侦探。另一个"乞丐"发现情况不妙,赶紧逃走。第二天,数十名日军窜至龙洲村行暴。为防不测,村中多数群众已躲藏在山上。日军焚烧全村34间住房,逐户抓来25位村民。村前春米屋旁有棵大樟树,日军把抓来的村民关进春米屋。逐一拉出来,先剥光其衣服,令其跪在樟树下,再逼其召供出"乞丐"的下落,供不出来就用刺刀乱捅,捅死后抛进一口水塘。有的被抛进水塘时还未气绝在水中挣扎,日本兵就用竹杆或门板往水下压。丢进水塘的尸体越来越多,塘水被染成殷红。
日军抓住妇女就奸,反抗不从即杀,许多妇女被强奸后也难逃被杀戮的厄运。塘洲乡龙口村白润秀被日军施暴后推人水塘中淹死。云谷乡乡长胡元培的妻子被奸后,又被刺刀劈死。塘洲乡洲头村罗连秀不堪日军轮奸,哀乞停止,被日军用枪尖乱捣**致死,9名日兵轮奸大湖村尹凤后,用木棍捅死。年仅15岁的姑娘严秋菊是塘洲乡人,被日军抓住强奸,她誓死不从。两名日军中一人抓住她一只脚倒提,头朝下浸入水中,数起数落,直至严秋菊窒息身亡。
日军窜犯泰和抓走当地挑夫难以尽数。事后永昌乡乡公所进行调查统计,全乡抓走挑夫达500多人。县城有位80多岁的老人陈子蠢也被日军抓夫,被迫挑80多斤的担子。他挑担走了10多华里,因年迈体衰,实在走不动,被日军一刀刺死。水昌市严金沂也被日军抓夫,到吉水白沙时乘隙逃生。沿途他亲眼看见路边横尸100多具,都是因挑不动担子而被日军刺刀拥死的挑夫。
泰和惨案中,全县有13个乡遭劫,603人遭日军屠杀丧生(其中男404人,女176人,16岁以下儿童23人),265人重伤,321人轻伤,房屋焚毁2125栋。
湖南
日机轰炸株洲的暴行
七·七事变后,交通重镇株洲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1937年10月8日上午10时,日机9架飞侵株洲上空,分别在董家缎兵工厂、田心机车修理厂投掷炸弹炸死炸伤40多人,炸毁厂房1栋。1938年8月31日,日机18架在株洲火车南站(现建设路口货站)、北站(现株洲客运站)一带投重型炸弹、燃烧弹100余枚,炸死炸伤70余人,毁民房100余栋;南站附近湘江码头炸毁民船8条,北站场内一列运送新兵的军车被炸翻,炸死200余人,10月16日,日机38架次;19日,日机100余架次对株洲轮番轰炸扫射,南北火车站附近民房、街道和交通设施大部被摧毁,人员死伤无数。1939年8月底,日机一批轰炸株洲镇居民区,樟树坪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原电报局旧址和镇小学全被炸毁。1940年11月29日下午,日机6架空袭镇区,炸毁民房数栋,死伤10余人。1941年7月,日机一批轰炸火车北站,投弹近100枚,炸塌车站防空洞一座,洞中男女者幼300多人全部遇难。1942年11月27日上午8时,日机8架次轰炸镇区,死伤1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42年底,日机近千架次飞临株洲镇轰炸扫射,使这座近10万人口的城市瓦砾遍地,百业凋零。
长沙惨案
长沙为湖南省省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一直将进攻和占领长沙视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37年11月24日始,即开始对长沙进行飞机轰炸,遂使长沙成为湖南受害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地区。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日军先后出动飞机上千架次对古城长沙及城区四周狂轰滥炸,投弹成千上万枚,对长沙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1938年8月17日,日机18架空袭长沙,一次投弹百余枚,毁民房300余幢,炸伤800余人;25日,日机18架空袭长沙,投弹6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60余人;同年10且10日,日机35架3次空袭长沙,市民死伤300余人。1939年9月始,日军第十一军三次向长沙发动猛烈进攻,经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将其击退。但因日军窜扰城郊和战火的影响,使长沙地区遭受空前破坏。1944年6月,日军以20万之众再次进攻长沙,6月19日全市尽陷日军之手,至1945年9月:日光复,其间死亡68147人,受伤146224人,造成经济损失15741亿元(法市),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4756亿元。
日机轰炸衡阳的暴行
1938年2月至1944年8月衡阳会战结束,日机数十次飞临衡阳(含衡阳县)轰炸,给衡阳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19%年10月9日夜至10日晨,日机30余架分6批轮番在衡阳肆虐:投弹120余枚。小西门外、易赖后街死伤120多人;大无头、瓦子坪等地也炸死不少人,尸横遍地。 1938年11月26日,日机18架在江东岸和江西岸投弹数十枚,北正街、两头忙、帝王宫、堰塘巷等街道中弹最多,死伤居民1000余人)1939年:月12日,日机3批轰炸市区及江东,炸毁商店、民房80余间,震坍房屋100余栋,死伤200人以上。4月6日,日机18架侵入衡阳上空,在市区万寿宫、太子码头,南正街、铁炉门、东华门、司前街、北正街、下长街卡路巷等处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全市顿成火海。后据调查,这次大轰炸炸死炸伤居民近万人,炸毁房屋约500栋,其中工厂、商店约200家。直接经济损失价值银元数十万元。1940年6月某日,日机在衡阳城南苏修一带投弹,炸毁房屋200余间,居民死伤1000余人,1944年6月至8月衡阳会战期间,日机每日飞临市区狂轰滥炸,所投半数为燃烧弹,以致城区日夜大火熊熊,市内一片焦土小原有房屋32500余幢,战后完整的房屋仅存5幢。据统计,日机先后向衡阳出动569次,飞机17D3架,投弹3958枚,居湖南全省之冠。
日机轰炸湖南大学
1938年4月10日下午2时许,日机27架空袭长沙,于岳麓山湖南大学一带投弹30余枚,其中燃烧弹10余枚。湖南大学时为湖南最高学府,设备完善,历史悠久,经此轰炸损失惨重。炸死38人,伤20余人。校图书馆被炸毁,科学馆被毁三分之二。所藏珍贵书籍以及贵重仪器、标本、设备等俱被炸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多处房屋大半倾塌,有3栋学生宿舍受损最为严重,供电系统被毁坏,经济损失约30万元。
日军在宁乡的暴行
自1938年9月6日宁乡始遭日机轰炸,至1944年6月,日机空袭宁乡达64架次,投弹221枚,炸死105人,炸伤197人,炸毁房屋86栋又177间。1944年6月14日,日第十一军大举入侵宁乡县境,长沙沦陷后,日军不断增兵宁乡,至6月下旬,数千日军先后在黄土潭、王爷殿。袁家河、边街子、穆家山、芳坪里、和尚桥、白马滩、皤桃渡、坝塘、檀木桥、宋家铺等地大肆奸淫掳掠,屠杀无辜。7月29日,日军第十军800余人攻人县城,店铺被洗劫一空,民舍大部被焚,街衙尸骸满地。日军又乘势进犯莲花、狮顾、磷峰、高露、石潭、芳储。龙从、仙凤、栗溪等9乡地域,全县沦陷面积达1419平方公里。日军在宁乡奸淫掠杀,手段残忍。妇女被抓后,或遭集体轮奸,或被押至县城日军娱乐场所长期受辱,或被割去双乳,或以乱刀捅死,在夏锋铺圈门湾5农民被抓后,日军逼其自掘坑活埋;在万寿山7个难民被抓后,日军抓住他们四肢扔向空中活活摔死。日军以杀人取乐,或将受害者绑在树上慢慢刺杀,或将四肢摊开钉在墙上活活钉死。据龙从乡统计,全乡8818人,其中1125人被日军直接杀害,219人被迫投水、跳崖自杀。芳储乡及停钟部分地区417人被杀,298人受伤,65名妇女被强奸。据全县不完全统计,3451人被杀害,73231人受伤,62460人被掳,牲畜被宰杀27682头,糟蹋粮食2667200石,财物损失折款2382亿元。
日军在南岳的暴行
南岳为中国五岳之一,是著名的名胜区。经过千百年来的建设,至近代已形成南岳古镇的风格特色。这里有庙字、寺观、车站、旅社、医院、学校、图书馆,商业繁荣,往来人口众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南岳古镇,使该镇遭受惨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在85300多万元以上,1938年农历九月十八日,日机轰炸南岳,大庙古建筑被毁。以后日机又数次飞临轰炸,古镇四街俱遭严重破坏。1944年农历五月初,南岳沦陷。8月25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后为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将指挥部移设南岳白龙潭,指挥广西战役。9月8日上午,一股日军偷袭上封寺,俊修和尚惨遭杀害,建筑物被部分摧毁。10月,日军大野汽车部队开进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今水嫌洞处),拆毁新校舍,学校荡然无存。该部又拆毁中山堂(今南岳完小)。12月下旬,日军井上部队闯进省立农业专科学校(今四一五医院处),将新校舍全部破坏;该部又拆毁省立南岳图书馆(今南岳区政府所在地),还捣毁私立岳云中学、五四中学、甫岳汽车站、中国旅行社。1945年8月末9月初,日本已宣布投降,日军华南指挥官武侯中将继续对南岳进行疯狂大破坏。日军拆毁省商业专科学校的办公大楼、宿舍、礼堂、图书馆,对大型设施、图书资料纵火焚烧,大火四昼夜不熄,还破坏了省府南岳招待所。至于日军对南岳大庙、祝圣寺、南台寺、华严庵等古建筑以及对森林、道路、桥梁、文物、古迹等的破坏,损失则无法估算。日军在南岳一带还枪杀无辜百姓在百人以上,强奸妇女,掠夺财物,烧毁祠堂、村舍无数。
日机轰炸益阳城区
1939年7月30日,日机9架向头堡、二堡、三堡投下炸弹10余枚,炸毁房屋100余栋,炸死炸伤市民219人。1941年11月3日下午1时,日机10架突然临空,在城区将军庙、熊家坪、木瓜园、鄂城义山。白骨塔一带低飞盘旋,疯狂投弹,刹时房屋倒塌,尸横遍野:有尸、可查者1300多具,伤残不计其数。史称"一一·三惨案"。1943年10月某日下午,日机9架沿万寿宫起至临兴街,连续投下重磅燃烧弹10枚,顿时一片火海,照亮沿途10公里天空,昼夜不熄,河边、后街巷道较宽地段,烧成断壁颓墙,死亡约10余人,市民财物损失甚重。1945年春的某日,日机再次飞临市区,在非军事区三堡仁德学校、罗明畅巷子一带投下一批燃烧弹,烧毁房屋数10栋,损失财物数百万元,市民死伤惨重。此外,日机还经常飞临市区进行小型轰炸和扫射,造成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如1938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日机临空俯冲扫射轰炸,市民赵元满的丈夫和妹妹当即被炸死,两个外甥女同时遇难,赵元满被炸断右手。一日下午,日机在市头堡文家码头河街投弹数枚,炸死市民30余人,毁房屋10余栋;一日中午,日机在市大码头赛楚南面馆周围投弹3枚,吃面条的8人当场被炸死,太和书店被炸毁;一次,日机在市汽车路清江旅社侧边投弹一枚,炸毁房屋一栋;又一次,日机在市汽车路后面近郊区处投弹数枚,炸死3人,伤1人。
日军在岳阳新墙河畔施放毒气
1939年9月19日1时30分,日第六师团向新墙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二军阵地雷公山施放毒气烟幕,掩护步兵攻击被击退。22日,日军增兵再藉毒气烟幕掩护,向守军猛冲。23日4时,日军向新墙西之王街坊七步塘守军第十二团阵地施放毒气烟幕,守军400余名中毒死亡。10月上旬,日军第六师团长命令配属瓦斯部队,自新墙河石岗堤防死角,利用东北风向守军阵地放射"赤筒"及特殊瓦斯一万个,毒死守军700余人。1942年1月12日,日军又用毒气袭击,守军中毒气死伤率约40%以上,日俘高泽健儿1945年9月10日笔供承认,日军在进攻岳阳新墙河战斗中施放过室息性毒气烟幕。
山西
阳高城惨案
1937年9月9日拂晓前,日军侵入阳高城。9日凌晨,商会的人员一见城陷,就召集人们出来欢迎日军。日军用刺刀把欢迎的人群驱赶到大北街口,逼迫他们分东西两侧跪下,还有被日军挨户搜出来的人也都抓来跪在那里。快中午时分,日军先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一个日兵抽出东洋刀对着人群砍死一人。下午4时左右。日军从人群中挑出极少数几名老汉放回家,对剩下的人看管得更紧了,头也不让抬一下。一会儿,日军把跪在街口上的人群轰起来,往南街驱赶。有人看事不好就往马家巷跑,日军开枪杀死一人,并立即加强了戒备。人群被押到事先架好机枪的南瓮圈,日军用机枪向人群扫射,人们一片片地倒在血泊之中,除极个别青年在混乱中跑到勒马关帝庙,爬到天花板上和山药窑内躲过枪弹者外,其余均倒在血泊中。机枪停射后,日军又逐个进行清查,发现未死的就用刺刀捅,还在勒马关帝庙的井和山药窖内扔了数颗手榴弹。除幸存的14人外,近600名无辜百姓遭屠杀。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大搜捕。9月12日,日军门门查、户户搜,见了男青壮年抓到关帝庙、眼光庙和南金道进行残杀,仅此三处屠杀的居民足有300人,增盛源杂货店一家被屠杀10人。南街小书铺一名青年,被日军砍下头来扔进煮饭锅里。东街郭天福一家,因女、媳受不了日军摧残蹂躏,全家13口人晚上集体跑到马家园投井自杀。被日军屠戮和摧残致死而灭门绝户的约有百家。日军在阳高两次大屠杀,被害致死的和平居民逾千人。
天镇城惨案
1937年9月12日,日军东条旅团和伪蒙军从天镇城东北角豁口侵入城中,兵分三股赶杀居民。一股沿北城墙往西的日军,在北门口堵截了欲逃出城外的300多名居民,将他们驱赶到北门月城奶奶庙内,一一用刺刀全部捅死,只有西北街侯明未被刺中要害而幸免一死。下午,这股日军在东街、北街大肆抓捕居民500多人,将他们集中赶押到北门外一小沟侧,分批用刺刀挑入沟内,无一幸免。居民王振文的父亲、叔父、堂弟都被刺死在这里,他本人左肩被刺一刀,右肋下被刺两刀,夜间与未被刺死的王君一起逃走。一股沿东城墙往南的日军,到南街逐户搜抓成年男人,抓一批往南街马王庙前送一批,然后又分批赶到庙内进行屠杀。日军嫌人们穿着衣服用刺刀捅起来费劲,就逼他们脱光了上衣。庙院的*坑、山药窖堆满了死尸后,他们又逼活人把死人拖进房里,然后把这批抬死尸的人捅死。直到三间掏空的房再也填不进死尸,他们才终止了这场屠杀。一股日军在西街将200多名成年男人驱赶到云金店前,在一高处架起两挺机关枪,对着人群疯狂扫射,200多人一一中弹倒下。之后,这股日军又把另抓的100多人,赶到西城门南侧,全部用刺刀捅死。9月13日,日军又在城内搜捕了500多人,将他们押到北街大*场晋军挖的防空壕旁,分批用机枪将其扫入壕内,500多人无一幸存。西街刘银兰、刘玉兰姐妹被强奸后,双双上吊自杀;一位15岁的少女被轮奸后又被几名日军揪住双腿扯成两半惨死;西北街20岁的贺月娥奋力抗奸,惨遭日军杀害。两天中,日军在天镇城残杀和平居民2000余人。
左云城惨案
l937年9月18日夜11点,日军攻破左云城。日军坦克在前扫射开道,汽车、步兵随后蜂拥而入。进城后即以东、西两巷为重点,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听到叫门、打门声出去开门的赵铭兄弟六人全被残杀在院外的厕所内外。幸存者王德政的父亲给日军开门时被刺了一刀,次日早晨死去。同院刘建邦一出门就被月军一枪枪杀。日军闯进任金鱼家,将其儿子、孙子、侄儿和同院的王禄及邻居侯富、常金狮等10人,每人刺了两刀,又押到城墙下枪杀。南门街王福功的家属和亲友六人被刺刀刺后,又推入本院的山药窖内,用浇了汽油的柴禾活活烧死。在常家院内,当任伍八发现自己儿子的尸体并要求拉回家时,日军把他也一刀刺死了。楞严寺的和尚如宽也被日军杀害。六旬开外的朱家婆子,在几个日军的狞笑声中,被当作玩物活活刺死。杨汉之母出门眺望被日军抓去的儿子,被日军当活靶枪杀。西巷宋恭被日军用铁丝穿入手心拉到杜家巷枪杀。在南门常糖坊的糟窖里被日军杀死的有20多人,王福功的后院有四五十人。不少妇女还惨遭日军的蹂躏。西巷口一家小店铺年过五旬的女主人和十四五岁的女儿被日军强奸后,一起投井自尽;西街一位在家养病的妇女被日军轮奸后,不几天就死去了;府街一妇女被轮奸后,又被用刺刀从**刺入而惨死。在日军野蛮的屠杀中,也有不甘屈服而作殊死搏斗的。东巷胡万富在一日兵向他行刺时,抓住了刺来的刺刀,与之展开了搏斗,不幸手掌被刺刀削断,最后惨遭杀害。24岁的于福义,几次躲过一个日兵的刺杀后,将其拌倒,并踢开日兵手中的枪支,把他拉到井口就往下推,正当于福义与这个日兵搏斗时,被闻声而来的另一个日兵开枪击中腰部,被迫松开手中的日兵,然后怒目横视,翻身跳入井中,两日兵当即向井里开了几枪。日军在杀害鞍子匠麻太之后,又想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母女俩拒奸不从,奋起反抗,最后一拼到死。宝丰泰掌柜倪荫庭投井自尽,宋恒悬梁自杀。从18日晚上11时到次日上午的半天时间,该城惨遭日军杀害的和平居民共有287人。
灵丘城惨案
l937年9月22日,日军坂垣师团侵占灵丘城。23日晨,日军封锁了城门,只允许老百姓进城,不允许出城,并挨门逐户进行大搜捕,凡是男人连小孩也不放过,全部驱赶出来,分别集中在城东北角大云寺侧后的大马场、北城墙下奶奶庙前大菜园、城西北角财神庙、老君庙后的空地上。日军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当日即枪杀了600余人。从此,日军在城里天天抓人,分别在几个杀人场进行杀人比赛。他们有时把抓到的居民按个大小分别绑成几组,强迫跪在地上,由几个日兵举着军刀砍杀。有的人头被砍下滚在地上,有的人头还连在脖子上,有的被砍倒在血泊里挣扎。如果持刀的日兵能把几个被绑的居民的头一刀砍下来,便会受到围观的日兵的称赞;如果持刀的日兵一刀连一个人也杀不死,便会受到日军官的训斥。日军有时把抓到的居民强令坐在凳子上,一个个地砍杀;有时把抓到的群众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乱挑乱刺。城内有一姓丁的居民,被日军刺了17刀,遍体刀伤,血肉模糊,当时日军以为他死了,把他扔到野外,半夜他苏醒过来,爬回家藏起来。为了永远不忘深仇大恨,他便改名为十七刀。日军为了掩盖其罪行,强迫居民挖坑,把被杀的居民埋在坑内,然后再把挖坑的居民杀死在坑内。城内的男人被杀光了,日军又到城关八街搜捕杀人。杜锦绣和儿子杜四正在家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正遇到日军搜查,杜锦绣被用刺刀挑死在家中,杜四的十个指头被全部割掉,最后被日军开枪杀死。聂尧的15岁侄儿听到日军来搜捕,急忙往地窖里躲藏,被打死在窖口边。其母闻讯跑出来抱住儿子放声痛哭,亦被日军开枪打死。马元祥被日军抓住绑在东城门外的树上,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大云寺广显和尚因帮助妇女从城墙上攀绳逃走,被日军发现,将其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日军把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并抽打着让她们裸体扭摆,然后集体强奸,不从或反抗的,当场杀死。东驮水村的几名妇女,被赶到南河槽轮奸后用刺刀刺死。青年妇女张金娥奋力反抗,被剥光衣服挑出了肠肚。有不少妇女不堪忍受日军的折磨,悬梁自尽。从9月23日至10月23日,日军在灵丘城共杀害和平居民1000余人。
朔县惨案
1937年9月28日凌晨4点左右,两路日军分别在旅团长酒井和本间、铃木指挥下,入侵朔县(今朔州市)城,日军把未及逃走的居民押到瓮圈和南街。人们被强迫一排排地跪在地上。日军把抓到的居民,先是用麻绳十个八个地捆串起来,后又用铁丝缠住人们的脖子,或鼻子、肩锁骨、手掌穿孔一个个地串在一起,一批一批地押到杀人点,不少人未到杀人点就被勒死,在押送途中有人走得馒或稍有反抗,不是用刺刀刺,就是用刀在脸上划,惨叫声此伏彼起。下午四五点钟,南城门外已跪有2000余人,日军将跪着的人拉到护城壕边,一字形排开,用刺刀刺死,挑进城壕,有的开膛破肚,有的被砍下头。日军后来索性用机枪扫射,直至城壕被填平为止。日军恐有活人逃生,又用坦克在死尸上反复碾压,后又盖上秸草,浇上汽油焚烧。29、30日两天,日军又在城内进行了屠杀、奸淫、抢掠,末被抓到南城外的居民又倒在了血泊中。躲在西关帝庙的60多名居民被全部枪杀。西街曹家13口在自家山药窖里被日军用手雷全部炸死。"义和店"徐达、徐通、徐和三兄弟被枪杀,店铺被烧。西街被抓的10几名东北军士兵,被日军拉到花园街一块空地,用汽油浇身火烧,未烧死的用刺刀捅死。高不仁的儿子被扔到火里,老汉挥拳斗敌,父子被焚。南街吕耀先的嫂嫂是新婚媳妇,被从房间拉出奸污,后用刺刀从下部直割腹部,使肠肚流了一地,其丈夫与敌搏斗当即被刺死。青年夫妻李森被脱光衣服受尽百般侮辱。南城壕死里逃生的徐宝所住院子八名男子仅两人侥幸活命,10几名妇女被凌辱,徐的侄女受辱后抱着一岁半的女儿投井自杀。各家各户及各铺面的金银手饰和贵重物资被抢掠的难以数计。日军在三天里杀害无辜居民3800多人,绝户的有160多家,连同外地商贩与走亲访友及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士兵,总计残杀4000余人。
宁武县城大屠杀
l937年10月2日晚8时许,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毛利莫广派遣的一步兵大队300余人第一次侵占了宁武县城。10月五日凌晨,日军开始在城内大屠杀。他们首先闯入延庆寺,到处搜查,将方丈仁助与七位和尚以及三名住庙善人全部杀死于寺内。继而又沿大街小巷,挨门逐户进行搜抓,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抓,抓住就杀。有的居民被赶押到县文庙内,用机枪扫射死;有的青壮年男子被用刺刀穿透肩肿骨,又用铁丝、麻绳串在一起,连同妇女、儿童被赶到城墙上,刺死抛于城墙外。从城西门到水口门有干余米,城墙外壕沟里被日军刺杀的死尸遍地皆是。日军连续数天的大屠杀,使大街小巷,房屋内外,水井内,厕所内,到处都有被杀害的尸体。有被刺刀刺死的,有被洋刀砍死的,也有被枪射杀的,还有被手雷炸死的。许多人家破人亡,房屋被日军烧毁。西关街唐兴丑全家九口人,被杀害八口,只逃走大儿子唐金娃一人。酂神街辛留宝的房子全被烧毁,全家五口人被杀了四口。五中教师赵汉卿一家三口均被杀死于百将庙里。10月13日,日军撤退前还将抓去的l00余名为其做苦力的青壮年男子和被其每日奸淫的青年女子杀害。他们将50名青壮年男子绑押到西城门洞里,先用机枪扫射,后又扔进手雷炸。除了王玉珍、侯桂林两人未被杀死,其余48名都死在城门洞里。日军将另外50余名男女押到平阳营大戊辰(赵晋山)院内,用刺刀逼着他们把衣服全部脱掉,一丝不挂,持枪上刺刀的日军围着狂笑。然后把所有裸体的男女一并赶进正房里,浇上汽油,又扔进手雷。随着爆炸声,大火燃烧,男女哭叫声连天。当时只有西门街的二华子弟兄俩因蹲在后墙角,待后墙倒塌之后爬出去逃了性命,其余50余人都被烧死。在10月5日至13日的九天中,日军使用各种手段屠杀、残害居民。仅城东北角城墙外二处就有尸体500余具,都是在城墙上刺死后推下来的,幸存者只有一个叫梁疯子的人;城北的文庙内有300多具尸体,都是用机枪扫射死的;庙西农具院内有30余具尸体,其中有三具无头的;水口门附近和城墙背上下有600余具尸体。大街小巷和各处房院内的尸体横七竖八。日军这次侵占宁武县城共杀害无辜居民2200余人,烧毁宅院80处,寺庙八座。官邑街、西门街、前所街、后所街和旧城街以及西关街等七八条街几乎成了无人街。大量的金银财物被日军抢掠一空。
怀仁刘晏庄惨案
1937年11月3日下午2时左右,日本陆军工程队一部300余人,乘20辆汽车进犯刘晏庄,对刘晏庄村民不向日军报告日军通讯线路被割断和烧毁公路桥一事进行报复。日军在村东边架起枪炮后,兵分三路由东、北、南三面朝村里杀来。人们分两路从西南和西北两条利于隐身的沟里往邻村疏散。日军一边围堵一边追杀,村民死伤惨重,特别是西南方向的村民遭到大股日军追杀。在村里,一些未及躲避的村民惨遭虐杀,几无幸免。青年袁三女夫妻抱着孩子正要往外跑,被日军开枪打死,妻子被强奸后也遭枪杀,年仅4岁的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扔到路上;王二和的爷爷和奶奶因行动不便躲在家里,被日军倒锁家门,放火烧死;袁志成的母亲在逃跑中,被日军赶上用刺刀捅死,把头割下扔进沟里;年过花甲的董喜常被日军捆住手脚扣在庙里的大钟下,四周堆上干柴浇上汽油点燃,活活烤死。日军见人即杀,逢房就烧,村里火光四起浓烟冲天。"万和源"是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崞县(今原平县)人张××(名字不详)在刘晏庄开办的一处规模较大的粮油作坊。日军放火焚烧了油料仓和作坊,大火连烧三日,火焰四处蔓延,周围多处民房被一起烧毁。苦心经营百余年的"万和源"成了一片废墟,约损失粮食五万公斤,油料10万公斤,仓库房屋16间。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善良的人们,一些年轻人奋起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遭杀害。其中袁贵成被砍成数段扔进麻河。日军在刘晏庄一个下午杀害无辜村民108人,烧毁院落63处计民房500余间,烧毁损坏财物无数。
太原晋阳堡惨案
1937年11月8日,一股日军沿着太汾公路尾追晋绥军,并于午时在太原县城东晋阳堡村附近将晋绥军全部歼灭。随即日军将晋阳堡村包围,首先冲进了村东的打谷场,朝着正在场内干活的宋富魁、宋真元、郝变喜等疯狂扫射,当即打死六人。宋四魁中弹未死,尚在喘息,日军冲上去把军刀插入他的胸膛,宋随即死在血泊中。紧接着,日军挨门逐户进行搜查,把个只有27户人家、120口人的晋阳堡村折腾得鸡飞狗咬乱成一团。日军先后搜抓了26名男青壮年,押到村西的空地上用机枪一阵狂射,使他们全部身亡。近傍晚时,日军杀死无辜村民29人,重伤3人。又将抢来的门扇、木板、家具等物一把火烧尽。
北京
密云潮河关惨案
长城抗战,日军损失惨重。1933年4月14日拂晓,侵占密云古北口长城一线的日本军队第八师团长西羲一,命令100多名日军进犯潮河关村,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日军先烧了村东头一家的房子,把部分老百姓集中到街头的四棵大槐树下,一个一个地用刺刀挑死。贾德明一家五口人,被杀死四口。他媳妇被杀死后,10个月的孩子满身血糊地趴在妈妈身上哭嚎。一个日军把孩子用刺刀挑起,恶狠狠地甩在地上。左英魁一家四口,在家的三口刚走出家门,就被日军挑死。没集中到大槐树下的村民也不能幸免。何国庆正在菜园栽菜,日本兵照他后背猛刺一刀,何还不知怎么回事,就死在血泊中。李发一家四口,日军在街上追上了他哥哥,一刺刀就扎死了。然后又把他父母捆在一起,拽到屋内,两个日本兵前后各一人喊着口令,一块下手把老两口挑死。当时李发只有10几岁,日兵对他也不放过,在他身上刺了四刀,李发倒在父母尸体旁却幸存下来,至今身上尚有四处伤疤。日军又狂叫着把三间房子泼上汽油、点着火,狂笑着走了。村西头朱全福一家藏在白薯窖里,日军听见孩子的哭声,吼叫着让出来。全家四口,出来一个,被挑死一个。4月l6日,这伙惨无人道的日军看到潮河关村残存的房子冒着炊烟,又来"扫茬儿",用手榴弹炸死多人。日军"扫茬儿"后幸存者逃到外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这次惨案,有村民83人被杀,360间房屋被烧,200多头牲畜被烧死。村里的尸体任饿狗撕啃。饿狗吃红了眼,见村外的活人也敢撕咬,当地人只好见狗就打。过了l0多天,村中尸臭难闻,无人掩埋。中国军队十七军二十五师派人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到这里埋葬了尸体。这一年,全村的土地荒芜,村庄内长了一人多高的篙草。
大兴济德堂惨案
l937年7月27日下午3时许,日本侵略军二十师团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下,向驻守团河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某部发起进攻。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南苑撤退,日军占领团河。当时,团河驻有二十九军办的一个残疾人工厂,工人都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二十九军士兵,共200余人。日军侵占团河后,把这些残疾人赶到团河行宫北门外,用机枪扫射,200余人全被杀死。天黑后,日军将抓来的18名青壮年农民押到团河行宫北约一公里的济德堂,为躲避日军而藏身于此的团河村民于治久,也被堵在这里。l9个人被关进一间封堵得很严的屋子后,又被逼坐在滚烫的热炕上,热得喘不过气来。28日清晨,吃饱睡足的日军将于治久和那18个人带到一起,逼迫他们解下腰带,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带到一块瓜地边。日军让他们面朝北,排成东西一行,站在瓜地里。每个人的对面站着一个持枪的日兵,枪上上着 明晃晃的刺刀。站在于治久对面的是一个军官,他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狂喊了一声,日兵就端起枪向站在面前的农民身上刺去,日军官也抡起指挥刀向于治久砍去。19个人都倒在了地上。18名农民当即惨死,于治久幸免于死,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昌平西山惨案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坂垣征四郎部沿平绥铁路向西北进犯,8月初日军进犯至南口,受到了南口中国守军汤恩伯第十三军的顽强阻击。在正面受阻的情况下,日军采取了迂回战术,分兵一部,由昌平西峰山进入西山,经溜石港、马刨泉、禾子涧、镇边城、横岭、沙城绕至南口中国守军背后进行侵袭,企图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在实施迂回作战计划中,对沿途百姓实行了"三光"政策。1937年8月18日,日军进犯居住着150多户人家的溜石港村,以找回丢失的枪支为借口,开始对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村子里顷刻间枪声不断,火光冲天。村民刘万丰一家七口被日军残杀。日军进村时,刘万丰的媳妇和嫂子搀扶婆母,拉扯着四个幼小的孩子向村外逃去。刚走到村东头,就被日军发现。他们将七人赶至一棵杏树下全部杀害。刘万丰的媳妇死的很惨,被枪杀后,日军还将她的乳房割掉。村民王福臣被日军抓住,吊在井旁的杏树上,扒光了衣服,用小刀一刀一刀地活活地刮死。有两位外村双目失明的老人住在溜石港村女儿家,也未逃脱厄运,双双惨死在日军刺刀下。这一天,日军在溜石港村共屠杀无辜百姓37人,烧毁房屋440间。8月19日,日军从溜石港向西开进了马刨泉村。在马刨泉窑皮子上边的一个地方,日军抓到了张景宽等四人。日军将四人用绳子捆在一起,带到一个叫海棠树坑子的地方,用刺刀一个个刺死。60多岁的老人刘万江来不及躲避,藏在自家佛龛供桌下,被日军发现后挑死。日军在马刨泉村共杀害百姓43人。日军临出村时,还放火烧毁了数十间民房,抢走了牲畜几十头。8月20日,日军进入禾子涧村,以同样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当地村民13人。仅三天时间,日军在四个村就残害无辜百姓91人,烧毁房屋500多间。
房山区坨里惨案
l937年8月20日,侵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疯狂向京郊侵袭,驻守在卢沟桥以南的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凶猛的攻势,且战且退,很快撤至良乡、房山地区。日军穷追不舍,一直进犯到坨里村。坨里村地处房山城东北部,为北平城郊交通要冲。当中国军队撤至口子山时,日军已杀进村东,并占领了制高点。之后立即向村中进犯。一进村就杀死三名村民,其中有林万友的父亲、刘殿永的父亲和王昆。年近50岁的王昆从坨里高线下班回来,不知道村中发生了什么事,在街上正碰上入侵的日军。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他押到陈家院中,王昆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刺刀挑死。一同被挑死的还有口子村的穆墨艳。村民宋国山的妻子听到枪声慌忙朝大街逃跑,日本兵紧迫不放,然后从背后开了一枪,宋妻当场死亡。刘景义的妻子在慌乱中跑出家门,日本兵见了追上去将她杀死。刘景义见了急得不顾一切冲上去。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马上将他围住,使他动弹不得。刘急得直叫老总,紧紧攥住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不放。这个日本兵使劲一拧,刘景义的一个手指就断了。村民王振生的父亲王田被日本兵捉住后,被逼着烧火做饭。王田不甘作亡国奴,趁机逃跑被日军抓回。日军把他押到大庙里牢牢捆上,轮番毒打,又照着他的臂膀砍了两刀,卸下一只胳膊,用这只胳膊狠狠打他。王田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失去一只胳膊,再也支撑不住。日本兵见状又打了一枪,王田当场死去。据王振生回忆,8月20日早上没吃饭,他和母亲、妹妹、两个弟弟一块儿逃走,父亲没来得及走而被抓住。他们先来到南罐沟,又跑到英水一带。几个月的小弟弟有病没法医治,不久就夭折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们回来寻到父亲下落时,只见到他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双圆口鞋和一堆白骨。在这次惨案中,秦二掌柜一家10几口人死于日军屠刀下。另一些逃难的百姓躲到房山城北的羊头岗村,其中秦连州一家八口人及一部分逃荒 者躲在村东头一口白薯井里。由于井下藏了几十口人,声音嘈杂,被追赶的日 军发现后赶进教堂。天亮之后,荷枪实弹的日军才进去查询情况。9月17日下午,日军让村公所的人到教堂通知所有的男劳力都出来。100多名10岁以上的男人被赶到二站村西大沟里,四周有日军骑兵队围着,高坎上支着机关枪。日军头目让这些男劳力脱下衣服检查身体。发现头上有戴草帽印的说是军帽印,肩上有担子印的说是扛枪扛的,脚腕上有腿带子印的说是绑裹腿绑的。总之说他们是八路军或是宋哲元二十九军。检查完毕,就开始杀人。每两个端刺刀的日兵赶着三名百姓到西边的谷地里,走出不远,日兵就用足了劲儿,用刺刀扎进他们的后心。好端端的汉子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有的胸口或脊背上咕嘟咕嘟地冒鲜血,有的痛苦地惨叫。天黑后,还有10来个人没被杀。他们一起被赶上地坎儿。当两个日兵从前边动手时,一个18岁叫张润生的小伙子就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日军杀完了查看是否有活的,发现张润生身上没有血,便向他刺了三刀。因他穿着10多斤重的棉袄,才没扎到要害处。这次惨案日军共杀害中国村民110人。张润生是这次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丰台米粮屯村惨案
"七·七"事变后,距卢沟桥10多公里的丰台区米粮屯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武装活动。盘踞长辛店的一队日军闻讯进犯,于1937年11月15日对米粮屯村民进行血腥屠杀。天还没亮,日军就开到村外。马殿甲正在村头拾*,急忙跑回家报信,但已经来不及了。日军已从村外向村内打枪,并迅速进村。一个日兵照着马的父亲的后脊梁就是两刺刀,老人倒在炕沿上死去。他的母亲和六奶奶跪在炕上求情,然而鬼子照着她们又是几刺刀,她们的肠子流了一炕,他母亲当时怀有身孕,胎儿死于腹内。他爷爷家被日军刺死四口。马殿甲因年纪小未刺中要害而侥幸活命,但身上却留下三块伤疤。马殿甲的哥哥被刺刀扎了数刀,他母亲、嫂子搅了豆面往哥哥身上糊,但肠子照样往外流,他们三人跺着脚痛哭。这次屠杀共杀死村民83人,被害者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只有7岁。日军在屠杀村民的同时,还烧毁了37间民房。50多户人家的小村,受害者竟达37户。日军的残暴行径没有吓倒米粮屯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对日寇更大的仇恨。马殿甲等人在米粮屯惨案后参加了八路军,做了一名抗日战士。
房山龙宝峪惨案
龙宝峪村位于房山城西8公里的群山之中。"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县大部村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做。当时,反抗侵略的地方武装纷纷建立。号称三路司令的胡振海下属有个炮兵队,有几门小炮,五六十人。炮兵大队驻在龙宝峪村,每天都要冲着盘踞在房山山顶庙的日军打几炮,不让他们安宁。日子久了,侵略军断定"老便"(指地方武装)的主力部队就住在龙宝峪一带。l938年2月18日8时,盘踞在县城内的侵略军在乔本指挥下,突然从村东老牛沟北山进犯龙宝峪村。炮兵大队抵挡不住,弃山南撤至隔着一道山梁的黄山店村。当地百姓十分害怕,年轻的钻进煤窑里躲藏,年老年幼的及舍不得弃家的只好呆在家里。日本侵略军包围村子后挨家搜查,发现只是不多的老人和孩子。为了把村中百姓斩尽杀绝,日军施用了欺骗手段,命令汉奸装出和气的样子,让老人们把逃走的人找回来,并威胁如不照办,就把全村的房子烧掉。同时,汉奸还到5里远的黄院村通知百姓到龙宝峪开会。龙宝峪村的李文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日军和汉奸的诱骗下,钻进煤窑,劝说躲在里面的几十个人出去。李灾启的侄子李增出来后,其它人也陆续钻出来。结果,日军见一个抓一个,然后把他们押到一处叫下新房的外院里。日军端着枪逼着他们靠墙排成一圈站好。晚上,百姓双臂被缚,蹲在墙根整整熬了一夜。第二天早晨8点,三个全副武装的日兵出现在大门口,在距人们七八米远的地方立定等候命令。一会儿,就听一个日本军官哇啦哇啦地下了一道命令,让被缚的百姓靠墙排队站好,三个日兵马上开枪射击。他们专门打人的太阳穴。枪声一响,中弹人立刻脑浆进裂,一头栽下去丧生。不大功夫就枪杀了30多人,只剩下李文启叔侄二人。没等枪响,李增一头扎进李文启的腋窝里,只露出一个后脑勺。就听叭叭两枪,李文启惨死在血泊之中,李增也随之倒下。过了一段时间,枪声不响了,满院子尸体横七竖八躺了一片。墙上溅了不少血迹,地上流满了一汪汪的血浆。这时,尸体堆里有人苏醒过来,吓得变了声音喊起来。三个日兵冲着地上的死尸又是一阵乱枪,看再也没有动静了,才转身离去。李增侥幸活命,但受了伤。8月13日早晨,日军又挨家搜捕,把村中没跑的李兴伍等10几人捉住后,押到杀人现场,全部枪杀。日军在龙宝峪惨案中共杀死无辜村民40余人,烧毁房屋124间。
石景山永定河畔惨案
1938年五六月间,侵占北平地区的日军在卢沟桥等战场上俘获宋哲元二十九军和冀东保安队等官兵900余名。经过在北平西苑集训后,赴张家口地区围剿一支爱国军黑马队未逞,改押送到石景山制铁所充当劳工,修筑制铁所周围的铁蒺藜网。战俘们拟暴动未果,消息被日军得知。翌日下午3时,一班日军将俘虏押解到石景山南麓的永定河畔。一个日军排长咆哮着,命令900名俘虏围成圆圈,他站在中间进行甄审。观察那个有反抗气质,便视为暴动者揪出队列。共揪出l6人。日军将他们用铁丝、绳索强行捆绑,推到永定河岸边。爱国战俘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四五个人挣脱捆绑拟泅水逃脱,被日军枪杀。其余战俘均被杀害。躲在草丛中的姚士奎等华工目睹了这一切,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平谷鱼子山惨案
鱼子山村距平谷县城20里,坐落在一个曲折、狭长的山谷里。日军侵华期间,在这里制造了几起惨案。194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盘踞峨嵋山,、胡庄、平谷的日军包围了鱼子山,宣布这里划为无人区,不准老百姓居住。从此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烧、杀、抢、掠。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四)深夜,峨嵋山、胡庄据点的200多名日军,由汉奸翻译领路,偷偷向鱼子山进犯。拂晓日军进村,老百姓还在睡觉。枪响人们才惊醒,慌忙往山上躲避。大伙刚跑到坡根,架在路墩上的机枪朝慌乱的人群横扫起来,当场有60多人丧生。没有倒下的,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冲了出去,有的退回村里,又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不到30岁的周克勤,就被一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12月11日(十月二十四)天刚亮,峨嵋山、胡庄据点日军又包围鱼子山,将来不及撤离的30名村民逮到巨昆山家的门口,把10来个男的带进院子,先是拷打,继而在猪圈里,点燃了棒子秸,把王德等四人扔进火里,将其活活烧死。其余20多人,被绳子绑成一串,带到峨媚山据点,对他们反复严刑拷打。几天后村里乡亲将他们赎回。2月14日下午,北土门据点的30多名日军又进村搜捕,在西山沟抓到区友和王振铎,带到河滩上。日军用脚踢,皮带抽,逼问他们村民的去向。二人拒不回答,日军用刀砍死了巨友,又朝王振铎脖子上砍去,将其砍成重伤。1942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晚上,鱼子山的房子已全被烧光。临时搭的窝棚里,慢慢聚来一家家的男女老少。他们心想,头一天鬼子刚来骚扰过,要过年了,他们不会出来了。哪知道侵占平谷、峨媚山、胡庄的五六百日军就在大年初一(2月15日)的早晨又包围了鱼子山。有30多名老人小孩来不及跑出去,都落到日军手里。他们把郭福珍的母亲、大伯,尹朝元的老伴,尉春元的老伴等七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推进菜窖里,往里头塞了一大堆干柴,点火烧起来,就这样七位老人活活地被烧死。剩下的大人小孩,被带到坑沿上,用刀砍,刺刀挑,都惨遭毒手。从1938年到l942年仅四年,日军就烧了鱼子山2000多间房屋,全村成为一片瓦砾,就连瓦砾也被拉到山外修了炮楼。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有10户被杀绝,有72名年轻妇女成了寡妇。
山东
济南北郊鹊山村惨案
1937年11月15日下午,日军开始向济南北10公里、黄河北岸鹊山进攻,6时占领,随即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不分男女老少,远者枪杀,近者刺杀。杨吉水一家外逃躲避,晚间回家。日军忽然砸门,杨一开门,日军官叫骂一声,接着,洋刀擦着他的脸皮劈下了他的胯臂、不顾他的惨叫,日军竟拖着他的残体,抛到张大成家的猪圈中。村民李玉山之母从家中抱着孩子外逃,在街中心被日军扫射倒地。然后,日军用刺刀挑开她的衣裤,一刺刀从小腹挑到胸口,挑出肠子。村民王其信被日兵抓住,倒绑双手,用刺刀在他脸上蹭来蹭去取乐;另一日兵,猛然间一刺刀捅在他的肩膀上,他疼痛难忍,惨叫一声,一头栽到身旁的山石缝中,臀、腿却撅在外面,日兵端起刺刀朝其**连刺三刀,每刺1刀,转动一下枪柄,然后哈 哈大笑,扬长而去。近村南山脚下一个山洞内藏村民十五六人,被日军发现。4名日兵手端机枪向洞内胡乱扫射,洞内村民十余人全被惨杀,每人中弹多达十余发。日军在鹊山村抓到40余人,用铁丝连串在一起,逼他们朝北跪下。其中村民王香亭,几经折腾,棉袄已脱到肩膀以下,一名日兵用刀捅到王的肿骨上。刺刀拔不出来,日兵就用刺刀乱搅,用脚猛喘工的肩膀。刚把刺刀拔出,又猛向王的后背扎去。然后又把列跪在地的村民,依次一人一刺刀全部捅死。日军进鹊山村后,看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淫,全村妇女多数被奸淫,另一部分则跳湾自尽。自15日下午至16日清晨,被杀的本村人共49人,外村人40人。
济阳县城关惨案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黄河北岸济阳县城,准备进攻济南,连日用飞机轰炸城镇集市。10月31日,正逢大集,敌机在人群聚集之处投下炸弹8颗,炸死11人,炸伤4人,毁民房20余间。赵洪道一家12岁的妹子和4岁的弟弟被炸得四肢迸飞,只剩下头颅;6个月的小妹妹被炸死在母亲的怀里,孩子的肠子拖在地上,母亲的一条腿被炸飞。11月13日上午, 日军汽车100余辆由惠民开来,城内守军抵抗半日。下午4点,日军又从商河开来装甲车在西门外左右两侧设伏,围城日军突然攻城,将政府征集的800多名壮丁和200多名难民逼出西门,以大炮轰炸和机枪扫射,不到半小时,2000余名壮丁和200余名难民,全部死难。因在攻城之际,一名日本兵负伤,日军进城之后竟然下令从14日开始7天之内杀光全城男女老幼。14日上午,日军闯进文庙后街抓住一鲁姓妇女和孩子,该妇女被绑在树上,剥光 衣服,割去乳房,折磨半个小时而死。同日上午抓到刘善远等50余人,凡有干活不如其意者,就被刺死。傍晚,又将干完活的50余人一一捆绑起来,押到南门外,列队排好,用机枪扫射,50余人全被打死。另一股日军在陆可让家中地窖内搜出2名少年,日军将他们剥光衣服捆在大门前的枣树上让狼狗撕咬,30分钟之内两个孩子被啃得肉裂骨露,腹破肠流。一伙日军来到南关大街。从街两头向中间挨户搜抄,翻箱倒忆见东西就拿,然后放火。见男 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污。在王庆堂家搜出3名妇女,先行轮奸,然后剖腹。还将3人的6只小脚跺下,仅14日一天,南关金星庙附近就躺下340多具惨死的尸体。东关被杀者有温连福、鲁小旦等47人。最惨的是,邓奎洁被日军捆在树上用刀一块一块地往下割肉;周景远被日军用军刀剁成三段;不满口岁的杨存礼被日军挑开肚膛。内脏流到地上;马某未出嫁的女儿被日军轮奸后投井自杀。
平原县马颊河畔惨案
1937年10月1日,日本侵略军在马颊河北岸平原县李家桥村设了据点,不时出动骚扰周围村庄。10月26日上午,4个日本兵出来奸污妇女,遭到群众反抗,第二天,从德州开来的日军100余人与李家桥据点上的日本兵会合,兵分三路向梅家口村、曲陆店、官道孙庄等3村侵扰,3村民众见日军涌来,便都弃家奔逃。日军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进村焚烧房屋。日军逮住梅振东等40余人,逐个刑讯,他们均闭口不答。日军遂将朱葫芦(乳名)的头颅砍下,扔进庙前坑里,又用刺刀将梅振峨挑死,其子哭喊着扑到父亲身上,被日军用刺刀从后背刺透前胸,又挑翻过来,照两眼刺去,孩子立刻脑浆。鲜血迸喷而死、日军又将冯振海、史连可等11人杀死,有的被剖腹挖心,有的被乱刀分尸。一个不足300人的小村,转眼之间竟被杀死13人,烧毁房屋66间。冯志高等10人还被捆绑起来带往李家桥据点。与此同时,另一伙日军,到河东曲陆店村西头大堤下,将干活的村民高信、张金池二人开枪打死,剖腹挖心,掏出肠子挂到树上,又将人头割下挑在刺刀尖上。还在十字街口,光天化日之下将郭友波的妻子奸污,然后抛入烈火中烧死。临走还将被其刺伤的十余人带到李家桥据点。日军在官道孙庄,一边将居民50余人圈在一个院中,用荆条、木棒,枪托子乱抽乱打,一边纵火烧房,还逼着两对年老的胡立显和胡立富夫妻4人脱去衣服,将他们用绳索捆在一起扔到路旁。日军在梅家口、官道孙庄、曲陆店3个村子共杀村民87人,烧毁房屋350间,抢掠鸡鸭500余只,其它被掠财物。牲畜和被破坏的车辆农具不可胜数。
陵县凤凰店惨案
1937年10月5日,日军从德州向陵县侵犯。22日,日军飞机对陵县城东风凰店村轰炸,紧接着坦克开进街内。日军一面贴告示,一面捉捕鸡鸭,抓住村民冯文秀等做向导。途中冯文秀乘机逃跑,日军大怒,竟将行人和在田间干活的村民23人用机枪截杀。23日夜间。 有小部中国武装一度袭击日军,日军竟对凤凰店全村进行屠杀。24日在村内烧杀、抢掠。马庆成16岁的女儿在胡同内被日军发现,姑娘中弹身亡。王志东的母亲抱着小志东四处躲避,日军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摔倒在地,孩子摔出五六尺远,她又被日军用枪托砸得脑浆迸裂,惨死在血泊中。陈会胜一家4口藏在院内柴禾垛中,日军放火烧垛,陈家老小4口被烈火烧死,傍晚,日军将村民数十人撵到村东湾坑训话,又将王刚岭一家5口杀死,曾同树之母,被日军用刺刀捅进胸脯,踢到湾中。紧接着王兴邦、杨仁、王方贵的父亲被砍下了头,王六子父子俩,王狗子夫妻俩,董河清父子俩,屠凤歧父子俩,王复年、杨五静等全被杀害。杨汝芬的女儿刚满两岁,吓得哭叫,日军竟从母亲怀中夺过孩子,扔进火堆。刘富诚、刘主田二人的70多岁的老母被搜出,日军将两位老人用铁丝捆在一起扔进湾中淹死。这一天被搜出的男女老人中,曾庆智的祖母、高富升、卞和尚、袁胡子、冯开山、蔡松义等6人全被枪杀或丢进水湾淹死。寒冬之际,外逃村民想回村弄点衣食,日军发现后即截在村头,用机枪扫射,一次惨死70余人。外村一个郭姓姑娘,被日军杀害。刘凤山被日军捉去喂马,语言不通,竟被捅了一刀,至今刘凤山头上还留有刀疤。当时凤凰店村全家被杀绝的有:陈会胜家4口,王六子家2口、王狗子家2口、屠凤吱家3口、王清邦家2口。年龄最大的是蔡松义,84岁;年龄最小的有曾庆芬的孩子,只有两三岁。李树海妹子的孩子才出生两个月,亦被杀害。
穗州许庄惨案
1937年10月3日,日军占领德州城,其先头部队于当日到达城西南20余里的二十里铺、许庄一带。日军占据许庄后,先把各家门窗大部烧光,把各家院墙扒通,并把全村60多名青壮年集中在翟凤新家院子里,不准外出;把妇女儿童集中在另一家院子里。国民党韩复渠的七十四师得知日军在许庄一带宿营,决定夜间偷袭。10月1日晚10时左右,韩部开始偷袭:次日拂晓便撤退;有两个士兵掉了队,便跑到了翟凤新院内,另一个又跑了出去。这两个士兵进入翟家院内,被日军岗哨发现,一伙日军冲进翟家大院,将院内的士兵搜出,又逼问村民另一士兵的下落。村民皆不作声,日军恼便逼着他们扒光上身,把他们捆起来,拉到梁德胜家院子里。日军便用小铁锨猛击他们的脊背,接着又将梁福山等十余名青壮年拉到村西全部枪杀,同时,日军把其余50余名青壮年拉到张金城家的猪圈旁,日军有的拿刀砍,有的用刺刀捅。日军把3个求情的老人宋国庆、王志实、张瘸子扔进猪圈里,把干草点着往圈里扔,最后又把靠猪圈的一段墙推倒,五六十人全部被压在猜圈里。宋国庆的女婿来此避难也遭惨杀,他的老伴和女儿听说后,悲痛地跳进水塘淹死了。张文山的母亲听说丈夫遭杀害,带着3个儿子1个女儿也跳进了水塘,待乡亲们将他们捞上来后,只张文山经抢救未死。此次惨案,被害群众共72人。
禹城县赵庄惨案
1939年4月23日拂晓,2000多日伪军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武装工作团的一个营在禹城县(今禹城市)赵庄遭遇。全营战士英勇作战,杀死杀伤日伪军500多人后突围。日军对赵庄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住在村西头的赵金芝、赵秋常、雨成、赵德胜、赵金水等男女老幼30余口最先遇难。日军将他们枪杀后犹恐不死,又用刺刀逐个挑了一遍。一个个腹破肢断惨不忍睹。在另一座院里,3个日本兵喘开赵金山的房门,举起机枪朝屋**击,顷刻间屋内的16人中弹倒地,未死的人又被用刺刀挑死。刘世平当时被打中烙膊,倒在死人堆下面,固为人小(时13岁)才未被发现,兔遭一死。赵清友的妻子和16岁的妹妹想越墙逃走,被日军枪杀在墙下,赵金义的妹妹当时6岁,藏在炕角的坛子后面,未被日军发现,但日军出屋后即挂上房门,放起大火,6岁的孩子惨叫着被活活烧死。赵清宽的母亲被枪杀在一车棚内,一场大火把她烧得面目全非。村民赵富民一家和近邻男女老幼躲在赵德山家的北屋里,几个日本兵砸开院门,把应声前来开门的赵张氏刺死,随即向屋内扔了一个手雷,当场把赵安氏炸死。接着日军闯进屋,用刺刀拨弄着人们,见村民陈二明年轻力壮,就把他拉出去枪杀在大街上,然后把人们反锁在屋内,点起大火。日军走后村里群众奋力扑救,屋内人们才算保住性命、在村后的土楼里,36名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躲在里面,日军发现后,用炸药将门炸开,随后在门口架起机枪朝人群射击,36人无一幸兔。尔后,日军在楼的周围架上柴禾,放起火来。事后遇难者的家属前去认尸。但尸体被烧得无法辨认。村民赵清奎一家4口躲在赵金石家西屋炕上。赵金水为了躲避日军的追赶,从外面跑了进来,几个日本兵随后跟了进来,开枪打死赵金水,接着又朝炕上开了一排子枪,赵清奎的祖母、父亲当场死亡,他母亲中弹未死,又被日军用战刀砍死。赵清奎被他父亲的尸体压在下面,身上沾满了血,日军以为他死了,他才侥幸捡了一条命,在李德胜的西屋里,有18名青年男女藏在那里,被日军发现后,全用刺刀挑了,17人当场死亡。李德胜的妻子脸上被捅了一刺刀,昏死在尸堆下面,入夜之后被人救了出来,至今落下歪嘴的重残。赵长富的妻子怀孕7个月,日军将其奸污后又用刺刀挑死。赵清苑的妻子,怀抱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被日本兵拉到火堆边,肆意侮辱狠亵,最后用枪打死。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日本兵狞笑着,提起女孩的小腿,扔到火堆里。小女孩哭着、挣扎着刚刚爬出来,又被扔进去,一连3次。最后日本兵又在小女孩身上压上了一扇大门,把她活活烧死。日本兵来到庄里的天主教堂,把藏在教堂北屋的20多名重伤员全部用刺刀刺死,又放火烧了教堂的北屋,然后又到雨子里搜查,他们用手电筒照着躲在雨子屋内的40多名老百姓,寻找可疑人。有4名青壮年先后彼拉出去枪杀在教堂的门外,他们是郭学义的父亲。刘卫新的父亲。临邑县一位来村串亲的客人、赵春生的姑父。据惨案后统计,这个仅有46户、180口人、276间房屋的小村,被杀害78口,14户被杀绝,加上外村以及被杀的八路军伤员共计140多人。烧毁房屋2501旬,大火浓烟持续了两夭两夜。人们把赵庄改称为"火烧赵"。
巨野县薛扶集、姚庄、丁官屯惨案
巨野城东南10里,有一个薛扶集,全村有村民115户、1350人。1938年7月初,有一部分国民党地方武装来到这里,被占据城内的日军侦知。7月9日,日军出动了900余人,分乘汽车40余辆,经独山镇向薛扶集扑来。次日拂晓,日军车队开到薛扶集村南。那股地方武装发现敌情后,未予抵抗,便迅速撤离。日军扑空之后,便疯狂地屠杀村民。他们挨户搜查,见人就杀。十多岁的让学文被一枪打死在屋门口。年逾七旬的高德明,还未出屋门就被打死。让玉标和张友亮被抓到村西火神庙,彼刺刀刺死,傅正福听到日军撞门声,刚把门打开便被一枪打死。刘兴青老人的孙子被日军看到,上去就是一刀,把头砍下来。许多妇女被日军奸污,有的被刺死。大姚庄距县城5里,是巨北青年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基地。1938年6月13日,大姚庄和官场、杨楼几处的青救会会员在大姚庄开会,得知巨野城西南吕官屯一带有一股日军,正向大姚庄活动。14日拂晓,日军向村内开始炮击,青救会员决定在拂晓前掩护群众撤离,天亮后,日军进村,对未来得及撤离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沈广君之父被枪杀在床下,其母被刺刀豁开两腮,其兄被刺刀刺死。李日成被日军刺了十几刀而惨死。50多岁的姚来同,藏在厨房里,被日军抓出刺死。80余岁的孔界夫妇也被刺身亡。日军进大姚庄仅两小时,就杀死村民32口,烧毁房屋100余间,烧死牲畜22头。丁官屯位于巨野城北10里,是巨野一个较大村庄,是巨北人民联防保家组织联庄会的活动基地之一。当时全村有1100多户,4800多人,1938年11月28日拂晓,巨野县汉奸头子刘本功勾结驻济宁的丹军400余名,连同伪军有将近1000人,分乘十数辆汽车逼近了丁官屯,向屯内开炮轰击,该村联庄会会员和村民奋力抵抗。日军此时仍不断向村内炮击。下午2时日军冲进村内,未及逃出的老弱妇女几乎全部被杀。重病卧床的李玉珍和她母亲、嫂子均被日军杀害、李柱达的祖父已经73岁,未能逃出,被日军一刀刺死。63岁的李崇雨背着88岁的老母亲逃到东门外,被日军截住杀死。70岁的肖如考被吊到树上刺死,村里庙内3个和尚也被日军杀害。日军总计杀死19人。还有一些村民受伤。
广东
日机轰炸广州的暴行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前,日机对广州进行56次狂轰滥炸,给广州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破坏。仅1938年初,日军飞机对广州连续进行10多天轰炸,广州人民被炸死7000多人,大量商店和居民住宅被炸毁,造成不少家破人亡的惨剧。
南澳岛惨案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处,1938年夏,日军大举向南澳疯狂进攻,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登陆,南澳人民从此陷入灾难的深渊。日军对南澳实行野蛮的"三光"和"封海"(严禁渔民出海捕鱼)政策。仅隆东、隆西二乡被日军烧毁房屋达3900多间,烧毁竹排、渔船462只,抢去衣物2000多件,大米3000余石。隆。云、深、青四粤成为一片焦土,尤以隆粤民房被烧最惨,隆粤东西街新市吴盾新乡、山仔顶官前乡一带,满目颓垣瓦砾。日军焚烧前,尽将细软家私劫夺,运往军舰上。岛上居民风餐露宿,无家可归,日军进乡后,见人就杀,在前江的一次大屠杀中就杀害民众334人,其中86名妇女大都是被日军奸淫未遂或强奸后被杀的。另外有7名妇女被日军掠到后江,用刺刀刺死,造成七尸八命惨案。全岛渔民被杀达2000人以上,渔船被毁1000余艘。当时仅两万余人的南澳岛,出现了无家无业的难民6700多人,孤儿、难童800多人。
日军在广州牛山的暴行
牛山位于广州黄埔区文冲乡,为日军在侵占广州期间屠杀我国同胞的刑场。此坑原为清朝牛山炮台的炮坑,长约百米,深宽各约3米,面积1万平方米。自1938年至1945年,日军在此杀害中国同胞1万多人,故称万人坑,日军侵占广州后,在黄埔设立宪兵队大本营,对市郊、黄埔、增城、东芜、南海、番禹等地抗日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对被怀疑为政治分子的无辜百姓随意迫害,进行酷刑拷打审讯,拷打声及受刑者的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后用军用卡车日夜运至牛山脚炮坑枪杀或砍头,将尸首扔进坑内,日军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将被害者强拉到坑边跪下,背上插上香,用军刀架在颈上一拉,用脚一踢,把被害者踢人坑内。以致尸骨满坑。1939年农历正月初一,日军一次杀害无辜百姓280多人。当年的幸存者,抗日志士陈荣基1944年农历三月初十被日军抓获,被拷打5天后,日军将其与另外3人押至坑边,先用军刀砍下一人头颅,踢进坑内,又用刺刀刺死另外2人,将内脏挑出摆在陈面前,迫陈招供。陈临危不惧,怒斥日军,被日军开枪击中右腿倒地,日军即一拥而上,在陈身上踩踏,使陈遍体鳞伤。陈死里逃生,今依然一身伤残。
汕头全沙乡惨案
1939年日军侵占汕头市郊金沙乡,滥施淫威,见人就杀。日军把50多名农民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掌心,联成一串,用军刀活活挑死。当天,就有300名村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还有700多名青壮年被抓夫,强迫输送到海南岛、菲律宾等地当劳工。金沙乡是个有7000多人口的大乡,抗战期间被日军屠杀800多人,被抓走、逼走900多人,不少人家成了绝户。抗战胜利时,全乡只剩下3500多人,一半人口被残杀。
惠州惨案
1930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第二天就入侵惠州疯狂对惠州进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日军不仅四处开枪向居民扫射,还把最繁华的商业区水东街和扩下街纵火烧毁。1941年5月3日,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在蓬流村屠杀村民和城内的避难者400多人,同时四处放火,使惠州变成一片火海。城内被烧毁的商店和居民住宅占全市的八九成,整个惠州地区几乎成了一片废墟。1942年日军第三次入侵惠州,进行历时3天的大屠杀,抓到男人就活埋,见到小孩就用刺刀刺死,日军不仅枪杀居民,还用绳索捆绑居民丢入东江活活淹死。这次杀害的就有3000多人。1945年1月14日,日军第四次入侵惠州,又有四五百居民惨遭杀害。
日军在遂溪岭头村的罪行
1942年冬天,日军要在遂溪县的岭头村附近修筑飞机场。他们在这一带的几个村庄实行"三光"政策,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无数村民被杀害。1000多青壮年被抓去修飞机场。日军在岭头村的坎沟里设下一个"万人坑"。每完成一项工事,他们就残杀一批劳工,把尸体掷入万人坑。1943年3月的一个早上,平塘村和邻村的80多名农民,为财主挑黄豆去赤坎,遇上日军,全被抓去修机场。劳累了一天,当太阳下山的时刻,80多人全被押至万人坑,日军用机枪扫射,80多人一排排倒在血泊中,被扔进了"万人坑"。
四川
日机轰炸成都的暴行
1938年11月8日,日军飞机几架由鄂沿江西飞入川首次袭击成都。上午11时40分,敌机分两队侵入市空。一队在北郊上空,一队在南郊上空,我空军分头反击,有两架敌机受创,其余敌机向外北凤凰山机场投弹56枚,向外南红牌楼空军训练基地投弹46枚。
1938年11月15日晨8时50分,日机仍分两批由鄂侵川,一批9架往襄阳取道万县、达县及川北;另一批9架(其中一架轰炸万县)过荆门、宜昌、重庆,均向成都进袭。敌轰炸机在驱逐机掩护下,仍以凤凰山机场为目标,倾泻了数十枚炸弹。敌机两次轰炸,凤凰山机场损失较大。机场守卫部队的营房被炸毁,所幸部队早已疏散,减少伤亡,仅留下3名士兵值勤。当敌机临空3名士兵急匍伏于附近草丛中,炸弹爆炸,被炸飞的泥上沙石,将他们3人埋在土堆中。经救护队挖开土堆救出时,均血肉模糊,一死两伤,邻近跑道的马房、厕所均中弹燃烧。据不完全统计震倒民房数间,焚烧房屋约7一8间,炸死2人,压死老妪及士兵各1人,重伤2人。
1939年6月11日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侵入成都上空,在盐市口一带投掷炸弹、燃烧弹111枚,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成街一带繁华地区49条街道被焚毁,西东大街等16条街巷被烧成一片焦土。空袭炸死市民226人,炸伤432人;中弹、烧毁、震倒房屋4709间,除华西大学、省城师范、华阳县中3个文化机构外,其余全是民宅、商店,经济损失达663170元。
1939年10月1日晚9时,日机36架分两批由鄂起飞,往川东北夜袭成都。10月2日凌晨:时40分,敌机临空,成都全市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敌机盘桓多时,始终无法发现目标,只有在郊外盲目投掷炸弹约50枚。炸死农民7人,炸死牲畜10余头,重伤1人,毁掉房屋两间。
1939年11月4日,日机54架,分两个大编队,向成都进袭,在南北郊外先后投掷炸弹123枚,炸毁草房瓦房62间,炸死无辜平民16人,重伤18人,轻伤者甚多。
1940年5月18日及19日两天,日军由鄂西共出动驱逐机、轰炸机近80架,连番夜袭成都。18日晚,日机投掷炸弹100枚,其中绝大多数投在外北"斑竹园"(新都县境)附近农村,农民死伤40余人,其中重伤10余人,死亡约30人,19日夜,日机投下96枚炸弹,落在外南红牌楼一带乡间,农民被炸死3人,重伤8人。至于财产损失,当时缺乏具体统计数字,难以列出。
1940年7月2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由湖北起飞,直袭成都。午后1时30分,日机36架分两批成菱形队形出现在市空东方,我军的6架驱逐机立即与日机展开空战。敌机除以少数应战牵制我机外,多数敌机则在市区东南角春照路至芒泉街、纱帽街至拱背桥一带投下爆炸弹和烧夷弹138枚。敌机轰炸后,各处大火在燃烧,防护人员全部出动灭火救人,人们从火堆中拖出一具一具的尸体,有的面部被烧焦,躯体犹存;有的烧成焦黑的一团,四肢无法辨认;有的只剩骨头,没有血肉。诸葛井有李姓一家4口,全被炸死;科甲巷张某其妻被炸死,其幼子被碎片削去天灵盖,只剩半边头颅;三圣街美国浸礼会中了一枚炸弹,炸死1人,重伤1人。春照路《新新新闻》报馆后面,炸死几位妇女,都还抱着不满3岁的小孩。外东城墙边避难的民众数十人,几乎全部被炸飞的砖头、石块、弹片击成重伤或死亡。被烧的有春熙路、南新街、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等16条街道。被炸的有纱帽街。北糖市街、油篓街、北打金街、天仙桥、顺城街等40条街道。被烧毁、炸毁、倒塌的房屋638间,死亡民众102人,受伤133人,救护人员伤亡153人,财产损失达法市934050元。
1940年10月4日,日军中型轰炸机36架由鄂侵川,扑向成都。市防空指挥部子12时7分发出紧急警报,市民紧急疏散。新东门附近居民,纷纷逃往东较场、猛追湾乱坟坝躲避。12时40分,敌机临空,即以新东门为目标向东较场、猛追湾及新东门附近街道居民区,投掷爆炸弹51枚,烧夷弹42枚,顿时烟尘蔽天,血肉横飞,田边,地角、沟渠、坟坝到处都是头破、臂断、血迹斑斑的尸体,有的被炸成肉泥,不成人形;有的被烈火烧焦,成为炭块;有的肢离体碎,血肉模糊;有的穿肠破肚,血流遍地调有的倒在弹坑里,花衣服变成片片血衣,凄惨万状。新东门城墙被炸垮一角,守城的两个士兵被炸死。城墙边的西蜀小学分校被烧毁,校门外,躲藏着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分辨不出是躯体还是焦炭。杨柳巷被炸毁十几间房屋,死伤几十人;新东门的住户,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烧伤,房屋也被毁掉数十间,忠烈祠街西蜀小学本校被炸毁教室几间,看守校门的工友被炸成残疾。城隍庙的大殿被炸倒,看守香火的龛师也被炸死。天涯石北街古稀的老头,被炸断一条大腿倒在火堆旁,在万分痛苦中死去;东城根街有一名叫李惠龙者从瓦砾堆中爬出,血糊满脸,双目失明,手足都被碎片所伤,四川大学教授李某年逾古稀的老母,病卧床上,被炸弹炸死,侍奉他母亲的妹妹也被削去左手,鲜血直流;长顺街有一老太婆,解除警报回来,见房屋已成废墟,财产化为乌有,一气昏死倒在地上。至于从瓦砾土堆里、路边上、弹坑旁抢救出来的断肢残体的重伤者,仅救护第五中队一个中队:(共有三四个小队)就抢救了70余人,交掩埋队掩埋的尸体约30余具。各中队防护人员因公死亡8名,受伤6名。
1940年10月27日,日军轰炸机21架由鄂侵入成都,中午儿时20分进入市空。在我高射炮猛烈射击下,日机不敢低飞,从两三千公尺高空投掷94枚烧夷弹和爆炸弹,该市西、南、北门一带街巷多处中弹,炸毁烧毁倒塌房屋440余间,重伤民众39人,死亡32人,财产损失约计法市683300元。这次轰炸,该市直接受灾街道有20余条,波及的街巷约七八条,以居民住宅为多,店铺次之,北门楞枷巷、金马街一带,灾情甚为严重,当地居民多系贫困户,不敢远离城市,成为轰炸中的牺牲品。成片的房屋被炸毁,成为焦土。一个裁缝铺的学徒被烈火烧得蜡缩成一团,头足难辨,焦黑的尸体发出难闻的奇臭。有几架黄包车被炸得稀烂,拉车的苦力压在破烂的车架底下,头破血流,手足不全,一个茶馆的老板娘和她的几岁小孩被炸弹偷肉泥,房屋也被烧光。街沿、路边到处横七竖八排列躺着一二十具血淋淋的尸体,笔墨纸张、茶馆、面馆、酒馆及板板车、黄包车等铺面被炸毁,人员死伤惨重,具体数字无法统计。包家巷甫澄医院被炸毁一二十间病房,医生、护士死伤多人;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房屋被炸毁一二十间,陈列馆的文物字画几乎全毁;动物园饲养的野猪。刺猪、狗熊、花鹿全被炸死。还有一枚炸弹落在词堂街警察局后面的居民院中尚未爆炸,警士黄任成奉命赶往施救,炸弹突然爆炸,黄任成死于非命。
1941年5月20日,日驱逐机21架于11时10分侵入成都市,11时20分敌机12架组成一字队形,从城南武侯伺向西南方向黄田坝)簇桥、太平寺:带低空飞行,并用机枪扫射平民。5月22日,日轰炸机27架临空在外南太平寺、簇桥、红牌楼等地投掷炸弹42枚。敌机两次空袭,其轰炸主要目标是成都市西南郊外的机场和空军学校。据不完全统计,重伤11人,死亡29人。
1941年6月22日,敌轰炸机27架、驱逐机9架凌晨由鄂西侵入川境,直袭成都。9点15分空袭警报发出后,城内汽车都驶出城避难,适有商营载重汽车1辆,搭乘疏散出城的市民60余人,由棉花街驶出城门,甫到小桥子地方尚在行驶时,敌机9架突已临空,疯狂地用机枪扫射。驾驶司机被流弹所伤,汽车被撞翻,车上男女老幼数十人均倒在水田内,压死天津人张子祥及无名男子各1人,重伤6人,余皆轻伤。1941年7月27日晨,日军海军航空兵第五联队与左伯航空联队出动九六式中型轰炸机108架,分别由武汉王家屯和山西运城起飞,往川东北分4批向成都袭来。上午10时20分,成都发出空袭警报,11时20分,紧急警报拉响。11时45分,沉重的轰炸机声从东北角传来,霎时,北较场军校中弹,黑色的烟尘冲上云霄,达数百米以上。紧接着敌机对以辛亥秋保路纪念碑为中心的少城公园和旧皇城、南较场、西较场及附近街巷进行猛烈的轮番轰炸,并扩大到西部三洞桥、四座碾及锦江两岸,于是城西南均被黑烟完全笼罩。日军轰炸机对成都市郊狂轰滥炸之后,又转向太平寺的两个机场,对仓库、油库投弹后,才分向东北方向逃窜。在这次轰炸过程中,敌机共投掷各类炸弹446枚,其中重1000磅的巨型炸弹和空中爆炸弹(空中爆炸的榴霞弹和触发弹)403枚,烧夷弹43枚,给成都市民造成巨大灾难。全市被炸、被烧的街巷82条,炸毁、烧毁房屋3205间,经济损失约值3504770元。受伤人数(轻、重伤)1368人,死亡人数594人,包括救护人员死亡19人;被炸面积约有两三平方公里。 城外重灾区是三洞桥、四座磅一线,田边、地角、桥头、林盘都留下数不清的大小弹坑,在此躲避空袭的两百多人,不死即伤,其状甚惨。有的死者尸体倒插田中,有的父子俩拥抱死在竹林里;一个躲在田角哺乳的妇女,婴儿还伏在身上,全身惨白,母子皆死;路旁两间茅屋被炸,祖孙二代,老小 4口僵卧血泊中。城内重灾区是旧皇城附近一带,清真八寺后院,一个炸弹把一株大核桃树连根拔起,躲在树下的回民苏旭初全家大小被埋在泥土里,两个孙子和侄儿、侄女当场死亡,女儿苏绍群一只大腿被炸断,当时就断了气;儿媳的胳臂被折断,孙女全身像开水烫的,奄奄一息。清真西寺乡老马尊五,躲藏在铁家大院的防空洞里,炸弹把防空洞炸穿,他被活埋在洞里。清真寺阿甸余九皋被炸起的土活埋在花园里;勤杂工马师傅被震得抛向空中,又跌下来,活活摔死。特别是少城公园避难人多,成了大灾区,屋檐下、树林中、花架下、池塘边和土山脚的掩体里,尸陈狼藉,血流满地,有的死者头、脚、手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屋顶上,有的死者大片血肉被甩在断壁残垣上粘着,当时的报纸报道:一个被炸死的孕妇的头、身躯、手脚全部模糊不清,肚内婴儿从肚腹裂口外流出来,婴儿的头脚与带血的泥浆混合成黑糊糊的一团。还有一个少妇,左臂已不见,头上、左肋下淌着暗红的血,胸脯裸露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右手抓住乳头,张着大口,睡在她的怀里,翘着屁股一动也不动了。
1941年8月11日晨3时许,成都市民还在睡梦中,日机已分批窜人川境,省防空部发出注意情报,市民纷纷起床收拾行囊作好跑警报的准备。4点20分空袭警报拉响,成千上万的群众摸黑蜂拥出城躲避,5时天刚破晓,发出紧急警报,瞬间,敌机18架分成两批进入市空,在南北郊外用机枪疯狂扫射,投弹数十枚。城南百花潭不幸中弹,池中所养鱼群全被炸死,疏散在附近树丛中避难的一个七旬开外的老大爷和他的年仅3岁的小孙儿被炸得头破臂断,血流遍地,惨不忍睹。
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
1938年10月4日上午,日机轰炸重庆。9架编队机群,从湖北沿长江西飞,选中广阳坝机场为目标。日机投弹30余枚,使7月份才扩建竣工的广阳坝机场顿时全被破坏,长长的跑道弹坑累累,死伤者13人,被毁房屋数间。尔后,3架日机又窜人重庆新市区,在繁华之地牛角浓一带投弹6枚,落在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中,老百姓无处躲藏,顿时血肉横飞,当时死伤二三十人,毁房数间。牛角沦附近的嘉陵江边亦落一炸弹,炸毁木船3艘、船夫被炸死3人伤2人。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一飞行师团所属第六十、第九十八两个战队出动重轰炸机22架,自武汉飞袭重庆。日机临空,恰值大雾弥漫,只能进行推测轰炸,未能命中地面目标。
1939年1月7日,日军第一飞行师团所属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三个战队,出动重轰炸机31架,于下午15点5分飞临重庆,投掷炸弹5000公斤,大部命中。重庆市民死206人,伤353人,毁房140余幢,市区主要街道均起大火。
1939年1月10日,日本陆军航空兵团的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飞行战队,以30架重轰机,从湖北沿长江西飞入川。上午11时左右飞抵重庆上空,在断续云层间确认市区街巷时,遭到中国军队高射炮的攻击,于是盘旋在四五百米的上空,对沿长江街巷、渔船等实施大密度的轰炸,投弹重量达4500公斤,其中有2枚燃烧弹,炸毁长江边上的船只20余艘,江边的主要街道起火10余处,房屋被毁3幢。据不完全统计,炸死炸伤平民60余人,江边码头遭到严重毁坏。
1939年1月15日,天气晴朗,日本陆军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的29架飞机,成编队机群,从湖北飞向四川,于14时50分进入重庆上空。从朝天门到储奇门一带投弹58枚,市区被炸28处,炸死124人,伤66人。事后,仅朝天门外的沙滩上排列有20余具尸体,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炸毁房屋20余幢,太平门一带街道房屋被毁尤为严重,街道弹坑累累,华丽的商店一片瓦砾。1939年1月16日14时30分,日机18架重轰机组成编队机群,飞抵重庆市区上空,投弹58枚,炸死炸伤300余人,毁房20余幢。美以美会所办的淑德女子中学被炸最惨,先是学校右前侧围墙内外各中一弹,理化实验室、校图书馆也相继中弹,高中部教室半数被炸毁,初中部教室部分被炸,学校被迫停课。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侵略者据大本营1939年5月2日关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作战"的指示,"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命令海军联合航空队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大轰炸。3日中午13时许,日机26架舰载轰炸机和中距离攻击机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沿长江北岸俯冲,侵入市区,投掷燃烧弹和爆炸弹100余枚。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都邮街、陕西街、商业场、神仙口、朝天门、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一牌坊等处被炸,市区内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大火弥漫,浓烟滚滚,燃烧不止,1000余幢房屋化为废墟,居民死伤近600人。5月4日,27架日机再度轰炸市区,主要目标是商业区、居民区、工厂、军政机关等,都邮街、柴家巷、夫子池、七星岗、天官府、小梁子一带被炸惨重,有14处大火熊熊,至夜不息。尤其是都邮街和柴家巷更遭到毁灭性轰炸,街道、房舍。水电设施等均遭破坏,仅绸缎布庄被毁的就有15家,损失布匹16万余匹,市内37家私人银行有14家亦毁于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轰炸居民死亡2000人左右,伤3300余人,仅市区被毁房屋就达1200余幢。日机两天的大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这些。在轰炸中,全市的机关、工厂、企业和店铺全部停业,学校停课,直接经济损失数以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计算。中央通讯社、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被炸,《中央日报》、《商务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民报》《时事日报》、《新蜀报》、《西南日报》、《扫荡报》等10家报纸停刊,尤数《大公报》社和《新民报》社被毁严重,《大公报》社编辑部和工厂被炸,《新民报》社职工宿舍和印刷厂被毁。外国在华的一些外交机构也未幸免,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德国使馆,以及他们在重庆的通讯社和美国教堂等亦中弹,损失惨重。
继"五·三"、"五·四"大轰炸后,1939年5月10日,日本海军联合航空兵团又以8架重型轰炸机,从湖北沿长江飞抵重庆上空,投弹40余枚,炸毁房屋120余幢。重庆市民因有了大轰炸的躲避经验,大都进入了防空洞,就这样,亦炸死7人,伤30余人。
自1939年5月9日起,日机在渝采取连续不断地疲劳轰炸来折磨、困扰老百姓。5月11日的空袭更是频繁,日机分成数十批轮流入侵,每批约3至5架乃至9架,在市区、市郊投弹560余枚。9日开始发出的空袭警报。长达五天六夜:炸毁房屋1000余幢,炸死炸伤近千人。
1939年5月22日下午,日机27架空袭重庆,投弹60余枚,毁房50余幢,炸死炸伤30人。重庆防空司令部在日机未到前20分钟发出空袭警报后,我空军即起飞迎敌,加上地面高射炮的配合,打落5架日机。
1939年5月25日下午,日本陆海军联合航空兵团派出39架重型轰炸机,分两批成编队机群,沿长江西飞至重庆上空,在长江两岸投弹50余枚,其中有两枚燃烧弹,炸毁房屋120余幢,炸死炸伤199人。
1939年6月5日,日机27架飞抵重庆上空,投弹60余枚,商业区和居民区多处燃烧起火,毁房260余幢,炸死炸伤200余人。位于武库街南街十字路口转角处刚装修完备的读书生活出版总社的门市部,顿时变成瓦砾。
1939年6月9日,日本陆海军联合航空兵团派出21架轰炸机,分两批从湖北起飞,下午飞抵重庆市区上空,投弹59枚,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浓烟滚滚,民生路被炸尤重,总计10余条街道被炸,毁房260余幢,炸死10余人,炸伤30余人。
1939年6月11日,日机27架分3批,每批9架,对重庆市区进行骚扰性轰炸:重庆防空司令部从上午10时半就发出空袭警报;下午8时解除。此次日机投弹30余枚,每批10余枚。据统计,炸毁房屋20余幢,死伤10余人。
1939年7月6日午夜,日机30架空袭重庆,借助月光照明和灯光的光亮,在市区下半城沿江一带投下100余枚炸弹,炸毁房屋360余幢,炸死53人,炸伤297。
1939年7月15日下午5对左右,13架日机飞抵重庆,在长江北岸狂轰滥炸,投下59枚炸弹。位于长江北岸的利昌公司,突然中弹数枚,前后院四层楼房均遭炸毁,附近民房亦有数幢中弹。这次轰炸损失猪鬃500余箱,每箱重133.33磅,每磅当年在美国市场上的售价是1.5美元。因公司人员及时进入防空洞,附近的居民大都迁往甫岸避难,才免遭大批伤亡。据统计,这次轰炸重庆被毁房屋69幢,死伤20余人。
1939年7月24日深夜,日机27架分两批轰炸重庆市区。我方高射炮当场击落两架日机。敌机慌乱中投下100余枚炸弹,炸毁房屋数十幢,炸死5人,伤20余人。
1939年8月5日夜,17架日机自湖北沿长江西飞,空袭重庆。位于市区的读书生活出版总社附近的一幢仓库兼宿舍的楼房,被燃烧弹击中,火势凶猛,很快就延及到总社的书库。出版社人员将所存书籍和纸型,纷纷抛向大街,然后再运往安全地带,此次空袭,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日机在市区投弹50余枚,炸毁房屋100余幢,炸死32人,炸伤179人。
1939年8月23日,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中印合作问题,在陪都与国民政府军政首脑会谈。就在尼赫鲁抵达陪都的当晚,日机分批空袭重庆,27架日机自市郊西北部次第窜人市区,投弹80余枚,其中两枚燃烧弹。炸毁房屋150余幢,死伤199人。
日机从1939年5月开始的连续性大轰炸,使地处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亦未幸免。8月16日,日机20余架空袭重庆,投弹50余枚,炸毁房屋50余幢,死伤200余人。中央大学校内亦落弹多枚,其中一枚恰中地理系房顶,邻近图书馆屋瓦亦彼震落。
豫丰纱厂1938年从河南迁来重庆小龙坎,租、购土地326亩,安装纱机5000锭,雇工百余人,以后又陆续安装纱机51000锭,1939年8月28日、日机20余架分3批空袭重庆,接连轰炸豫丰纱厂。据统计,此次轰炸豫丰纱厂毁房200余幢,死伤100余人,损失锭子5000余枚。
1939年9月3日,日机36架分批袭渝。第一批日机9架编队机群,由渝北上空窜入。我防空部队用高射炮猛烈射击,日机不敢恋战,慌忙投弹而去。相隔一小时后,第二批编队机群分3小批,每批9架,再次由渝北上空窜人,我空军驾机迎战,日机慌忙投弹逃去。据不完全统计,日机投弹百十枚,炸毁房屋百余间,死伤平民30余人。
1939年9月7日,日军在前几天连续对重庆进行轰炸的基础上,又派17架飞机溯长江西飞,从渝北上空窜入市区,投弹45枚,毁房120余幢,死伤30人。
1939年9月28日晚7时半,日机11架自湖北西飞,空袭重庆,在快接近市郊时,分作两批,轮番于市区上空盲目投弹。午夜,又有日机36架分4批空袭,两批18架在渝郊投弹,其它两批则窜入川东地区投弹。据统计;日机投弹60余枚,毁房80余幢,死伤27人。
自1939年9月27日中午,日机在重庆市空袭后,三日来不分昼夜,结队轮番轰炸,日机除白天轰炸外,又以18架飞机于傍晚时分,分成两个编队机群飞抵重庆上空,投下炸弹45枚,毁房10余幢"死伤20余人。
1939年10月4日零点,日军以36架重轰炸机,从湖北溯江西飞抵重庆。由于我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早有准备及时出击迎敌,日机仅在市区盲目投下40余枚炸弹,另有百余枚炸弹,全部于慌乱之中投在郊野,据当时记者报道日机轰炸毁房10余间,死伤平民百余人。
1939年10月25日晨8时许,日机5架由湖北经玩陵由辰溪折回重庆上空,窜入市区,投弹40余枚,内有燃烧弹数枚,炸毁房屋100余间,震倒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
1939年11月18日傍晚,日机27架编队机群、分两批空袭重庆,其中一批窜至江北上空,在嘉陵江沿岸和江北老城一带,投掷炸弹,位于江北陈家馆的二十一兵工厂和簸箕石码头亦遭到轰炸;另一批则窜至市郊,盘旋骚扰约一小时,后由于我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的还击,日机才仓皇逃去。事后统计,日机投弹50余枚,毁房20余幢,炸死炸伤10余人。
1939年12月18日,日机17架经湖北沙市、炽兹等处西飞侵川。在来凤、梁山一带投弹后,又转向重庆市区。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于10时35分发出空袭警报,我空军驾机迎敌,地面高射炮亦一起向日机开火,日机慌忙在菜园坝一带和长江北岸投弹30余枚,有些落入江中,炸毁和震坏房屋40余幢、炸死7人,伤30余人。
1940年4月25日凌晨2时,日军第三飞行师团出动重型轰炸机30架,夜袭重庆。刹那间,空袭警报声大作,惊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市民,争相避在附近的防空洞。在探照灯的光束中,日机时隐时现,所投炸弹,大部命中市区,少数掉人长江、嘉陵江及甫岸区、江北区。天亮以后,有数处大火仍未熄灭。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日机炸毁公房23幢、民房105幢,炸死市民78人,炸伤207人。
1940年4月30日午后13时许,日军第三飞行师团、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出动战斗机、轰炸机两批共48架次,集中偷袭白市驿机场,因日机系白天来袭,长江三峡内的对空监视哨提前报警,驻白市驿之中国空军已及时转移,未遭损失。但正在机场为加长加宽跑道而施工的众多民工当场被炸死23人,炸伤37人。日机投下的大量炸弹,在机场跑道上留下许多弹坑,很长时间无法使用。机场塔台及其它附属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
1940年5月13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协定,联合轰炸中国内地,并将此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作战时间预定自5月中旬起约3个月时间,第一期重点轰炸重庆,第二期重点轰炸成都,日陆军第三飞行师团和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参战。5月26日,当第一批24架日机飞临重庆,是日,市内夫子池、中山一路、七星岗一带中弹密集,炸毁民房80余幢,市民死56人,伤134人。
1940年5月22日,日机63架自湖北飞袭重庆,沿长江来回轰炸,储奇门、太平门、望龙门,朝天门等处接连中弹,重庆下半城顿起大火。商业场、中国工商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重庆川盐银行等工商、金融企业损失惨重,大量商品及办公用品被焚毁。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的8名银行职员被炸死,另有27名居民受伤,送往市民医院抢救时又死3名。
1940年5月26日清晨,担惊受怕一夜的市民刚出防空洞,市内又响起紧急警报声。日军陆、海军航空队出动重轰炸机36架,自汉口飞袭重庆,投掷爆炸弹、榴弹约100枚,全部命中城区,大溪沟电厂首先中弹起火,随即拉闸断电。重庆打枪坝水厂水塔及附近的金刚塔;均中弹片,沿江抽水泵船被炸沉3艘,供水中断达12小时。正在坚持生产的职员、工人死7人,伤24人,其中重伤致残者6人。民房被毁150余幢。1940年5月27日上午9时,日军出动总数达99架的大机群轰炸重庆,其中有一飞行战队径飞北暗,四处投弹,从未被炸的复旦大学校园乱成一团;教务主任孙寒冰教授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片刻之后,又有2枚炸弹相继在复旦大学校园爆炸,炸死职员汪兴,学生朱锡华、刘晚成、汪茂泉、陈仲流、王文炳等6人,炸伤4人。刘晚成系陪都金融界巨头刘航谋长子,轰炸开始时他正在宿舍,慌忙中钻进床下。就在这时,日机俯冲扫射,一串机枪子弹破窗而入,击穿床板,将刘晚成打死。复旦大学法语教授蒋碧微事后写道:我们住处附近就是复旦大学医务室,轰炸过后,一批批的同事同学以及老百姓被搀扶而来,施以紧急救治。他们肢体破碎,血流如浆,惨状真是触目惊心!有一位同学大概系被震死,全身毫无伤痕眼睛也睁着。另一位同学两膝中了弹片,皮肉翻开,变成两个血球,看了他的伤势,我只感到头皮发麻,而呻吟号叫之声更是时时刻刻镣绕在耳边。1940年5月27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出动飞机99架,其中大部分为重型轰炸机。空袭重庆。除一个飞行战队飞往北暗轰炸外,其余均集中在市区投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是日市民死69人、伤111人,民房被毁100余幢。
1940年5月28日上午及中午,日机98架分四批空袭重庆,投掷各种炸弹近400枚,炸毁民房约80幢,炸死市民75人,炸伤241人。市内各商店、杂货店、中药店、仓库货物被焚,业主们叫苦连天。1940年5月29日上午,日军又出动99架飞机空袭重庆,雨点般的炸弹响成一片。市内桂花街、大阳沟、菱家桥、北坛庙、段牌坊、东华观、东升楼、王爷庙等街区受害最重,被毁民房约50幢,市民死52人,伤88人,有3家私营银行毁于一旦。
1940年5月下旬,连日为晴间多云天气,能见度良好。因此,继连续四天轰炸之后,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再次出动飞机27架,于30日午后空袭重庆,连日挨炸,城内市民己有戒备,大部避人防空洞,仅路人6死、11伤,另有江中渔民船只被炸沉两艘,渔民3死、4伤。中国空军闻警迎战,击落日机1架,击伤3架。我方亦被击落1架。
1940年6月,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参加空袭,协同海军航空队攻击重庆。6月6日,从汉口、孝感、运城等处起飞的日机117架,分三批袭渝。城内仁爱堂巷、领事巷、五福宫、马蹄街、天官府、火药局街等26条街道受重创,遍地瓦砾。据各区署不完全统计,市民死96人,伤201人,房屋毁坏100余幢。
1940年6月10日上午10时至下午14时35分,日军战斗机、轰炸机混合编队,共129架分4批空袭重庆。中国空军和地面炮火进行了阻击,但因力量薄弱,未能阻拦日机进入市区,中兴钢铁公司和外地迁川的金陵兵工厂先后中弹数十枚,遭到毁灭性轰炸,员工死亡46人、轻重伤162人,厂房及员工宿舍2幢坍塌。轮渡、船4沉7损,嘉陵江客运中断,两岸职员、工人多有不能返家者。1940年6月11日,自湖北飞来日机126架,分四批袭渝,投弹200余枚,重庆市民死23人、伤44人,房屋焚毁70余幢。苏联大使馆中弹武官办公室被毁;塔斯社中国总社大门被炸塌。德国海通社中燃烧弹,被焚烧一空。法国哈瓦斯社房屋被炸,厨子死于非命。英国总领事馆被夷为平地。
1940年6月12日午后至傍晚,日机154架分6批空袭重庆,投弹480多枚,本埠市民死伤270余人,房屋毁坏300余幢,轰炸中,新川电影院、民众电影院震毁门厅,国泰大戏院屋顶被炸飞室内落一弹幸未爆炸,北新书屋被焚。安乐洞防空洞被炸塌,洞内市民室息而死者43人。白龙池中弹,重庆商场经理洪晓蔽住宅被毁,白玫瑰餐厅、冠生园部分被毁。清真寺南寺、西寺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重庆分会全部被毁,死伤10余人。中央大学实验工场及职员住宅数十幢被毁。美联社电讯称:这是近月受害最大的一次。1940年6月16日,日本海军出动75架"中攻"机。日本陆军小川战队出动36架重轰炸机,联合空袭重庆,投弹300余枚。炸毁房屋371幢,重庆市民死伤400余人。水厂、电厂再次遭到严重破坏,菜园坝一带数百间棚屋被燃烧弹烧尽,上千难民无家可归。1940年6月24日,日本海军出动89架飞机,陆军出动35架飞机,共124架分4批空袭重庆。轰炸自午后16时28分开始,长达两个小时。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邪附近落下大量炸弹,上清寺地区一片焦土。英国、法国驻华使、领馆中弹,黑烟冲天。日机还同时空袭了江北,中兴钢铁厂2座高炉被炸,复旦中学中弹26枚。是日,重庆市民死伤200余人,房屋被毁50余幢,全市落弹420余枚。
从1940年6月24日起,日机连续一周轰炸重庆。25日,日本陆、海军共出动飞机125架,分4批自湖北飞袭重庆。日机投弹300余枚,炸死61人,炸伤127人,炸毁房屋89幢。1940年6月26日,日机90架空袭重庆。苍平街,油市街、中营街、长安寺后街、罗汉寺街、正阳街、炮台街等20多条街道均起大火,黑烟冲天。重庆市民死伤30余人,房屋焚毁71幢。1940年6月28日,天气晴朗,估计有空袭,市民都不敢远离防空洞。果然,上午10时后,日机90架飞临陪都,再度空袭。本市鼓楼街、至圣宫街、水市巷、仓坝子、王家码头、一人巷、干厮正街等15条街区落弹尤多。据第八区警察署报告,该署已收留3名孤儿,他们的长辈均在今日空袭中丧命。日机投弹约200枚,市民死9人,伤34人。
1940年6月29日上午,日本海军航空队、陆军第六十飞行战队联合出动99架轻、重轰炸机和战斗机,分4批空袭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和重庆大学是这次空袭的重点。日军海军的中型攻击机投掷了重达1000公斤的大炸弹,那是新近研制出来准备对付美国航空母舰的王牌。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在日机轰炸中,市民死45人,伤106人,房屋毁坏80余幢。1940年7月4日,日本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86架轰炸机、战斗机,分两批空袭重庆。投弹集中在沙磁区,该地为陪都文化区,受害的多为学校。其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损失惨重,主要校舍均被炸毁,师生员工到傍晚才轮流进餐;小洞、井口,詹家溪、童家桥、小龙坎、天星桥、土湾一带落弹密集,市民死13人,伤95人,房屋毁坏100余幢。
1940年7月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88架,分3批空袭重庆,警报声从早到晚未曾停息;四德村、中山一路、大溪沟、上清寺、菜园坝、桂花园、两路口、王家坡、中山三路等街区起火数十处,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市医院内人满为患,手术室不够用,一般轻伤就在过道上包扎处理。重庆市民死39人,伤100余人,房屋毁坏13Z幢。1940年7月8日全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85架飞机,从湖北汉口、孝感两地起飞,奔袭重庆,投弹约40吨,其中包括大量燃烧弹,从云南昆明经滇缅公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车队,遭到日机围攻,物资设备和医疗用品付之一炬。车辆毁坏23辆,驾驶员及押运员死8人、伤23人,市内房屋毁坏70余幢。1940年7月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89架,分3批空袭重庆。该 市木货街。一牌坊、神仙口、鱼市口、宝善寺街、石板坡、甫纪门,储奇门码头、仁爱堂、领事巷等街区尽成瓦砾场。据重庆防空司令部不完全统计,日机炸毁房屋380余幢,市民死伤70余人。1940年7月11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88架,分4批轰炸重庆商业区、居民区。据粮食部上报委员长侍从室称,该部所属之粮仓、面粉厂遭到轰炸起火。在这次日机空袭中,市民死12人,伤49人,房屋毁坏100余幢。1940年7月31日,日本海军第十三、第十五航空队出动88架中攻机、日本陆军第六十飞行战队出动36架九七式重轰炸机,共124架分头轰炸重庆市内外目标。在渝的豫丰、裕华等纱厂,资渝、资蜀炼钢厂,大赛、新民等机器厂,大渡口,渝蠢等钢铁厂以及龙章造纸厂、康元制罐厂等工厂,迭遭轰炸,被迫停工。工厂员工及市民死68人,伤99人,房屋毁坏308幢。1940年8月2日,日本陆、海军联合出动飞机124架。空袭重庆近郊工业区。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部综合报告,在日机空袭中,顺昌、上海、大公、华生,天盛、恒顺、新民等厂均受不同程度损失,另有第二十兵工厂等兵工企业遭到轰炸,本市工业区频频起火。员工死17人、伤80余人,厂房毁坏达250余幢。1940年8月9日,日本海军第十三、第十五航空队出动中(今忠山公园处)轰炸起,沿三星街、二大街,一直炸过长江南岸二郎滩上面的桥沟头,江内的鱼类炸浮水面,三星街南侧沿老城墙脚下的防空洞被炸塌,伤亡数十人。
1943年日机夜袭沪州城时,在水井沟街投弹数枚,炸毁原川甫师范学堂(今棒桐路小学校址)房屋数间,伤亡多人。
日寇轰炸重庆的战略目的
被称为“战略轰炸”、“政略轰炸”的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通过空中侦查和试探性攻击,了解重庆的地理环境和防御力量,为轰炸重庆作准备;第二阶段,1939年至1941年,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屠杀,“八·一九”大轰炸和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第三阶段1941年9月后,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无力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击,到1943年8月日机最后一次空袭重庆止。此后,日机结束对重庆轰炸。
当时日寇飞机兵力情况是:陆军,战斗机35架;航空兵团,侦察机27架,战斗机36架,重轰炸机45架,轻轰炸机45架;海军,水上侦察机24架,中攻机50架,舰攻机24架,舰载机54架,舰轰机12架。日机共352架。
日本陆军部规定,“战略轰炸”的目的从支援地面作战转向进攻战略要地,直接空袭市民,妄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抗战意志,以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迫使其屈服。其实这出于汉奸汪精卫的建议。汪逆叛国投敌后,认贼作父,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丧心病狂地提出“为在政治上收到效果”,希望日军对重庆实施“致命的轰炸”。日本军方认为正是时候,遂决定对重庆实施大轰炸。
1939年5月3日,日军45架轰炸机从武汉基地起飞,突破中国空军拦击,到达重庆上空,将25920公斤炸弹、燃烧弹投向市区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一带,约2公里的市区街道顿成火海。房屋倒塌,市民东奔西逃,惨叫声不绝于耳,市区19条商业街道,变成一片废墟。据统计,当天日机投弹166枚,炸死市民673人,炸伤350人,毁坏房屋1068栋。
5月4日,27架日机再次袭渝,投弹126枚,炸死市民3318人,炸伤1973人,伤亡超过5000人,“五·三”、“五·四”大轰炸是当时世界轰炸史上的空前惨案。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日本认为乘英、法无力顾及远东,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有利时期,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大本营采取五项措施,其中第五项,即《海军关于“101号作战”协定》,其要点是:一、作战方针,陆海军航空部队首先压制中国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主要设施;二、作战时间,预定自5月中旬起的3个月时间。实施对重庆方面攻击,分三期,其中第一期主要是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是对成都方面作战,并攻击重庆、成都以外的中国航空力量或军事设施;三、参加兵力,侦察机21架,战斗机66架,中攻机144架,重轰炸机66架,共297架。这个“101号作战”是世界战史上第一个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战略轰炸计划。日本军方发言人狂妄叫嚣:“要把重庆夷为平地!”
日军使用的零式战斗机,速度快、火力强,还有续航力强和低空飞行等优势,是当时先进的航空武器,在空战中占据绝对优势,每当空袭警报拉响,国民党战斗机便向后方机场转移,日军零式战斗机占有了重庆上空制空权。8月19日的那次大轰炸,便是零式战斗机担任轰炸机的掩护任务,日军轰炸机在失去防御能力的重庆上空肆意轰炸。据美联社记者报道:自19日1时35分至20日14时,重庆连续四次遭受轰炸,市区商业区、郊外及江北的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破坏,38处起火,殃及房屋二千余栋,死伤数百人,重庆的街道几乎无法辨认。巴县县城仅残存五分之一。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日机两天出动飞机360架,投弹八百多枚,炸死市民342人,炸伤333人,伤亡675人,炸毁房屋8145间“八·一九”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永久抹不去的阴影。
1941年,侵华日军为了集中兵力推行“南进政策”,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决定实施更残酷的“102号作战”——对重庆实施“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又称“第三次战略轰炸”。参加这次轰炸的日机,除在中国的飞行第1团、第3团和飞行第60战斗队外,还调动驻防东北针对苏联的第12、第89轰炸机大队和驻防太平洋地区针对美国的第11、第20航空队投入这次轰炸行动。
第三次战略轰炸从1941年1月中旬延续至8月中旬。其间8月8日至14日,日机连续一周不分昼夜轮番轰炸重庆。8月10日至13日,市区发出空袭警报13次,时间长达96小时,日机对重庆的轰炸达到疯狂程度。8月30日,日机175架攻击重庆,投弹480枚,炸死市民33人,炸伤88人,炸毁民房数百间。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被炸弹击中,炸死卫士2人,炸伤4人。日机第三次“战略轰炸”为时50天,出动飞机2180架次,投弹5811枚,炸死市民2469人,炸伤7569人,炸毁房屋7527栋,居民住宅、街道、商店、文教设施及外国驻华使馆,反复遭到日机野蛮破坏。
“大隧道惨案”震惊中外
1941年,日寇的“102号作战”直接导致了重庆大隧道惨案。
较场口大隧道长2公里,深10米,高、宽约2米,在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三处各开一个洞口,互相连结。这个专供市民使用的公共防空洞,一般容量为5千人。
6月5日傍晚,从郊外逃警报回市区和上街购物的市民,摩肩接踵,白天警报中萧条的市面呈现一派生机。正在这时,“呜——呜——呜”突然响起恐怖的警报声——日机24架袭击重庆市区!
街上立刻一片混乱。惊慌的市民纷纷向大隧道涌去,顷刻挤进了上万人。日机从晚上7点开始持续四个多小时对重庆实施轰炸。1小时后,隧道内避难的人群,随着气温上升,空气稀薄,胸闷难受,纷纷向洞口拥挤,希望呼吸新鲜空气。洞外防空值勤人员虽然发现洞内情况,但日机正在轮番轰炸,不敢打开洞门。约在晚上9点,被困在洞内近3小时的市民感到呼吸困难,面临死亡威胁,拼命向洞口拥去。洞口闸门从里向外关闭,人们把闸门挤得无法打开。站在最前面的人被挤压贴在闸门上,喊叫挣扎,痛苦万状。混乱中洞内被踩死、压死、窒息死的人,不计其数。
轰炸停止后,防空值勤人员劈开木闸门,看到尸体已堆到了洞顶,隧道里面的人几乎都已窒息而亡,罹难者面目青紫,口鼻流血,抱成一团,惨不忍睹!据统计死亡12000人。
幸存者高健文,男,重庆市渝中区人,现年75岁,家住渝中区华一村。当年他在较场口瓷器街一家杂货店做帮工,还参加重庆空袭服务队,兼作义务队员。他回忆说:“我当时16岁,紧急警报拉响后,我随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洞内。有人喊要投毒气弹啦,顿时,洞内秩序大乱,洞口的人想往里面挤,洞里的人又想往洞外挤,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被压得不能动弹。后来我急中生智,用双手搭在别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的石凳上,但另一只脚被卡在人堆里,再也拔不出来——后来才知道,一个遇难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中死死抓住了他的小腿。14小时后,高健文被救了出来,但左腿却从此残废。高健文至今还记得,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实在太多,只好用20辆车运到朝天门江边,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他说,从衣服街到木货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铺从此再也无人开门营业。
惨案发生后,广大市民无比愤恨,死者亲属组织请愿团,向政府请愿,《新华日报》、《民主报》等不断撰写社论抨击,满城百姓怨声载道。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手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审查团。结果仅以刘峙被撤去防空司令一职,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唐毅各记大过一次了事,防空洞工程大队长罗志英走了关系,也不过撤职而已。这就是当局对惨案死难者的所谓责任。
除较场口大隧道惨案死亡12000人外,市区牛皮函防空洞遭日机炸塌,洞内避难市民多人死亡;火梁子左营街道防空洞因空袭警报发出后,涌入市民过多,加之天气炎热,通风不良,发生窒息惨剧,伤亡惨重。这两处防空洞的伤亡人数都没有具体记录。
除较场口大隧道惨案死亡12000人外,直接罹难在日机炸弹下的重庆市民伤亡人数,据《重庆大轰炸图集》统计,死11889人,伤14100人。这尚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
日机轰炸乐山"八·一九"惨案
1939年8月19日11时50分,日军侦察机一架,侵入乐山城上空,侦察后逸去,12时,36架日军轰炸机飞来,快临城区上空时,由"品"字队形改为"一"字形,低空飞行,对乐山城进行狂轰滥炸,在一平方多公里的闹市区,投下炸弹和烧夷弹100余枚,并用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居民疯狂扫射。只见弹片横飞,烈火猛扑,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炸弹的爆炸声,梁摧墙塌的哗啦声,人们呼救的哀号声,混成一片。有的被炸断四肢,不能动弹;有的肚子被炸破,肠子迸了一地;有的被压在砖石下,呼喊救命;有的头破血流,狂呼奔走,死者更惨,有的尸骨横飞;有的脑浆迸裂;有的四肢炸掉,断肢挂在树梢;有的手里抱着孩子,殷血遍地。一个姓田的孕妇,被弹片击中,胎儿弹出老远,血肉模糊,被烧死者,有的手脚烧断,只剩一段身躯;有的头颅烧焦,只留残骸;有的皮焦肉裂,骨头露在外面;有的全身烧焦,成了黑炭团。围困在大火中的居民,有的跳入水缸被蒸煮而死。有49户成了绝户,东大街王饲堂罗家6口,躲入私人防空室内被全部闷死,、抬出的尸体,衣服和胸部都已抓烂,较场坝街苟子言,全家5口人,全被炸死,财产成为灰烬;吴季隆一家7口,无一人幸存。有不少户虽有幸存者,却十分悲惨。开染房的邓志清,一家7口,被炸死6人,邓的妻子幸存,手臂被炸断,生活无着,悲痛成疯。据当时统计,被炸死838人,炸伤380人,毁房3000多幢,被炸毁的大小街道27条,占全城四分之三的面积。
日机轰炸涪陵的暴行
1944年6月16日上午,日机9架路过龙潭镇,投下两枚炸弹,落在镇街口河畔爆炸,炸死7人,炸伤13人,其中多数是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和随大人玩耍的儿童。1939年7月6日夜12时许,日机9架路过涪陵城西南荣桂场上空,其中一架离队向北面沙溪俯冲,投下炸弹4枚,烧夷弹5枚,农民宋德章正在室内纳凉,被从门窗飞入的弹片重伤胸、腹部,当即丧命,张姓住宅起火被焚。1940年5月30日10时切分,日机3架突然冲入涪陵城上空:县防空部门虽立即鸣放警报,但人们已疏散隐蔽不及,城南门外走马街(今人民西路以东)至接脉桥(今涪陵地区图书馆处)一带居民和正在奔忙的行人惨遭横祸。据当时县政府统计,这次日机轰炸共投下炸弹、燃烧弹8枚,造成95人死亡,89人受伤,毁民房368幢。仅走马街罗庶陶(涪陵名中药店"延寿堂"开办者)智任县商会会长、韩文源(时任渝西师管区司令)、陈鲁居(士绅)被炸死7人。当时被炸断左臂的张开俊(女、1931年生)回忆:"妈妈那天坐在屋头床上被弹片打断了手骨;同院子一起捡柴禾的小朋友苏世卿、魏素卿被炸死了,苏世胜的妈妈被炸死了;邻居陶居士的小儿子跑出门外,一块弹片飞来,把脑壳全削掉了。接脉桥周围的树上、地上到处可以看到血肉断肢。接脉桥一带几百家房屋完全被炸烂、烧毁。1940年7月31日中午,日机18架自东窜入涪陵城上空,对涪陵乌江口西岸的繁华闹市区轮番投弹。有二处中烧夷弹:一为麻柳嘴,延烧至小东门内顺城街一带;一为碧霞宫,延烧至枣子岩鼓耳城附近,城隍庙全毁,中弹处之坑,周约8丈,深为丈余;三抚庙附近所中之弹,较城隍庙更巨,易家坝亦中20余弹,美华银楼中一弹,城墙被震塌。小东门卢陵会馆关了很多壮丁,当时看管的没来得及带出去躲,结果炸弹正好落到会馆,炸得墙倒瓦飞。 很多人被炸死、压死在里面。后挑选20多个没被炸死的壮丁用盐包子(包装盐的竹笆制品)裹尸,先抬去蔡家坡官山埋,后来大多了,干脆把好些一包一包的不成形的尸体晚上抬去倒人长江中。用了十几天才挖刨清理完毕。这次日机共倾弹87枚,造成200余人死亡,伤120余人,毁损房屋1000余幢。1940年8月19日上午12时及次日午后3时,日机9架次空袭涪陵,计投弹10枚,造成31人死亡,25人受伤,毁损房屋2000余幢。北门外六郎街、走马街、何家院子等处被炸;西门外水井湾,崇兴寺、豆腐街、秋月门高坎子一带被炸,半城几成废墟,受灾难民5000余口。1940年10月25日,日机9架空袭涪陵,投弹8枚,县城北门口一带中弹,炸毁房屋30余幢,其中县银行被毁,造成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居民被炸死3人,重伤5人。
台湾
云林大屠杀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台湾中南部人民在柯铁等领导下发动反日起义,以云林县斗六镇东南大坪顶(起义后改称"铁国山")为根据地,时称"铁国山起义"。6月13日,柯铁率部众突袭斗六镇的日人酒店。次日,一小队日军进犯大坪顶山麓讨伐,遭到抗日义军巧妙伏击,死伤10余人而退。6月16日,日本殖民当局从台中增调一联队日军进犯斗六镇,大举围捕铁国山义军。抗日义军退入深山老林坚守;日军仍无所获。日军回到斗六镇后兽性大发,自19日至23日间,疯狂的日军见人即杀,见屋就烧,对斗六镇及其附近70多个村庄血腥屠杀达五天之久。无辜居民被杀害者达三万以上,4300多户房屋被烧成灰烬。据一个参与此次屠杀行动的日军事后在其手抄《蛮烟瘴雨日志》中供述:"则斗六堡东南面一带,鲤鱼堡及打猫东堡各地五六百里间,凡兵烟之下,无不尽成肉山血河,……几千房屋竟付诸一炬。无数生灵顷刻间尽成斩首台上之冤魂",6月23日,"倏忽间九穹林庄成为焦土,村民血肉飞散,变成惨绝人衰之地狱"。"同时讨伐队横扫云林平原,残烟死灰未灭,满眸极其酸鼻,大有天柱将折,地维将裂之慨,世人称之为屠杀案"。日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更大义愤,铁国山抗日军发布檄文,愤怒声讨日寇"惟嗜杀戮:拿之即决,烧庄毁社,淫虐妇女"的暴行,号召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斗争。经此次浩劫,云林县满目凄凉,数年后当日人在云林进行土地调查时,他们所见到的仍是"地方荒废,居民离散,甚至有数庄人烟灭绝,棒莽满目,田园荒废"的凄惨景象。
日军三期讨伐大屠杀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日本政府任命儿王源太郎为"台湾总督"。儿玉上任后,面对各地蜂起的抗日暴动,采取了怀柔、欺骗和讨伐、镇压相结合的策略,企图各个击破各地的抗日义军;是年秋冬,儿玉在台湾北部的诱骗政策收到一定成效后,遂将注意力转移到台湾中南部,从11月开始,对抗日义军进行了三期大讨伐。第一期:11月12日至23日, 重点讨伐云林一带抗日义军;第二期:11月27日至12月14日,重点讨伐淡水溪一带抗日义军;12月20日至27日,讨伐高雄一带义军。在讨伐中,日本军警穷凶极恶,烧杀抢掠。据日人统计,在三期讨伐作战中,台湾人民被杀害者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居民房屋全被烧毁者达2783户、未完全烧毁者3030户。而台湾人民实际被杀死杀伤者当大大高于此数。在第三期讨伐战中,日军在阿公店(冈山)大规模屠杀,遭当地英国、西班牙传教士指责,并投书《香港日报》予以揭露。日本殖民政府遂假惺惺地拨一万日元抚恤灾民,以平息国际舆论的谴责。
余清芳事件
余清芳亦作余清风,字沧浪、台南长治后乡庄人。余17岁时,即怀亡国之恨,参加武装抗日,失败后即长期潜伏:后来他以斋教西来庵主持人身份广邀徒众,并结识抗日志士江定、罗俊等,准备再举起义。1915年余清芳、罗俊等利用扶轧、详梦、神示等等会教活动揭露日本暴政,宣传日本气数将尽,以坚定教徒信心,其徒众增至数千人。余见时机逐渐成熟,就以"大明慈悲国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帅"名义发表文告,痛斥日寇侵台罪行,号召全体台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日警闻讯大惊,立即在全岛开始大搜捕,于6月29日捕获罗俊、余清芳。江定见势危急,于7月6日率义军进攻瞧吧阵支厅牛港仔山。7月9日又突袭甲仙埔支厅及附近几处日警派出所,杀死日警数十人。8月2日,再袭南庄派出所,占领支厅,旋又乘胜攻占虎头山。日本驻台总督闻风大惊,调集大批军警驰援,起义军在顽强抵抗后退入山地。日军警兽性大发,将附近村庄居民3200多人集中屠杀,其状惨不忍睹。据目击者追述,这些居民经简单讯间后,"以台人一百为一次被屠杀集团,依次屠杀,除妇女外,男子不分少壮老幼,皆就缚俯卧。……由特选精壮之日兵约80余人手持锋锐长刀,肆情挥舞,竟相斩杀",瞧吧眸经此浩劫后人口大减,户籍一空,25年后始恢复到当时屠杀之数。8月22日,余清芳等人不幸被捕。翌年四五月间,江定等人也被诱捕。余清芳等1957名抗日志士被日寇判处死刑866名,有期徒刑453名,行政处分217名;江定等一批志士被判处死刑37名,有期徒刑14名,其余220余人定为不起诉处分,但没有一个人回到家中,相传全数为日警所坑杀。两项判决公布后;连日本国内也为之震动。总督府检察官上内恒三郎也不得不承认:处死刑者超过千人,为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
雾社惨案
雾社位于台湾中州能高郡(今属南投县),居住着数支泰雅尔人。日本侵略者占领该地后,山胞倍受欺凌奴役,生活苦不堪言,1930年10月上旬,马骇坡社首领摩那·罗达奥主持本族人婚礼,恰逢日警吉村路过此地;罗达奥长子达拉奥向吉村敬酒,反遭吉村百般刁难和毒打。罗达奥父子和众山胞在愤极之下痛殴吉村,日警当局扬言"报复"。就在这时,日本当局又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山胞到马骇坡社森林中砍伐巨木。此项劳役极重,工资低廉,且常有人遭日本监工吊打致死,摩那·罗达奥忍无可忍,决定联络附近各社举行反日起义,10月27日,罗达奥率起义山民数百人冲进雾社公小学运动场,杀死参观运动会的能高郡郡守、台中州著务嘱托等日人139人,伤10余人,并攻占雾社警察分室及12个警察驻在所,日本侵略当局得报后惊恐万状调急忙调集数千军警前往镇压。31日日军发动总攻,用山炮猛轰半日,各社房屋大半化为灰烬,参加起义的各社相继失守,起义民众退人深山,据险强抵抗,日警死伤甚众,束手无策。此时雾社起义的消息已传遍岛内外,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为此事也引起激烈争吵。丧尽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把起义迅速镇压下去,竟然违反国际公法,出动飞机,向起义民众投掷毒气弹,把大部分起义乡民毒死在山谷里。摩那·罗达奥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集体自杀,起义失败。日本军警在此次"围剿"中肆行杀戮,雾社人民被炸死、毒死、枪杀或自杀的多达800余人。参加起义的六社中,有些社的民众死伤殆尽。日本殖民者极端仇恨摩那·罗达奥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发现其尸体后,竟将其头颅割下放在台北帝国大学,当作民族学"标本"示众。直到台湾光复,其遗骨才得以安葬故里。
第二雾社事件
日本殖民当局在镇压了雾社起义后仍不罢休,又进一步强迫逃散各处的六社民众561名集中在西拖和罗多大两社,以便于监控和迫害。1931年4月25日,这些被拘民众又被日本殖民当局转移到桃巴拉社。日军为斩草除根,暗中挑唆与其中三社人有宿怨的巴兰社人,发给武器弹药,让他们在中途突袭转移中的斯克、罗多夫等社山胞,结果有250多名山民惨遭杀害,使原有人口1200多人的六个社,只剩下290多名老弱妇孺,雾社原住民几乎濒于灭种状态。当时被拘禁在某日本警所内的10多名高山族人也同时被害。名军连续大规模屠杀雾社人民的暴行,引起广大台湾同胞的极大愤慨。
镇压高雄反战暴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为支援侵华战争,日本侵略当局在全岛征兵, 20岁至40岁的青壮年男子多不能幸免,数以万计的台湾同胞被当作军士、通译、海军工员、学徒兵等驱赶到大陆战场充当炮灰,其中许多人葬身异地。台湾人民不愿成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工具,纷纷起来发动反战暴动。1938年10月8日、11日,高雄、六甲等地相继发生袭击日警的反战暴动,日本侵略当局急调军警镇压,参加暴动的民众有200余人遭杀害,四五百人被逮捕。1939年3月13日,高雄地区被强征入伍的1000多名农民正要被押往侵华战场,他们不愿去打本国同胞,于领到枪械后在高雄车站突然"哗变",与日本宪兵队激战半日,互有死伤。最后暴动失败,有600名义士惨遭杀害。
"五·二七"事件
1940年春,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青年教师李钦明、李启明兄弟,团结志同道合的志士50余人,秘密组织"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进行反日斗争。他们经常集会。收听大陆抗战广播,准备在祖国军队复台时发动起义响应,配合祖国军队收复台湾。是年5月,日本警宪在侦知李钦明等人的活动后,于27日突然实行大搜捕,李钦明兄弟等近百人被逮捕。李钦明兄弟及吕江横、吕丁殿等五人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人被判处八至十二年徒刑。
蔡忠恕事件
蔡忠恕是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前身)学生,台湾学生抗日运动领袖,1944年,在中国人民和盟军的英勇抗击下,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已为期不远。在祖国大陆人民抗日浪潮的影响和激励下,蔡忠恕集合200余名青年学生,秘密集会,酝酿反日起义,以期驱逐日寇,收复台湾,迎接抗战胜利,但不幸消息泄露。是年4月,日本警宪大肆搜捕参加反日活动的 学生,蔡忠恕等1000余人被捕入狱。蔡受尽酷刑折磨,惨死于狱中。
东港事件
1941年11月,日本侵略当局诬陷原台湾文化协会主要成员吴海水(凤山郡医师)有反日举动,以"图谋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等罪名予以"检举",并株连至黄本、苏泰山等人。黄被逼供述东港有所谓"联络机关",张明色为"负责人"。翌年,日警检举张明色,迫他供出台南市律师欧清石是反日事件"主谋"。郭国基、郭生华。洪雅、黄周等200余名知识分子因受此案牵连而被捕。由于其中以东港人居多,故称"东港事件"。此案审判拖延三年,欧清石被判无期徒刑,张明色等彼判处有期徒刑。在严刑拷打下许明和等多人惨死狱中。1945年美国飞机空袭台北,欧清石、洪雅被炸死。到8月15日日本投降时,被逮捕关押的200余人中仅有四人幸存。
吉林
怀德县长赵泽民等人被杀案
赵泽民原籍黑龙江省双城县人,生于1903年,北京政法大学毕业,l931年5月就任怀德县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侵占怀德县公主岭、范家屯两站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军队,强制接收两地华界的民国政府、团体和军队。赵泽民闻讯后来往两站面见日军,要求停止接收。赵县长返回县城后,与县公安局长汲义方一起商议,一面派人去辽宁省府联系,一面整备警、团,下令戒严,准备抵抗。10月22日,赵县长与汲义方局长用空城计击溃了日军和汉奸队伍,战斗中公安局巡官马守身及警士二人殉国,击毙日军、土匪八人。战斗结束后,又召开了大会,赵县长慷慨激昂,训勉部属,汲局长带领宣誓:“要做中国人,不做亡国奴!”11月9日,侵占长春的日军司令官森连师团长派清水中佐、春田大尉、堤中尉等率日军500人,以及侵占公主岭的日军、收编的土匪“全胜”部共约800人,分两路进犯怀德县城。赵泽民县长和汲义方局长率爱国警、团与敌激战。因寡不敌众,爱国警民撤出城外。行出10公里,集结清点人数,查明随队冲出的警团有177人,其余220人,多数阵亡,少数被俘。11月10日,赵县长等率人撤到怀德县杨大城子,受暗降日军的王永清诱骗被捕。汉奸们将赵县长、汲局长及县看守所所长郎英山三人押往怀德“永衡达”烧锅(即制酒作坊),分押三室,各以日军三人看守。当晚,汲局长乘日军睡觉之机,弄掉缚绳,拿起炉钩,向日军猛击,三名日军起身将汲局长打倒。一个日军夺去炉钩又将汲局长右目击塌,致使汲局长昏迷过去。次日晨,日军用刀剁去汲局长脚趾,用铁钉将汲局长双手分别钉在车棚木帮上。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被押往公主岭日军军部。11月13日午后,到达公主岭后,又被严刑拷打,赵县长仍怒骂不止。于是,日军将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用绞轮绞死并将尸体火焚。
延吉海兰江大血案
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本军警及伪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区花莲里一带,进行大小94次“讨伐”,制造了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无辜村民1700余人的血腥惨案。花莲里距延吉市东35里,位于海兰江下游20余里狭谷,北端即为布尔哈通河合流处。有12个自然村和200多户朝鲜族人家。1931年l0月初成立的中共海兰区委,把区委机关设在花莲里柳亭村,同时组建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开辟了海兰抗日游击区。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叫嚷:“杀死一百个朝鲜人,就定有一两个共产党。”龙井日本总领事头目纠集大批日本军警和伪自卫团,向以花莲里为中心的海兰游击区发动了疯狂“讨伐”。同年10月30日,盘踞河东、小营子、五岩洞的伪自卫团配合龙井日本总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突然侵袭花莲里。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7岁的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怀孕的金学善之妻和她的三个小姑和小叔,杀害了金明浩、金学善、朴得男等共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村民。日本总领事馆为表彰伪自卫团的“功荣”,赏给l0余支步枪。1932年5月3日,日本守备队50多人,突袭南花莲里、中村、学校村和柳亭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洙、中村的金道济、柳亭村的李东根、学校村的金某,以及通往石建坪的路上行人,共18人被残杀。1932年9月6日,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抗日游击队干部多人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会后,60余名干部和游击队员分住李三达等三户人家过夜。不料,敌人接到叛变投敌的原延吉县委组织部长白昌宪告密,即派侵占小盘岭的日军守备队、河南站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共70多人,7日凌晨3时侵袭了只有九户人家的柳亭村,用三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突然开火,发动了袭击。当人们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时,已有不少人中弹身亡。区委干部和游击队员们虽奋力抵抗,然寡不敌众,不少人未能突围。敌人闯进村里,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牺牲者有海兰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海兰区游击小队队长金麻子、开区游击队队长柳基龙、游击队员28名及村民20名,共53人,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遇难。这就是震惊东满地区的“八·七惨案”。11月16日,日军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再次侵袭花莲里。在山冈上放哨的金尚益,被日伪军围住。他掏出手榴弹,拉响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正患伤寒病的金某等三位革命者,躲进地洞里不幸被捕,残忍的敌人将他们三人放在柴禾堆上活活烧死。是年12月12日,侵占延吉的日军守备队、伪警察和伪自卫团组成混合“讨伐队”,又进犯花莲里。正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金贵松、朴元石、俞一男、金雇农、金奎植等人,不幸被捕。敌人将金贵松用刺刀刺死后,扔进火堆里;将朴元石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将金奎植剜去眼睛后乱棒打死;将金雇农绑在磨盘上用刀刺脖子慢慢折磨死;将俞一男的脖子上捅一刀后,又把他搁在磨盘上碾死。他的弟弟被砍死,4岁的儿子被刺死,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杀害。接着,敌人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村民。
日军在辑安、临江的大屠杀
l932年6月至1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队长吉江协一中佐为首率日军第七七联队士兵1250名,与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配属宪兵长吉房虎雄为首的13名宪兵,同时分兵入侵辑安(今集安市)及浑江市的临江两地,残酷镇压抗日军民、杀害无辜百姓。6月8日夜12时,吉江协一、吉房虎雄率宪兵八名,日军700名,由朝鲜满浦渡过鸭绿江,6月9日晨2时,日军从鸭绿江对岸玻璃山上炮击辑安城,炸死居民约l0人,炸毁房屋约20余间。入侵日军在辑安城东门外、西门外、北面山地向抗日义勇军进攻。战斗中义勇军战士150人壮烈牺牲。日军还杀害和平居民125人,逮捕刑讯百姓50人。四天之后,义勇军反击,在辑安城东面二公里的村庄发生战斗,又有义勇军战士约350人牺牲。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无辜百姓约40名,在辑安城西门外江边残杀。6月中旬,在辑安北面山上及城东、城西等处,又有义勇军约200余人在激战中殉国,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20名居民,刑讯后在辑安西门外江边杀害。6月17日,七八名正在铲地的农民被日军射杀,一名被击伤。6月下旬、7月上旬、8月,日军在辑安城乡多次围剿义勇军、残杀无辜百姓。1932年6月8日半夜,日军开始向浑江的临江炮击,9日晨,550名日军和五名日本宪兵侵入城内,占领南围子后,便各处放火。连续三天烧了民房700多间。在6月23日前后,一度攻入临江城内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在战斗中殉国。侵占南围子的日本宪兵下渡于6月23日左右,将日道沟抓来的村文书黄某、徐伯生等四人拉到江边杀害。8月初,日本宪兵在临江公安分局门前,将一名中国人砍杀。8月15日,又有攻入城内的抗日义勇军滕营长等70多人阵亡。此次入侵辑安、临江的日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共烧毁民房800余间,作战13次,被害抗日义勇军达1790余人,杀害无辜平民155人,先后被逮捕、刑讯的中国人约350余人。此外,以通抗日军为罪名而遭日军残杀者约170余人,砍杀俘虏三人。其间(9月下旬),日拆越大尉、吉房虎雄率领一个日军中队及二名宪兵去通化途中,在距通化约45公里处,又枪杀平民10人。
海龙县小西沟惨案
1932年8月6日,日军侵占海龙县(今梅河口市)山城镇的守备队听说小西沟地主张振魁家举行婚礼,便立即派了50多名日军连夜出发进行围剿。8月7日清晨,日军来到小西沟的西岗上,架起机枪和“六O”炮。这时屯里唢呐高奏,人声喧闹,附近的亲朋好友,来“道喜”的农民都来到了张家大院。开早席的时候,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端着方盘上菜,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栽倒在地。接着枪炮声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倒在血泊中。于是,人群四处奔跑,乱作一团。有的顺山沟朝北跑,有的往东岗跑,有的朝南坡逃。日军在岗顶朝人群扫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身亡。顺山沟跑的村民目标最明显,有数十人被打死在小河边。无法逃的村民只好藏身在小桥下和柳树丛中。日军用“六O”炮猛轰张家大院,一个姓孟的十二三岁小姑娘被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还有一个姓胡的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也被炸死在磨旁。炮轰过后,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开始搜索树丛。有的人不敢动,日军走到跟前就用刺刀挑了,跑的就用枪打。当时藏在小桥底下的10来个人,被日军发现,一个也没跑出来,全被日军用机枪射杀。闯进张家大院的日军更狠,见人就用刺刀挑。张文学藏在柴堆后面,被日军看见了,一刺刀就刺进了肋骨,被活活地挑死;杨小年吓得趴在炕沿底下,也没有幸免,他被日军拖到了院中,用刺刀扎死;日军在屋里抓住一个叫辛洪的农民,硬说他是张振魁,任凭他怎样哀求也不行,还是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地刺死了。日军搜索一阵后,又把没来得及跑掉的村民约30多人赶到场院,逼着他们跪在地上,扒掉上衣,挨个拷问。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在村上管点事,日军就把他拉到前面,拷问他这些人谁是土匪,他说:“谁也不是。”问他知不知道土匪在哪,他说:“不知道。”日军就用木棒打他,把木棒都打折了。接着又拷问别人,一直到下午才撤回山城镇。这次惨案,日军给小西沟留下了118具尸体,造成100多户村民家破人亡。整整三天,人们才把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其悲惨状况目不忍睹。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的暴行
1934年5月78,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以日满合办法人正式成立,河本大作任理事长,兼任西安炭矿职务。西安矿业所(后改西安炭矿株式会社)设立警察队、炭矿警备队、劳务系等许多特务组织,对矿工实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矿工遭受各种刑罚的折磨。据老工人回忆,矿业所刑法有无数种,如跪砖头、上大挂、棍棒打、过电刑、冻冰人、灌辣水、烙铁烙、老虎凳、狼狗圈、挖人心、埋活人等等。1941年有两名矿工,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抓回,被特务用“镐把炖肉”刑罚毒打,其中一人两腿的皮肉全被打飞了,血流满地死去。1942年7月一个星期天晚间,工人曹广太、牛汉元等12人逃跑被抓回,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1940年的一天早晨,富国采炭所里一份图纸丢失,日本所长下令将30余名中国工作人员绑到县公署监狱。其中16岁的谭喜林,被按在电椅子上过电刑,最后把他折磨得舌尖被牙齿咬掉,虽幸免一死,却留下终身不治之症。有一矿工姓高,家里人有病,他上街买药,被狗腿子看见,说他要逃跑,把他抓住。从街里一直把他打回坑口,又送到警备班过了20分钟的电,然后又拖到水泡子往身上浇冷水。当家里人背他回去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几天就死去了。l943年腊月,富国二坑一青年矿工,因把头扣发窝窝头进行说理斗争被抓进劳务系,扒光衣服绑在院当心,用一桶桶凉水浇在他那赤裸裸的身上。这个青年矿工最后被冻成冰人死去。1942年10月“方家柜”一刘姓矿工因泻肚请一天假,也被按在烧红的铁锹上,小伙子屁股被烙得露出了骨头,最后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被活活烙死了。1939年富国四坑一褚姓工人,被日兵以莫须有罪名抓走,在他身上披张狗皮,扔进狼狗圈,被狼狗撕开胸腹,把心肝五脏吃掉,剩下一堆血淋淋的残尸碎骨。工人韩志林说了几句不满日伪统治的话,也被扔进狼狗圈,撕得四分五裂,脑浆和五脏拖得满圈都是,惨不忍睹。西安矿业所警备系主任竹内善太郎,专吃人心。据史料记载,他杀害中国人,剖胸破腹,挖心扒肝,达三四十人之多。从1934-1935年,仅日本人蓬田(矿山病院事务长)一人就先后四次找吴金锋(矿山病院满人病栋外科负责人)挖了六个工人的心脏,两个人的肝脏,送给竹内食用。1934年日本军警无端逮捕建筑“西安矿业所”办公楼六名带头要求开工资的工人,无中生有说他们是“红胡子”,由警备队押到太平庄附近的高粱地给活埋了。日本军警还唯恐其不死,临走时又用刺刀,一刀挨一刀地往坑里乱捅。日伪统治时期的西安煤矿,阴森恐怖,四周荒山深谷,白骨成堆,有堆满矿工尸骨的六个“万人坑”。
舒兰县老黑沟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开始吉林省春季“大讨伐”,将盘踞齐齐哈尔的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调到吉林省参加“讨伐”,企图消灭活动在舒兰县一带的宋德林、周太平两支抗日武装。进犯蛟河的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岐得到密探陈生报告:老黑沟没好人,都是胡子。5月29日带领日军600余人及抓来背给养的夫役600余名,由陈生带路从退抟出发,分三路侵袭老黑沟。除其中一路因迷路未能到达老黑沟外,其它两路分别从呼兰岭和石门子进入有300户居民的老黑沟。日军一侵入老黑沟便开始抓人、杀人,远者枪打,近者刀挑。从5月29日至6月5日,日军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血腥大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是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排队用刀挑或活埋等,日军多以小队或小组反复搜捕杀戮。共烧毁房屋达千余间,杀害无辜百姓约1017人。现查明有七处较大的杀人场:(一)5月29日,日军在桦曲柳顶子村多是把村民堵在屋里杀死。村民李显廷听到外面有动静,出门看情况,被日军杀死。日兵闯进李家后,先把李妻子杀死在炕上,又用刺刀从二三岁的孩子背部刺进去,挑起玩耍,看着孩子在刀尖上挣扎乱动。日军还把抓到的村民们驱赶到村外林边,先让被埋者挖坑,再把人推进坑里,土埋到身体大半截时,用刺刀向胸部、脖子刺进,顿时鲜血飞溅,黑土染成了红色。仅此处就有七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了9口,埋在一个坑内。(二)柳树河村的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子屋,也成了日军的杀人场。5月31日上午,日军把抓到的72名村民上绑,命令他们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将他们一个个牵到胡家客店,每进屋一名村民,便从屋内传出“哎呀”一声惨叫。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的奇形怪状的尸体,面貌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三)青顶子村外的月牙泡是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杀人场。5月31日到6月2日,日军就在这里屠杀了300余人,每天都有百人左右在这里丧生。日军让被抓来的村民脸朝月牙泡成排跪下,用机枪扫射后,再将尸体推到泡子里,鲜血把水都染红了。6月1日下午,又把一部分抓来的村民押到距月牙泡100米的东山树林中,一棵树绑上一个人,解开上衣露出胸膛,一个日军刺杀一名村民。而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将村民们的手背过去,用铁丝拧紧,从两臂之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每杆穿20人左右,排成两排,每排三根杆,然后用机枪扫射。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
在大屠杀的日子里,日军空陆军配合,天上有飞机撒传单、送给养,地上陆军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残杀无辜。屠杀路线基本是从沟上部往下进行,但从石门子侵入老黑沟的日军,经过榆树沟时,见村民们闻讯大都躲逃山林中,就对没跑的老人、孩子施以“安抚”,说什么:“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诱骗跑上山的人回家。不少人便从山上下来回到家中。而这部分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又突然从桂家街往回杀。日军连孕妇也不放过,榆树沟屯曹邦的二儿媳怀孕将要临产,日军将她衣服扒掉,用刺刀将腹部剖开,把胎儿剥出以此取乐。血洗后的老黑沟从此长期无人敢居往,变得沉寂、恐怖。无人掩埋的尸体腐烂,又造成瘟疫在舒兰一带流行,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
通化教育界惨案
l936年冬,日本侵略者在安东(丹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展开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因为当时安东是省城,受害者又多是教育界人士,所以这次讨伐又被统称为安东教育界惨案。在通化,侵占该地的日本宪兵队先后将省立第六师范前任校长马骥北、时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禄、教育局教育股长马清川、农中校长杨培伍以及一些学校的教员共26人逮捕。这些人被送进日本宪兵队拘留所,遭到严酷的刑讯。过了几天,这些被捕者两人一副手铐又被押送到奉天(今沈阳市)陆军监狱,还被钉上了脚镣。这些人几经刑讯受尽折磨,最后马清川、马骥北、佟儒、修禄、杨培伍五人被判死刑,于1937年2月被杀害。其余21人有六人被判徒刑13年零四个月,15个人被判五年徒刑,监外执行。据资料记载,在这次思想大讨伐中,有300余人遇难。
天津
河东风林村惨案
l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调兵遣将,运输军用物资,扩大侵华战争,北宁铁路每天都有满载日军和军用物资的列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当时在河东旺道庄口铁道下九股,经常停着一列日军军用物资列车,以运送粮食为主,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日本粮台"。居住在河东地道外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旺道庄、李公楼、唐家口、凤林村一带的村民,基于民族仇恨,目睹日军军需列车抢掠的粮食、物资怒不可遏。于l937年7月27日夜晚,趁日军向我东站守军发动进攻时,河东地道外一带年轻力壮的村民为呼应我东站守军,越过旺道庄一带和铁路中间的铁丝网,用棍棒锤斧砸开停留在下九股的日军军需列车的车门,将车内所装的粮食、饼干、罐头、糖酒、酱油等军用物资抢运下来。7月28日清晨,东站枪声仍在继续,旺道庄、复兴庄一带村民奔走相告:"抢日本粮台去!"这一号召,成百上千的群众遂冲向下九股;紧接着郭庄子沈庄子、唐家口等一带村民也闻讯赶来。当时日军仅有少数人看守军需列车,见事情不妙,一面藏躲,一面慌张地盲目开枪乱射。人群中有人中弹倒下,有人负伤。直到7月28日上午11时左右,配备强烈火力的日军铁甲车队从东站方向开来,人群才陆续退散。大批日军开到下九股之后,立即封锁了旺道庄道口,见人就开枪射击,疯狂进行屠杀。居住在旺道庄道口附近的李姓工人,从窗口探出头来眺望,当即被日军枪杀。住在旺道庄大街49号的岳姓居民出门打水,被日军枪杀在水铺门前。7月29日天津沦陷,日军开始在河东各处挨户搜查,只要发现谁家有日军物资就将人绑走杀害。如住在三十六间房的居民孙榜杰院内有空罐头盒;庆和大街王家胡同口开杂货铺姓金的有日本酱油,被查出后,都被日军绑走杀害惨死。河东凤林村有一家王姓夫妇开设的合顺客店(俗名大车店),专门接待做城乡交易的外县农民小商贩,有的也赶着大车运货进市里来,当时住着18名农民商贩,他们是外地人,身边都带着一些贩卖的物品,害怕日军搜查。店主人为了保护客人的性命财产安全,把店门紧闭。当疯狂的日军搜查到合顺客店时,将店门砸开后,竞将这18名客人连同店主,一一用刺刀挑死,其中有一店客爬上墙头想越墙逃命,被日军开枪打死后又用刺刀挑出腹腔里的内脏,肠子肝肺搭在墙头上,惨不忍睹。合顺客店里血溅成河,20人无一幸免,造成有名的风林村惨案。日军害怕民众报复,于大屠杀之后,在东站站台上架设了机枪,封锁了地道口。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日军嫌地道口大街两旁房屋遮挡了视线和射击线,就残暴地将街道两旁的房屋洒上汽油,放火焚烧,大片住房化为灰烬,不少无辜居民葬身在烈火之中,一时地道外成为无人区。日军在河东一带大屠杀时,由于正在战火之中,无人清点,惨死人数绝不止上述二三十人,而伤重殒命或因伤致残者更难以数计。这是月本侵略军欠下天津市河东人民的一笔血债。
自7月29日起,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南开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省立女师学院等学校。30日,日军又窜入这些学校放火,把这些学校焚毁。
静海县府君庙惨案
1937年8月3日,侵华日还派出小股部队约数十人进犯府君庙。该村在独流镇南三公里,县城北六公里,有村民600余人,民房100余间,由退出天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军第二军矾谷师团赤柴部队在侵占津浦铁路(今京沪路)沿线独流镇、静海县城的同时,安)派出一个排驻守。在19岁的丁排长指挥下,在村北挖下战壕,严阵以待。日军进犯,守军迎头痛击,战斗激烈。后丁排长率部跳出战壕,抡起大刀与敌肉搏,砍死日军13人,杀退敌军。不久,大队日军又至,以掷弹筒、迫击炮猛轰。守军苦无火炮,只能以步枪、轻机枪、手榴弹还击,阵地被毁,机枪被炸飞,退入村内抵抗。村内百姓大都早已躲避,留下末走的便协助守军防守,在村周围屋墙、院墙上挖好许多枪眼,以利还击。敌炮益猛,30多间民房被炸毁。一颗炮弹打穿村民曹印宣家房屋爆炸,曹印宣妻子正在产期,被炸掉半截下身(后经抢救未死),不满月的男婴被炸得粉身碎骨,屋内血肉纷飞。日军又从北面开来四辆装甲车猖狂进犯。守军冲出,均予炸毁。丁排长又自带一个班,迂回到独流附近,在敌后夹击。独流日军忙开炮接应被夹击的同伙。战至五日,侵占良王庄的日军宫岐部队、进犯独流镇和静海县城的日军首下部队和赤柴部队齐来围攻,守军孤军奋战,武器又差,除丁排长外全部战死。为迷惑敌人,丁排长利用民房为掩体,东打几枪,西打几枪,终因独力难支,无法阻挡日军进犯,遂借满洼庄稼掩护,南撤归队。日军进村后,逐户搜查杀人。未及逃离的老弱病残早已隐蔽。其中妇女为避污辱尽扮男装。日军找不到人,又在夹墙、菜窖窝子、山药架下等处乱搜,见人就用刺刀挑。村民萧大木头、阎三爷等共36人,均死刺刀之下。内妇女数人是被奸后杀死的。连曹印宣的幼婴在内共37人丧生。待战事平静,外逃村民回村时,各处尸体狼藉,并已腐烂,有的被饿狗吃残,难以辨认。全村腐臭刺鼻,惨不忍睹。l938年夏,由府君庙南撤、在台儿庄大会战中腿部负伤的丁排长,跛着瘸腿,专程便衣来到府君庙,祭奠在府君庙之战中阵亡的全排弟兄和拜谢乡亲们在战斗中给予的热情支援,然后一去无音。现在(指1993年9月),曹印宣的妻子依然在世,经常为她失去的双腿啼哭不止。
静海县五美城惨案
1937年8月初,在天津抗击日军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部,南撤到静海县(天)津盐(山)公路附近的五美城村、三间房村一带,立即封锁了公路,准备阻击日军。日军第二军之矾谷师团先头部队随后进犯,二十九军王排长(佚名,生平失考)率部下奋勇迎击,重创日军。日军残部窜回,二十九军奉命继续南撤。8日,大队日军前来报复,向附近村庄连续炮击,击中多处房舍。炮击过后,日军又冲进村内行凶。在邢家村,他们见人就杀,或开枪打死,或刺刀挑死,村口、壕边尸体历历可见。在不足40户的五美城村和更小的三间房村,日军逐户驱赶未及躲避的男女老幼齐至一道墙前,而后用机枪疯狂扫射;徐宝玉身中数弹,倒地而死。余众猛冲,尽被打倒。高宝龙在最东边,挨着一个10几岁的孩子张麻柱,日军机枪声一响,他二人就躺下装死。日军机枪来回扫射,又扫到东边时,张麻柱后腰被打中,高宝龙腋窝被打伤。直到无一人再动弹时,日军才停止扫射离去。好久,高宝龙才敢起来,扶张麻柱向东南高粱地避难。此次惨案,邢家村13人罹难,二人受伤;五美城村25人殒命,五人受伤,共计死伤45人。当逃避在外的村民们陆续回村时,死难者的尸体有的已腐烂难认。从此,村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少人沦为乞丐或流亡在外。
日军屠杀惨害新闻工作者案
天津沦陷以后,著名的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都停刊外迁。爱国的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的原华北通讯社社长李燕踪发起,组成爱国小报名叫《小公报》,继续报道抗战消息,在市内发行。这个小报的编辑胡春水、发行刘昆、印刷王金荣都隐藏起来,秘密编辑出版该报。用收听到的电台新闻、翻译英文《泰晤士报》,报道我国人民抗日消息。市民对该报欢迎,"日销达四万份"。那时"日敌捕捉抗日分子,日有数十起"。《小公报》也予以报道,引起侵华日军的仇视,曾以3000元赏金,悬赏捉拿《小公报》的工作人员。后来他们被一个利欲熏心的排字工出卖,报告了日本宪兵队。1937年8月13日《小公报》被抄没,胡春水、刘昆、王金荣被侦缉总队逮捕,用尽毒刑。负责小报发行工作的刘昆,是一个没念过多少书的爱国青年,结婚才三个月。审讯时,日军特务用巨大木棒压住他的双腿,在两端不住地用力跳跃,以致刘昆两腿折损,抬回狱中,已经奄奄一息,以后被暗杀。王金荣是一位敦厚的商人,自己开设印刷小厂负责《小公报》的印刷工作。日军审讯他,先后四次用刑,用铁符子夹着两只手,灌冷水、灌汽油、假枪毙。最残酷的是跪"生死板"(是一个长方木板,上面刻有许多三角形木棱,人赤腿俯跪在上,两膝两肘用四根皮带绑住,使受刑人疼痛刺心,审到紧要问题,敌人还窜到人背上跳跃)。他在多日关押以后被放了出来,但人已完全残废。编辑胡春水,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北平华北大学毕业,在新闻界服务多年。日敌刑讯他用了鞭笞、足踢、跪生死板、火烧等刑。他们用炉子里烧的火红煤块,放在他背上;用燃烧香烟在他周身烫烧,从上午9时刑讯到晚10时。他受刑不住,胡乱招认他是"民众联合抗日团团长",日军才住手。在天津宪兵队拘押六个月,以后定罪送到北平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关押,每日只能盘膝面壁端坐,从晨6时到晚l0时。100多天以后,造成两腿不能走路,两眼不能远视。以后又转到北平东直门陆军监狱。到了1938年11月22日释放,死里逃生。
武清县崔黄口惨案
l937年9月,"七·七"事变后已经自行解散的国民党武清县保安队第六分队,由队长郭士明又重新召集武装起来,驻扎武清县崔黄口镇北三公里处的大庄药王庙内,维持当地社会治安。武清县齐庄人庞星武纠集一伙地痞流氓投*盘踞武清县杨村的日军堂腰部队,被编为侦缉队,庞星武为队长。庞受宠若惊,为向日军邀功请赏,派侦缉队员四处敲诈勒索,强要民间枪支。庞星武得悉崔黄口一带尚有武清县保安队残部存在,三次派出六名侦缉队员及庞的舅舅宋殿甲,以"兴亚挺进军"的名义到崔黄口镇联络收缴这部份人的枪支,均被队长郭士明率部逮捕后枪决,庞的舅舅被铡刀斩首。庞星武得悉后,即向驻杨村日军堂腰部队小队长崛武谎报说:"崔黄口有抗日的红军。"崛武听后暴跳如雷,立即打电话请求堂腰部队派兵增援,一起去崔黄口讨伐。1937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二)凌晨,崛武带领日军两个小队及汉奸侦缉队共180人,从杨村出发,拂晓侵袭崔黄口镇。镇内商团(由48家大商号出钱雇佣的40余人组成的武装保卫团,简称商团)以为是武装土匪来抢劫,即向城外打枪,日军也开始还击。驻在镇北的大药王庙里的郭士明听到崔黄口镇方向有枪声,率部赶来支援商团。行至镇西小树林处遭到日军阻击,被打死28名官兵,郭士明即率部撤往宝纸县境内。这时太阳升起,浓雾渐散,镇内商团看到镇外的队伍打着日本旗,方知是日军到来,即顺西城墙根撤到东城角跳城墙出城逃跑了。日军分别从西、南、北越过六尺高的土墙侵进镇内。从西面进城的日军用刺刀挑死城门的更夫张会林,开枪打死北大街看病的医生张六和开烧锅(酒厂)的张洲。从南面进城的日军在西刘庄用刺刀挑死农民王国才等二人,在南关和南门道上开枪打死商人李三、龚亚奇等七人。在北面进城的日军在西场抓住农民于来、王全等八人,扒光衣服后枪杀。日军进城后见人就抓,将300余商店的商人和赶集的村民用枪逼到西门里路北土坡处,由汉奸侦缉队逐人验手,凡手上有茧者,被认为是农民,推到东边;手上没茧被认为是拿过枪的人,绑上分三批用枪逼到西门外路南大坑边,用刺刀挑和机枪扫射的残忍手段进行集体屠杀。接着日军又对手上有茧的人进行复查,将替人顶班在商团打更的韩庆余挑出来,单独绑上,推到西门外大坑边枪杀。韩被打中一枪,子弹从后肿骨处射入,从前锁骨处穿出,当时昏死过去,滚到大坑水里,后又苏醒过来。此人现尚健在,是这次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这次惨案日军在镇内镇外共打死和集体屠杀128人,其中除28名中国守军官兵外,都是无辜的百姓。日军临走时,又抓捕无辜百姓陈祠萌、赵省三、邢福仁等六人,带到杨村被日军军犬活活咬死,无一幸免。
武清县东沽港惨案
1937年9月,武清县王庆地镇汉奸曹萌湘投降盘踞落垡的日军大龙部队,并奉日军之命组织300余人的亲日自卫团。同时强迫村民出工出料,修筑了围绕王庆坨镇全长五公里的土墙和东西南北四门。自卫团以此为据点,不断外出到四周村庄搜刮民财,镇压抗日活动。为了打击汉奸曹荫湘的反动气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二十七支队于1938年4月,先后两次从武清县东沽港村(现划归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辖)集中出发,围攻王庆坨镇,但均未攻克。因此,汉奸曹荫湘怀恨东沽港村民,伺机报复。时过两个多月,汉奸曹荫湘亲自到天津市内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去请求派兵进攻东沽港村。l938年7月27日,日军派松本带领一个中队150人乘汽车到王庆城镇,与汉奸曹荫湘共同策划侵袭东沽港村,在村东遭到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十六大队两个连的阻击。八路军依据村边土围子与日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后,主动撤出东沽港村。日军从东南角和东北角冲进村,挨家逐户地搜索,不管男女老少,见人就用刺刀挑,村中没有逃走和跑不动的120余名无辜的老弱病残及妇孺均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日军在杀人的同时,还放火焚烧民房。从村内逃到村南二公里的庄稼地躲避的村民都能看见村子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1700余间民房在浓烟烈火中焚毁。8月3日(农历七月初八),日军与王庆城镇自卫团再次洗劫东沽港村,用刺刀挑死无辜村民胡庆之和胡奎昌父子,将全村财物抢掠一空。所抢的东西运到王庆坨镇以后,堆满了镇公所的三个大院和药王庙的走廊。日军在东沽港的这两次暴行,共屠杀无辜百姓127人,烧毁民房1700余间,抢走财物不计其数,给东沽港村民造成极大的苦难,使全村人无粮吃,无衣换,100余家失去亲人,400余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武清县六道口惨案
1938年4月,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二十七支队派李存厚到武清县六道口村收编自卫团。此消息被盘踞落堡的日本侵略军大龙部队得知,遂决定到六道口村"扫荡"。李存厚让自卫团在日军进村必经之处的村西北角挖壕据守。4月14日(农历三月十四)早晨8点多钟,日军大龙部队分乘三辆汽车,从西肖庄村向六道口村进犯,村自卫团见状向日军汽车方向打了几枪就慌忙撤退。日军听到枪声,下汽车架设迫击炮向村内轰击,炮弹击毁村民刘景五、赵维臣家和卢氏家词的房子。同时,日军还用机枪向村射击。打了一会儿,日军见村内没有动静,就从村西北角进村。他们见人就杀,村民刘旺、刘万平、张三被日军开枪打死,张振刚被日军挑死在屋中。同时,日军放火烧民房,村民卢茂连、卢茂福、沈仓、李敬魁、王金魁等户房子全部被烧毁。这天正刮西北大风,火借风势,从西北角顺风烧到村东头,烧毁民房80余间和半个村的柴禾、篱笆。村民吴胜昌家的房子被点燃,吴躺在屋里不能动被火烧伤,幸被村民刘光阮及时发现,冒火跑进屋内将吴胜昌背出来,才幸免一死。
南郊葛沽苏家圈惨案
苏家圈位于葛沽镇西北,有50来户人家。1938年7月13日上午,盘踞在津南咸水沽的日军和伪民团约百余众,乘汽车来到苏家圈。汽车停在村南,日军分两路包围村子,并枪杀了给地里干活人送饭的蔡大爷和躲在棉花地里的郭长富。进村后将村民任成义和郭长盛的住宅围住,架起了机枪,尔后挨家挨户搜查,把抓到的200余名男人集中到村民张玉林家门口,被抓的人中还有邻村的百姓。张玉林的屋里坐着日本兵和一个"眼"(日军抓获的土匪),被抓的村民依次从屋门前走过,只要"眼"一点头或哼一声,外面的人就被捆起来,押跪在孙有成家的门前,一共绑了30余人。屠杀开始了,30余人被押到孙有成家东面的一条小水沟边。日兵先把理发师傅赵三聋子拖到沟边,让他面朝所有被绑的人,日兵端着枪对准赵师傅,一声枪响,赵师傅倒下了,又一脚,尸体被蹬翻到沟里,日兵还哈哈大笑。接着张小二、张玉林、张德发、张德起、张洪祥、李国清、孙友成的爹等七人被杀害,尸体都被推到沟里,横七竖八,惨不忍睹。轮到村民郭景山时,他拼了命叫喊:"我不是土匪,我们都是好人!"说什么也不跪下,在地上打滚,任日军用枪托、皮鞭抽打,他仍骂不绝口。日军翻译向日军嘀咕了几句,日军停止了屠杀,将被绑的村民放了。郭景山留下终身伤病。日军临走时,点火烧了郭长盛、郭长才、任成义家的房子,连石磨都烧碎了。日军把郭长盛及其家属、孟××等带到葛沽镇日本宪兵队,经取保把女人留下,男人送到塘沽,后赎回。被害人家属悲痛欲绝,村民个个泣不成声。遇难者户体由房宝安、郭长安收殓,埋在村南钓耕台西侧乱葬岗。
蓟县史各庄惨案
1938年7月31日凌晨,盘踞蓟县邦均镇的日军、蒙奸骑兵队50余人,到盘山脚下的史各庄村"扫荡",妄图消灭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抗联"队伍。全村30余户、100余人闻讯大都外出避难。日军和蒙奸骑兵队扑空后,便挨家点燃房屋。王永合当时50多岁,因耳聋没听到消息早晨刚出门,被开枪打死。日军、蒙奸骑兵队将全村房屋烧毁后,到村外围捕村民。中午过后,在村北山沟围住了在这里躲避的朱宝喜、王永禄等11名村民,将他们逐个倒背捆绑,强行用粗铁丝穿锁骨连在一起,牵拉到村南的小岭上,关进一间看坟的茅草房内。日军、蒙奸骑兵队从附近搬来柴草,堆在房子四周,外面架机枪围住,纵火焚烧。姓孙的哥俩从村内赶来想扑灭大火救人,被机枪射死。被关在房内焚烧的11名村民全部遇难,场面惨不忍睹。11具尸体的肌肉全被烧光,只剩下11具焦黑扭曲的骨头架子,地下流淌着一层厚厚的人油。除田凤的父亲脚下穿的胶鞋底没被完全烧尽,被亲人认出单独埋葬外,其余l0人因无法辨认,尸骨装在一个棺材里埋葬,村民称之"肉丘坟"。
静海县小郝庄惨案
1937年8月18日拂晓,日军第二军矾谷师团赤柴部队一小股约五六十人,突向小郝庄进犯。该村在唐官屯镇以东7.5公里,马厂减河以北二公里,有村民百十户。从天津退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五旅(旅长张凌云)一个排来此设防,已在村周民房的墙上掏好枪眼严阵以待,当即猛烈还击,击毙日军一二十人。因兵力、武器均处明显劣势,数小时后即被日军的猛烈炮火突破,守军被迫南撤。其时,大多数村民早已外逃。留村看家的为借人多壮胆,多已集中到胡家大院内,并已用土坯将大门垒死 ,伪装成无人居住模样,以图安全,只有少数村民分散隐藏。日军进村后便到处搜人残杀。村民胡万玉向村外奔跑,迎面遇敌,被日军一枪打死。随后日军又搜出张建山(40多岁),用刺刀威逼,令其呼喊村民,伪称如能喊出人来相认,证明不是中国军人,就不杀掉。张建山在日军押解下,到胡家大院跟前拼命呼喊藏在院内的妈妈出来相认。院内村民怕极,不知所措。张妈妈也怕暴露目标招来更大灾祸,不敢妄动。张建山喊破喉咙,无人相认,被日军一刺刀挑死。大院内村民终未暴露,得以保全。日军继续搜捕,村民李玉峰的祖母因腿骨骨折留在家中,被搜出挑死。张国忠的祖母,63岁,因年老体弱未走,也被搜出挑死。41岁的教书先生张庆哲,战争爆发前在静海教育局工作,因战乱回家,也被搜出捆绑。和他同被搜出的还有堂兄张庆记,45岁,原在天津经商,因战乱回家;堂侄张择邻,29岁,都被捆绑。三人同被日军驱赶到一个大院里用刺刀乱刺。张庆记还被割掉一只耳朵,死后不辨人形。张庆哲被刺七刀:两腿四刀,嘴部两刀,胸膛一刀,死后还圆瞪双眼,带着极其恐怖和疼痛的样子。日军每搜出一人,还同时将其房屋点着,发现有带枪眼的房屋也一并点着。转眼间,七八户村民的住房共20多间被熊熊大火吞噬。日军走后,死难者的家属或亲友无法安葬死者,有的用炕席卷裹掩埋,有的没有炕席、就直接把尸体埋入坟坑。又因房屋被焚,无家可归,大部遗眷流落异乡,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求生。其中张择邻的遗孀当年26岁,至今(指1993年9月)已是82岁的老人了,在长达56年的寡妇生涯中,有谁知道她经历了多少苦难!
静海县花园惨案
1937年8月24日,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侵占静海县城后,紧傍城南运河西岸的花园村内,多数村民已沿运河南逃,留下看家的人员深怕日军来村杀人,便逐日潜藏庄稼地里,夜静才悄悄回家做饭,天不亮又急忙下洼。城内伪维持会人员不断到花园村为日军抓夫要物,采购土豆、青菜,将村民刘全胜、刘三刚抓走,一去不回(至1993年9月撰此文时仍无音信)。村民恨极,群起抵制。维持会人员数次采购土豆落空而回,难以交待,遂向日军诡称花园村藏有八路军。9月7日,整日大雨,黄昏方停。潜藏洼里的村民们全身淋透,饥寒难支,相商每家回去一人取点吃食、干衣应急,根据经验,这时日军是不出城的。于是凑集40多名男人,静听村上没有动静,便溜出洼中,各自回家操办。备妥后,迅速按预约在村西官场上集合。正要回洼,忽从西北驰来一队骑马日军,举枪将村民包围,绑成一串。当过兵的黄天佩见势不妙,急忙告诉大家:"要是日军开枪,就赶紧趴下装死!要是受了伤,千万别喝凉水!"日军果然架起机枪扫射起来。转眼间,村民横躺竖卧,血染官场。本村马发起、王福合、70多岁的教书先生刘玉帧、老梅家的两名长工、朴楼村来此避难的村民陈望贵等立即殒命。运河东岸来此避难的张云诚之孙挣脱捆绑,拼命向西南逃跑,被日军一枪打死。在城里卖水的张宝泉弟兄尽管争相以自身掩护对方,也无一幸免。日军扫射过后,又用刺刀逐个猛刺检查。韩金声和一个哑巴受伤,疼得叫喊。日军用枪把韩金声砸死,用刺刀把哑巴头部刺破而死。日军见再无活口,才上马回城。沉寂后,洼里老弱赶来抢救,尸堆中除黄天佩、国玉庆、赖英、魏福泉四人受伤末死,立即救走外,余皆丧生。有的身中数弹,血肉模糊。夜黑情急,人们深怕日军再来杀人,不敢仔细清点辨认,便合力在村西挖了一个大坑,草草将40多具尸体合葬掩埋,成为一座肉丘坟。事后查对,此次惨案花园村共被杀32人,外村村民死10余人。
蓟县上仓惨案
1938年8月25日清晨,盘踞蓟县别山的日军大队长石川,带领日军100余人侵袭上仓镇(由南阂庄、后秦各庄、河西镇三村组成)。"抗联"阻击日军,因寡不敌众,主动撤出。日军进镇后,即对村民进行野蛮的屠杀。南闵庄、后秦各庄及店铺商号到处是死难者的尸体,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被砍得身首异处,有的被活埋,总计100余人。日军刺杀村民极其残忍,大多从嘴里刺入,然后一搅,将舌头搅烂,牙齿搅掉,再向上挑,将其杀害。日军将捉到的40余名青壮年押到酿酒作坊"兴泰德"院内屠杀。这些村民有的被刺穿胸膛,有的被铡刀铡成两段,有的被四肢钉在房檩上,被害村民均被抛入院内的深井中。第二天,日军乘船到河西镇村,挨家挨户搜捕村民。将尹奇、尹俊等七名村民捆绑拉到村内坑边枪杀,将捉到的10几名村民押往河东。傍晚,日军将从各处陆续搜捕来的村民70余人,用核丝串锁骨或手心,每l0来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汛期涨满的河边集体屠杀。这些村民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被机枪扫射,有的被推入水中活活淹死,惨号之声数里可闻。日军在上仓的屠杀,持续数日,300余名无辜村民被杀害,100余间房屋被焚毁。
静海县王口惨案
1937年8月3日,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沿律浦路(今京沪路)东侧,中岛师团沿津浦路西侧,大举进犯静海,9月12日侵占全县。在此期间,大城县台头镇(现为静海县台头村)人郝宝祥趁地方大乱之机,以维护地方安全为名,自立山头拉起队伍,起名"自卫队"。转年,已有部众2000余人,郝自任总指挥,屯驻大城县王口镇(现属静海县)内。时王口镇内未驻日军,只有一伪警察所,与郝部各不相犯。"自卫队"对附近侵占静海、文安、大城一带的日军时亲时仇,不肯受其节制。1938年5月7日凌晨,附近日军突然袭击"讨伐"王口镇。北路由独流乘汽车顺子牙河堤南下,南路由大城县南赵扶乘汽艇北下,东路由静海县城出发,在贾口洼坐汽艇西进,共300余人分进合击,汹汹而来。"自卫队"闻讯派骑兵沿街奔驰报警,让百姓紧急逃避。当时镇内有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因日、法两国未交战,日军不能入内,大量村民遂奔入其中躲避。"自卫队"则全部逃入文安洼芦苇地里隐蔽。东路日军一到大瓦头镇(现为村,在王口镇东,只隔一子牙河)便行凶杀人。长春号商店少掌柜李士贤、李士奎、张贵忠之弟首遭杀害。王德山、张傻老、尹寿昌、杨新泉、李友明、岳家林次子等又被刺刀挑死。北路日军到王口北侧的东岳庄后也开始杀人,村民于连第、岳世田、东振起等均惨死刺刀之下。南路日军则在子牙河码头残杀村民。三路日军在王口镇会合后,抢掠合成银号一空,并挑死二掌柜、推磨工人和柜头岳树合,又枪杀村民岳家林长子、尹小峰之子、王德林之弟等多人。一时间,镇北官道、西大坑、村边、街头、稻地到处伏尸,傍晚,日军撤回,村民仍不敢出,天主教堂妇孺救济会人员出来收尸,已收数十具后村民方出,合力寻找,计收尸108具,数十人失踪。此为日军在静海制造的最大惨案。
排地惨案
排地原属天津县,今属天津市东丽区,因清同治四年(1865年)祟厚等奏请朝廷派军队垦荒,"分地成排"而得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中一些散兵游勇和外地闯了祸出逃的人,流落到这块天津县与宁河县交界之地,干起打家劫舍的营生。彼时排地有大小土匪l0几股,当地的乡保长们也不敢得罪他们。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侵占天津后,怀疑排地头面人物通匪,便于1937年农历十月,以宴请排地头面人物的名义诱捕了乡长刘文云(今东丽区新兴村人)及各保长、村长等10余人,尽皆杀戮。后又将骆驼房子刘宝善等六名农民与流芳台、么六桥诸村(均属今东丽区)农民许玉田、蔡玉和等l0余人分别绑至军粮城与塘沽三百屯杀死。l938年农历六月,日军以"剿匪"为借口,在北窑和新德庄(均属今东丽区么六桥回族乡大新庄)烧民房60来间,农民杨宝臣之母因卧病在床被活活烧死。同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拂晓,日军包围了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新德庄,农民单成玉、史凤春等28人被枪杀,农民张安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又打死还击的土匪10余人。因日军伤亡各一人,就抓了该村汪玉才、李占和等l7名农民抬担架,到军粮城后在苗街大桥上全部用刺刀捅死,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河水,至今大新庄人仍称之为"八·一七惨案"。1938年农历九月初十日晚,日军对刚刚招安改编的"保安独立第三营"(招安前系排地土匪联合组织的"沧盐抗日救国军第十路游击队",首领是张保廷)秘密进行围剿。幸张贵庄火车站刘站长知情,为了这200来个中国人的生命,冒着危险,偷偷地通风报信,日扑了空,在"营部"驻地刘辛庄(今属么六桥回族乡)用刺刀挑死了该村农民李清林,后又纵火烧了刘恩元等户的60多间民房。是月底,张保廷属下的王秀亭(绰号"大萝卜")部数十人在贯庄(今属东丽区)被日军围剿杀死。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在仅仅37平方公里的排地屠杀了中国农民百余人,烧毁了民房百余间,当地人习称为"排地惨案"。
教育家赵天麟被杀惨案
赵天麟,字君达,天津人,1886年生。天津首批留美学生,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开滦矿务局协理。1934年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是天津知名的爱国教育家。1937年天津沦陷后,由于日军对南开大、中学等一些学校的破坏,造成许多青年失学。赵天麟利用耀华中学位于英租界尚未被日军侵占的有利条件,招收失学学生l000多人,在耀华中学开办了特班。南开中学的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中学任教。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赵天麟联络天津法汉、志达、慈惠等中学的校长,于1937年12月12日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女青年会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并在校内悬挂中国国旗,照常进行爱国活动,拒不换用奴化教材。同时慷慨资助许多爱国青年离津奔赴抗日前线。赵天麟的爱国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仇视。以日本宪兵队酒井为首的一伙人,曾借口"参观"到耀华中学示威,被赵天麟托词挡驾,更触怒了日军。日本宪兵队即指使"暗杀团"(日军专杀害抗日人士的组织,负责人是日军上尉中村)伺机刺杀赵天麟。赵天麟及其家属都曾接到过恐吓信,亲友们有劝他离津躲避者,亦有胆小骨软劝其妥协者,但赵天麟大义凛然,毫不畏惧。他立下遗嘱,安排了后事,继续坚持爱国行动。1938年6月27日早7时许,赵天麟从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昭明里二号家中出来,步行到耀华中学去上班。突然被两个骑自行车的歹徒从背后接连开枪击中,当即殒命。凶手被当场擒获,供认为暗杀团分子,受中村派遣行刺。赵天麟被日军暗杀惨案,震动了全市乃至全国,耀华中学全体师生及天津各界爱国人士同声哀悼,悲愤不已。正在汉口组织"保卫大武汉"战役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以特例发来电文,对赵天麟的爱国抗日英勇不屈的精神进行褒奖。
宝坻县机场砍头示众案
1938年7月中旬日本军队侵占宝坻城。这年立秋节(8月8日)以后,日军抓来一两千名民夫在县城北王庄子修飞机场。民夫在日军刺刀的驱使下,砍倒了将要成熟的庄稼1000来亩,扒掉了王庄子村全部民房(扒房前并没有通知村民,日军强迫民夫把村户的大件家具、被褥等堆放在院里,上房就扒。孩子哭,大人叫,老人坐在地上哭苍天,凄惨之状难于言表),填平吃水井,挖壕沟,架设铁丝网,一天两头不见日头(指天亮和天黑),天不黑不收工。民夫连大**也得日本兵批准。活很累还吃不饱,上工前和收工后,一天两顿黍米粥,中午给一个窝头打尖。干活时稍有怠慢,轻者一顿拳打脚踢皮鞭抽,重的被狗咬个皮开肉绽。晚上睡露地,蚊叮虫咬。日军为了防止民夫逃跑,除了在飞机场设置岗哨以外,还有一个三四十人组成的马队。他们骑着洋马,不分黑夜白天,不停地在四周巡逻。有一个叫梁玉的民夫,是县城东边梁庄的农民,当年60来岁,没儿没女,老伴患有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梁玉被抓来修飞机场,心里惦念着老伴。被抓去的第八天上午,他假装**,偷偷地溜出施工现场逃跑,日军马队向他开枪射击。一听枪声他更害怕了,跑得更快。他被日军马队圈回来以后,日军立即把全体民夫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半圆圈,把梁玉五花大绑地拉到民夫队前跪在地上。一名日军队长训话说:这个人不忠于大日本皇军,破坏修飞机场,是"马猴子",心坏了坏了的,今天要把他处死,以后谁敢再逃跑,就跟他一样,死了死了的。随后拔出指挥刀,将梁玉的头颅砍掉。
大孙庄惨案
1938年农历八月,驻天津海光寺侵华日军司令部,得到津西大侯庄、小金庄日伪民团的情报,称津南大孙庄驻有"英"字、"海"字号两股土匪武装,责令盘踞在咸水沽、小站的日军围剿。8月13日夜间,日军纠集一个中队的兵力,外加日伪清乡队的一个小队,乘夜深人静时,包围了大孙庄。八月十四日晨四五点钟,有的村民已经下地劳动,村民马宝善随父去咸水沽赶集卖牲口。走到村口,见日军士兵端着刺刀站在村口,知道情况不妙,拨马回村通知村民,他不住高喊"洋条子来啦"(洋条子是当地村民对日军的称呼)!喊声过后,村外枪炮声大作,整个村庄被笼罩在硝烟之中。村民崔宝礼、孙风波二人在村中心沟芦苇中躲藏被日军抓住,当场用枪杀死。村民隋玉财的母亲、门前凤的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声,出来找孩子。隋玉财的母亲被活活打死,门前凤的母亲和村民张克杰的父亲在菜园中被日军枪弹击中,没回到家便死在村外。村民张朝荣之弟与村民李恩柱二人起早下地,被日军杀害在各自家的地里。村民孙玉勤早晨到坑里挑水,被日军杀害在坑边。少年孙二琦早晨到地里放牛,被日军开枪击中,把肠子都打了出来,村里人把他抬到家里,眼巴巴看着孩子活活疼死,年仅14岁。村民张春生之妻,怀孕八个多月,行动不便,没有逃走,日军用刺刀将其肚子挑开,孩子从肚子里掉出来,大人孩子倒在血泊中,惨状目不忍睹。日军还将村民孟家、范家、李家、潘家的房宅喷上汽油,用秫秸引火点着。一时火光冲天,10几间民房,包括家什、衣服、粮食顷刻化为灰烬。日军将没有逃走的村民赶到村中心大街,两头架起机枪,准备大屠杀。当时的村政崔林出面求情;被日军割去半个耳朵。后经村里出钱,买通清乡团团副韩嘎七(名韩兆全,本乡大韩庄人)及日军翻译,村民才免于大劫难。这次暴行日军杀害无辜村民11人,烧毁民房10余间,打死牲畜四头,抢走20头。
蓟县杨庄惨案
1939年6月25日清晨,盘踞蓟县下营镇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大斋,带日伪军60余人侵袭杨庄村(6月21日,下营据点的两名特务在杨庄被区小队捉住处决),妄图消灭经常在该村活动的区小队。村民得到民兵岗哨的报信后四处躲避。大斋命召伪军围捕村民,先后捉到顾兴,张同等九人。大斋没问出区小队的下落,将九名村民拉到村东大路旁集体屠杀。六名村民被当场刺死,张同、李瑞被抬回家,数日后死亡。张连弟在和日军的搏斗中,手被割破,身中七刀,后经抢救幸存。1942年3月1日,该村再次遭难。这天清晨,盘踞平谷县的日伪军70余人,包围了村子,将村民驱赶到潘义家的场院。拽出村长张孝、闾长张章、张克谦、翟子仁四人,以"私通八路"的罪名,用木棍将四人打得皮开肉绽,接着又放出狼狗撕咬。最后将他们扔进一白薯窖内,点燃成捆的柴草投入,四人被烧呛而死。
大港十间房惨案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大港一带有一股土匪武装,时常袭击驻在小站一带的日军。1940年腊月,侵占小站镇的日军总部得到消息:十七日(农历)一股土匪将夜宿十间房村。1月26日(农历十八日)拂晓,三四十名日军全副武装乘车进犯十间房村。夜宿这里的土匪被轰轰的车声惊醒,趁夜色逃之天天。日军进村后,对全村10多户人家挨家进行搜查,没能抓到土匪,就把全村人集中起来进行审问,并说谁能在人群中指出土匪,或说出土匪的去向,就是大大的良民,皇军即放其回家。有两个村民说:"这些善良的百姓中哪有匪呀,土匪早跑了。"日军指挥官见没人说出土匪及其下落,就把这两个说话的村民当众用刺刀挑死,并进一步逼问村民们,村民仍不吭声。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命令:"十间房的人统统地通匪,要统统地杀掉!"日军先把男人都杀掉,而后杀女人。他们看到村民方金甫的堂妹长得漂亮,便妄图蹂躏践踏,在遭到反抗后,更加残暴凶狠,几把刺刀同时刺向已被剥去衣服的少女。随着一声惨叫,顿时鲜血和肠子一涌而出,少女倒在血泊里。失去父母的婴儿们在死尸里滚爬哭叫,日军用刺刀挑起小孩的身体,举起来,摔下去,再举起来,甩到院子里、屋角处,把孩子们活活"玩"死。方金甫的奶奶目睹杀人惨状吓得瘫在炕上,日军发现还有活着的人,就又补上一刀。日军从黎明杀到中午,把全村50多口人全都杀害。杀累了的日军到邻近的增福台村吃了午饭开回小站。方金甫因蜷缩在屋角的八仙桌后苇草下,没被日军发现才幸免于难。方金甫的哥哥方玉甫被日军的子弹打中脑袋,穿透左眼,倒在村南土坡上,经多方抢救保住了右眼和性命。村民方善甫和方家的三个嫡亲因外出而逃此劫难。至今,位于北大港水库西部的十间房村仍是一片废墟。
武清县城关惨案
1940年初夏,一天上午9时,侵占武清县城关镇的日军守备队的一个小队约30人,在小队长高桥、副队长井上的带领下,从监狱内提出在押"犯人"44名。将每名"犯人"倒剪两臂捆着,并将每四名"犯人"用绳串为一串,而后押着他们徒步经城关小角右拐,直奔西门外以北约200米处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日军守备队小队长高桥、副队长井上亲自示范并指挥守备队员们分批向"犯人"刺杀,持续约两个小时,将44名"犯人"全部刺死,而后命民夫将尸体掩埋。
蓟县花峪惨案
花峪是隶属蓟县旱店子村的一个自然村,四面环山。1941年1月26日凌晨,盘踞平谷县独乐河据点的日军纠合其他据点的日伪军共400余人,侵袭花峪,妄图消灭经常在此驻扎、休整的八路军冀东十三团。日军扑空后,挨家挨户驱赶,强迫该村60余名村民集中到村中空场上,将青壮年拉到村外拷问。刘子珍同族爷爷被日军用刺刀豁开两腮挑死。日军一无所获,恼羞成怒,把人带回村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屠杀。他们把村办事员刘广元倒吊在枣树上,堆起柴烧。刘广元在烈焰中怒骂敌人。绳子烧断后,刘广元从火堆中冲出,被一个日军小队长挥刀将头砍下,踢进火堆,用柴焚尸。几个日军分别拉住刘子珍爷爷的手脚,将他绷起,放到火堆上烧,最后一齐松开手,将老人扔进火堆死。刘祥年近90岁,被棍棒打得脑浆进裂惨死。日军还将刘永亮打倒在地,架起耪地用的纥耠子,犁头插在刘永亮心口上,用力向前拽,将胸膛耠开,五脏流出。两个日军用绳子套在刘国仁奶奶的脖子上,在街上来回拖拉,将老人活活勒死。日军对青壮年进行集体屠杀,刘长福、刘长江等10几名青壮年被刺死。日军穷凶极恶,只要被刺倒的人还能动一动,就连续用刺刀戳,直到气绝身亡为止。上午9点多钟,日军将魔爪伸向妇女和孩子。他们将30多名妇女和孩子赶向身后的房子里(被日军烧毁,只剩四周的墙壁)。有几名妇女宁死不进房子,被日军刺死。日军从四面围住,点烧成捆的干柴向房内扔,一时烟火冲天。几个年轻的妇女边骂边往外冲,有的被刺死在门口,有的冲出房外,被刺死抬着扔进火中。刘子珍的母亲和媳妇即将分娩,日军将她们刺死,胎婴挑出,抛进火中。刘子会年仅14岁,从房内冲出,被日军用棍子打倒,抬着扔进火中。他再次冲出来,被一日军小队长追上砍死。日军撤走时将近中午,大火烧了近3个小时,现场惨不忍睹。房内横七竖八倒卧着20余具烧得残缺不全焦黑的尸体,门口烧焦的尸体堆积有半人高,地下淌着一层人油,上层尸体的头和四肢都烧没了,只剩下中间焦黑的一截。遇难者中,年龄最大的80余岁,最小的年仅13岁。刘国仁当时8岁,他和另外八个小孩被大人脱去着火的棉衣,躲到门口墙角里,得以幸存。这次惨案,38名村民遇难,11名村民被烧成重伤,村内所有房屋、粮食被焚毁。
日军在宝坻县飞机场的暴行
1940年冬季,侵华日军盘踞宝坻的米田联队为了镇压民众的反日情绪,搞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杀人演习。1941年1月,一年一度的春节将临,平时萧条的县城集日,随着年关的降临也热闹起来。宝坻城全年四大集日之一(四大集为阴历四月二十七、八月十五、腊月十三、腊月十七)的腊月十三上午l0时左右,日军配合伪警备队突然侵扰集市,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将被捕者统统集中起来带到城北飞机场,让他们用预先堆放在机场东侧的高粱秸、木檩(是以前清乡时抢来的)盖成简易房屋,夹成寨子(篱笆),建成一个假村庄。腊月二十日(1941年1月17日)上午,日军配合伪警备队召集全县各乡、保、甲长和县城附近各村庄男女老少到飞机场看日军的"军事演习"。日军赶来用两匹大洋马拉着的一门大炮,另外还有四个人抬着的重机枪、迫击炮、歪把子(人们对日式轻机枪的称呼)、掷弹筒等。日军将大炮架在离假村庄二里多地的飞机场西头,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命令,大炮向假村庄开炮。同时,机关枪、掷弹筒等也一齐向假村庄开火。端着上了刺刀的大盖枪(日式三八枪)的日本士兵,向假村庄冲去,边跑边"呀、呀"地嚎叫。最后由假村庄"搜查出"预先安排好的两名"马猴子"(日军对抗日人员的贬称)。"演习"结束后,将由假村庄搜查出来的两名中国人五花大绑地带到观看"军事演习"的人们的面前,跪在地上。一名日军军官向人群训话(有翻译):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中国搞王道乐土的,是帮助中国搞大东亚共荣圈的。你们要忠于大日本皇军,谁要敢反对大日本皇军,今天你们都看见啦,大日本皇军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大炮有眼睛。今后,哪个村庄发现有"马猴子"要马上向皇军报告,大大地有赏。如果有"马猴子"不报告或者反对皇军的,我们就用大炮把村庄炸平、烧光。人,通通的杀掉。说着,拔出东洋刀砍掉从假村庄里搜查出来的一个中国人的头颅,指使日兵将另一个中国人刺死。接着日军军官对人群又说:"这两个人是马猴子……听明白了吗?"后来知道,这两名中国人都是东部大洼地区的乡绅,在日军讨伐时,表示憎恶不欢迎不为其办事而涉嫌被杀,一名叫冯亚亭,一名叫王汉魂。
日军在武清县杨村镇的暴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约30多人强占杨村镇,这股侵略军的番号称清水部队,小队长叫崛武。1941年4月的一天,廊坊伪宪兵队协领日本侵略军纠合杨村驻军约l00多人,清晨由杨村车站荷枪实弹分两路向杨村街里进犯。到五街时,日军进入民宅抢鸡夺蛋,还口口声声找花姑娘。该街有一女青年躲避不及,被日军强行奸污。到药王庙前,日军见商会伕役刘长春从门口往院内跑,便开枪射击,刘惨死于药王庙墙角之下。俟后,日军走向双龙桥,把机枪架在大桥上,继而进行劫掠。日军首先抢劫的是万全堂,他们破门而入,手持大枪刺刀到处搜索。有一看家人躲到天沟里,被发现后,打得死去活来。日军从万全堂出来后向北走,进入张记皮麻铺,用刺刀把门帘子挑掉,到处搜寻,见人就打,该号李师傅一上前就挨了两个嘴巴子。日军还借口皮货是禁销物资,用大车把全部皮货运走,并将经理张锡三捆到廊坊宪兵队扣押起来,严刑拷打,后经奔波,贿赂伪币l000多元,才免遭一死。日军从张记皮麻铺出来后,又进入九街的一家米面铺,向该号要枪,该号经理说没有枪,当即挨了一刺刀,刀进肩膀,鲜血直流。日军由九街原路返回到大渡口,一眼看见了庆和涌酒店,该号是一道铁栅栏,一道铁门,房上架设铁丝网。日军砸前门没有砸开,便转向后门,有二三十人抬着檩条用力撞击才把门插棍打断,闯入院内进行搜索,在前后院内没有发现一人,什么也没有搜到,只得扫兴而出。后来又到别的商店和民宅进行搜查。这群魔鬼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把杨村镇糟踏的目不忍睹。
颐中烟草公司职工被惨害案
外国资本在天津经营的颐中烟草公司,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侵占天津的日本军方将该厂没收,并实行"军管理"。派遣日人箕岛肇到该厂,他是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的特务,又是河东日本宪兵分队的特务和翻译。他到"颐中"成立了一个镇压工人的"警备系",他充任"系长"。这是一个扣押和毒打工人的阎王殿。他们可以随意关押、审问、刑罚工人,或者将他们认为有抗日活动嫌疑的工人送日本宪兵队、乃至遣送到日本、"满洲"作劳工。从日本接管到1945年"八·一五"无条件投降的三年多时间里,该厂职工被日军惨杀的有孙希克、刘玉麟、满戈洛夫(俄籍)等三人;被毒刑致残、几乎丧生的有职工贾春霖、刘子升、杨美璋、王树林、徐长增、孙长茂、于文元、苑宝山、王德明等九人;送到日本和伪满作劳工的计有20余人,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生还回津的只有杨瑞林、齐树林、潘德永、姚玉声四人。其余均遭死难。
日军在东堤头村的暴行
东堤头村在天津市北辰区东部,与宁河县接界。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经常到距市区较远的村庄骚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天津地区发大水。地势低洼的东堤头村一片汪洋,即将成熟的庄稼被洪水淹没,贫苦的百姓无以为生。这年,日军进犯相中要吃要住。他们荷枪实弹,不坐摆渡,拉着六七十人的队伍,趟着齐腰深的水进了村。村边水退处留下块高园子,村民张怀忠和张学森的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正在干活儿,被这些日军首先发现。他们端起枪,叽哩哇啦乱叫着顺着水糟子过去要这两个女孩儿。张怀忠的女儿叫平安儿,见日军冲她扩来,吓坏了,顺着园子的边上拔腿就跑。日军见她跑,就撇下张学森的女儿去追她。平安儿连惊带吓,深一脚浅一脚,只顾飞快地跑,一下子闯到壕沟里。等日军追到时,她已被呛死了。村里年长的刘五爷是维持会的,怕日军再伤害别人,赶紧上前讲好话,把他们迎接到庙里,并安排好住处才算了事过了一年多,日军在潘庄(属宁河县)安了据点,盘踞了守备队,在欢坨大桥处修建了炮楼,并网罗汉奸组成汉奸部队,盘踞造甲城。潘庄守备队经常根据汉奸部队的情报,对附近村民进行讨伐。东堤头村距潘庄仅15公里,百姓自然也少不了遭殃。l941年夏日的一天,日军不知听到什么情报,一大早儿就带着队伍开进了东堤头村。他们挨家挨户搜查,要"八路的干活!"村南台济家的女儿正好从北何庄回娘家。两个日军没搜到八路,碰见了这个年轻妇女,就要抓住她。济家的这个女儿对村里路熟,就抄路赶紧跑。两个日军追到庄北,只见济家的女儿已绕到一条大沟的那面,转眼之间已没影了。他们气急败坏,抓住了地里干活的农民李庆善押着他往村东头走。到了村东头,两个日本兵端起枪,一枪就把王庆善打死,然后又把他推到臭坑里。l944年,日军带着汉奸到村里来扫荡。他们带七八十人先包围了村子。村里大多数百姓早已跑到村外藏起来,只留下几位负责维持会的老人对付他们。日军进村见不到人,就点火烧房子。后来,有人给日军说这个村是汉奸队里一个人的老家,他们才住了手。这次,日军共放火烧了18户人家和新学校的房子60多间。日军离开东堤头村,接着到田辛庄(现属宁河县)去放火。田辛庄上百户人家,这次被日本鬼子烧得仅剩下东北角的三间房子!
蓟县六百户惨案
1941年7月25日清晨,侵占蓟县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柿岛,获悉八路军一批武器转移到六百户村;便纠集燕各庄、马伸桥及遵化县的日伪200余人,包围了该村。王润起早外出,被开枪打死。柿岛将衬里群众300余人集中到李维周家的麦场上,四周端刺刀架机枪围住,迫问八路军武器下落。抗日军属王凤被当场枪杀。15岁的少女王统秀先被棍棒打、鞭抽,再被灌凉水、辣椒面、汽油,最后被火烧,拷打五六个小时。此外还有王绍林等10几名村民遭毒打。柿岛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几十名青壮年塞进一间不足20平米的木棚内,施放瓦斯毒气。人们呼吸困难,被呛得口鼻流血,不少人窒息倒地。人们痛苦异常,拼死挣扎,将棚挤倒,才幸免于难。柿岛撤离时又将四名村民带走。四人受尽折磨,后被花钱赎回。
蓟县联合村惨案
1941年8月15日清晨,盘踞邦均镇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山本,在叛徒郭黑子的带领下,率日伪军70余人侵袭联合村。在该村隐蔽的冀东八路军十三团10余名战士闻讯转移。日伪军在村内枪杀了民兵王忠,先后围捕了村党小组长王耐、村优抗委员崔良才和另外六名村民。王耐、崔良才被日伪军用棍棒毒打。山本没问出八路军下落,命人将其杀害。王耐被刺刀挑开腹部,肠子挑出体外,胸中两枪;崔良才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之后,山本押着六名村民袭击村西北的八路军十三团机关驻地千像寺。看守所杨海等三名工作人员,被日伪军捉住,全部用刺刀挑死。日伪军发现附近一个山洞,在洞口堆柴熏烤六名工作人员从洞内冲出,亦全部被刺死。藏在别处山洞的另一名工作人员,也被用刺刀杀害。六名村民遭日伪军集体屠杀。在和日伪军搏斗中,有的被砍去头、臂,有的被挑开腹部,有的胸膛被刺穿。王忠的妻子头上中一枪,胸部被刺两刀,手上多处被刺刀割破,腹部被挑开,胎婴被剥露出来。其两岁的女儿,双腿被摔成骨折,浑身是血,奄奄一息趴在妈妈身上模着乳头,抱回后三天死去。这次惨案共有l9人被日伪军杀害,其中村民九人,八路军机关工作人员l0人。
武清县城关第二次惨案
1942年7月,日本侵略军驻武清城关宪兵队长西章(下士,属天津市河北区日本宪兵队)和宪兵队特务及武清县伪警察所警官共约30人提前到达西门外以北约150米处预先挖好的大坑旁,而后一辆敞篷汽车从日本宪兵队运来"犯人"20名。他们被倒剪两臂捆着,用黑布条蒙住双眼系在头上。汽车停在大坑西面,"犯人"们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向东走l0几步掉进坑内。"犯人"中有一名是陪绑的,头上没扎黑布条,只是跪在大坑的西沿。而后宪兵队长西章和伪警察所官员向大坑内的"犯人"们打枪持续约10分钟,待"犯人"全部死亡后,西章才带着部下和那个陪绑的"犯人"回宪兵队。
塘沽劳工营惨案
日军侵华期间,为了补充其国内因大量征兵造成的劳力极端缺乏,从我国抓了大批华工。据不完全统计,仅天津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7月被抓劳工就达五万多人。华北各地被抓劳工都经天津转运到日本或东北等地,仅l942年1至7月日军就从天津运走劳工70万。1943年日军在塘沽设立的"冷冻公司"劳工营(又叫劳工收容所)就是其在华北的转运站之一。被抓劳工们在坐闷罐车被运送途中,因饥渴、闷病、冷热等大量死亡,有时一次达好几百人。劳工集中营有四座关押被抓劳工的铁顶仓房。劳工营内环境恶劣,加之日军的各种非人折磨,劳工们病号和惨死者数不胜数。病号都被关入四号房,每日马车拉到塘沽四号码头抛进"万人坑"的尸体多达数十具,有的一息尚存亦被活葬。劳工们不甘任日军宰割,多次逃跑、暴动,大都失败,惨死。1944年初冬的一天,一至三号房的劳工们约好当天午夜打死巡视的日军,以灭灯为号集体暴动。没想到日军当夜没有准时查房,二号房的劳工们觉得午夜已过,误以为一号房的难友们已把查夜的日军解决,就灭灯外逃。这时巡夜日军恰到一号房门口,看到二号房的人向外跑,就立即吹哨、开枪,进行大屠杀。一、三号房的劳工们见状没敢行动而幸免于难。第二天他们看到二号房里尸横遍地,窗口上、房外的木柱上,周围的铁丝网、电网上到处是血淋淋的尸体,二号房的几百名劳工兄弟全部遇难。
蓟县辛庄子惨案
1942年7月8日,盘踞邦均镇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山本,带领日军、特务l0余人,到辛庄子清查村干部和八路军物资。进村后,山本派人挨家将村民驱赶到村中空场上集合,把邹堂、修文阁等四名村民带到小学校里,用棍棒打、戳进水缸淹溺,逐一拷问。山本一无所获,从人群中揪出修云祥,当众用棍棒狠打。修云祥被打疼痛难忍,胡乱说出潘瑞、修树荣等10几名村民。潘瑞当时抱着五岁的儿子,山本上前一把夺过孩子,狠狠摔在碾盘上。孩子虽然幸存,但成了痴呆,落下了终身残废。上午l0点多钟,山本从人群中拽出10几名青年,强迫他们在离人群不远处挖了两个大坑。山本先把修树荣推到坑边,问他藏八路军的文件有没有,修树荣说:"没有。"被两棍打倒在坑内,用土埋上。一会又扒出来,继续审问,然后再埋上。随后山本命令日军、特务推潘瑞、邹福禄、王学书等11名村民下坑,谁不下就用刺刀戳,-并逼迫村民拿铣埋自己的亲人。日军撤走后,村民将人扒出。邹福禄、王学书因下坑晚,在上层,经抢救幸存,另外10名村民遇难,其中三名是l0几岁连学名也没起的孩子。
杨玉琳等四人被杀案
杨玉琳、李站长(姓名不详)、阎培基、肖永权四名天津铁路职工,因日军的火药库遭到破坏而被怀疑,于1942年3月10日被逮捕。他们被关押在天津东站伪警务段司法科,由日本宪兵队的横西、西村、春喜、木元喜吉以及汉奸特务韩继宗进行审讯。审讯杨玉琳时,敌人拘捕了他的母亲、妻子、4岁孩子和妹妹,迫令观看陪审。用的毒刑有间断通电流、灌凉水、灌汽油、灌辣椒水、开水浇头、烧红的通条烫身等等。每用刑一次必昏死一次,其母亲、妻子也在旁晕倒。刑讯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杨玉琳被折磨得已是体无完肤,五官出血,血肉模糊了。第二次审讯,严逼杨玉琳说出地下抗日机关。由横西、韩继宗轮流施刑。受难者哀嚎震天,其母杨洪氏痛不欲生撞头寻死,日本特务将她殴打至口吐鲜血。杨妻也遭毒打。第三次审讯在3月23日,仍由韩继宗与日宪兵联合审问,用电刑、烫刑,逼他说出同伙人姓名地址。杨玉琳宁死不说实情,韩继宗愤极,用木棍打中杨的要害,杨玉琳气绝身死。其妻被折磨成疯癫,其幼子因恐吓饥饿,放出来后也死去了。同时被捕的嫌疑犯,李站长被毒打身死,阎培基被用酒灌身死,肖永权押解到北平宪兵队,被杀害。
蓟县吴家洼惨案
1942年9月24日清晨,盘踞蓟县店子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米泽,带领日伪军70余人,侵袭吴家洼村,追查被该村扣押转送盘山的两个伪情报人员,以及八路军埋藏的枪支弹药。日军进村后,把村中200多名村民驱赶到村中空场上,强迫其跪在地上。米泽先后揪出陈子全等10几名村民,分几处灌凉水、用棍棒毒打拷问。米泽将张子成臂膀砍伤,将陈子全枪杀。上午11点多钟,日军强迫村民在空场南几十米处挖了六个一米深的坑。办事员张文夜宿村外地洞脱险,日军将其父亲、母亲、媳妇、儿子、弟媳、妹妹押到坑边。这一家几口虽遭毒打,但宁死不屈,自己跳入坑内。张文的媳妇和弟媳都怀有身孕。其子年仅5岁,还不懂事,哭着不肯进坑,被米泽一脚踢入坑内。孩子在坑内往上爬,每爬到坑沿,都被米泽踢下去,一连几次,最后他母亲一狠心将孩子搂在怀里。日军边埋土边踩,最后还在坑上跳。剩下一个坑,日军将张子忠推下埋上。日军往村外撤时,一个心地善良的日军士兵返回来,用手扒出张子忠的脑袋和胸口,使他得以幸存,其余几名村民全部遇难。日军撤走时,将48名青壮年捆绑连在一起押往据点。第二天继续拷问,周凤岩等数人被倒吊在房柁上,下面放水捅反复淹溺,张子成被几个日军拽住手脚向空中抛,往砖地上摔。米泽还当众将陈勋捆住手脚扳倒在地,在他背、腿处垫上砖,让几个日军摁住,双手握刀朝其胸部猛戳,一连七刀,鲜血喷溅。米泽最终一无所获。第二天又将周凤岩枪杀。后来,我方释放了这两名日伪情报人员,日军才释放幸存村民,但将该村各家门封起来,致使村民流离失所40余天。
蓟县前、后大岭惨案
1942年10月13日,盘踞蓟县店子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米泽,带领日伪军20余人,到前、后大岭两村"清乡",捉拿抗日武装县大队队长张玉庆(前大岭人)。米泽没有捉住张玉庆,将前、后大岭村民200余人赶到前大岭的大街上,强迫每l0人前后跪成一排。米泽威胁说:如不说出张玉庆下落,就一枪穿10人屠杀。村保长袁庆方想为村民求情,被米泽枪击头部杀害。米泽将村办事员袁永和(逃脱)的父亲拽出,用刺刀逼迫村民用棍棒打。日军看村民不真用力,夺过棍棒,一阵乱打,将其打死。之后,米泽又将张满营、张亚东等九名村民推到村西强迫村民挖的坑内活埋。日伪军边埋,米泽边在几个坑上踩。不久,村南响起枪声,米泽才带人撤走。乡亲们将人扒出,张满营、张亚东等五人遇难;曹旺、王权等四人因埋得土薄,又没被米泽踩着,虽然嘴角、鼻子、耳朵都憋出鲜血,但经抢救幸存。
10月16日,日伪军包围蓟县都赛营,烧毁民房30间,打死老百姓70余人。
蓟县小漫河惨案
1942年11月3日中午,由于叛徒告密,盘踞蓟县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柿岛带领宪兵、特务l00余人,包围了小漫河村。将全村男女老少村民1000余口驱赶到赵家(地主)大院,宪兵、特务手持刺刀、架机枪四面围住。柿岛从人群中喊出村办事员崔永荟,追问谁是村民兵分队长。崔永荟不说,柿岛命人用棍棒打、水灌、整束香烧。崔水荟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村民兵队长刘汉臣为了不让同志受折磨,毅然从人群走出。宪兵、特务除用棍棒打外,还将开水用注射器往他头上注射,用铁钉子往头部钉。刘汉臣被打得遗体鳞伤、血肉模糊,最后被宪兵用战刀砍死。抗日军属李广仁,年已72岁,宪兵、特务先用棍棒毒打,后脱去他的上衣,将手脚捆在一起,用木棍从中间穿过,架在两条板凳上,点燃成束的香,在他后背上烧。更为残忍的是,柿岛命人用钩猪肉的铁钩,穿透李广仁的锁骨,将他吊在房枪上,灌凉水、用木棍打、皮鞭抽。老人宁死不屈,最后被柿岛用战刀砍死。柿岛在撤走前夕,还将村儿童团长冯连成乱棍打死。
蓟县双杨树惨案
1942年11月8日清晨,盘踞蓟县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柿岛,在叛徒的带领下,率日伪l00余人包围了以双杨树村为重点的周围8个村。双杨树村魏广奎的妻子在家被枪杀(当时未死,后在别山据点被杀害)。柿岛将驱赶来的数百名村民集中到双杨树村西的旷野上,用刺刀逼迫妇女脱光上衣,男的脱得一丝不挂,迎着刺骨的寒风站立。柿岛叫嚣:如果三分钟内共产党员、八路军不站出来,就屠杀村民。共产党员魏广奎挺身而出,不肯出卖同志,遭枪杀。柿岛又叫双杨树村党支部书记朱成出来,狂喊几遍,无人应声,柿岛命令日军架机枪准备屠杀。朱成的儿媳为保护村民站出,亦被杀害。之后,又杀害了村民魏方。傍晚,柿岛将其余村的村民放回,将双杨树村的村民押到窦家楼的何家(财主)大院,继续追问朱成下落,先后有朱兆英、刘贺龄等五名村民被枪杀。在叛徒的带领下,柿岛派人从外村捉住朱成,押回院内。柿岛命人将朱成头朝下吊在树上,用棍棒打、皮鞭抽,用铁棍撬开嘴,在里面乱戳,点燃成束的香,在他脸上、身上烧,将铁条烧红烙。后又灌辣椒水,压杠子,绑住两只胳膊用钢针刺十指,用钢针、竹签刺舌头、眼睛。朱成宁死不屈,血唾柿岛。柿岛命人再次将朱成倒吊在树上,在下面堆起柴草将汽油浇在朱成身上和柴草上,点燃后将其活活烧死。这次惨案有干部、村民10人被杀害,双杨树村周围树木被砍光。
蓟县北后子峪惨案
1942年11月13日清晨,盘踞尤古庄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申本,带领日军、特务11人,到北后子峪村搜寻抗日政府县大队线索该村么福,无恶不作,被县大队处决。其妻弟在小孙各庄据点当特务,向申本报告。该村群众100余人被驱赶到杨义芳家的麦场上。申本命人将青壮年村民逐个倒背捆绑,强迫跪在地上,先后有20多人被拉到人群前的水缸里淹溺,用棍棒打。江连增刚结婚三天,衣服较新,被当成八路军,遭枪杀。当时未中要害,倒地挣扎,申本抢过士兵步枪,连发数弹,将其杀害。邵桓也遭枪杀,翌日死亡。潘老九被面朝下绑在长条凳底面,堆起柴烧,胸部以下全被烧烂,后经抢救幸存。么存也被绑在凳子上,先用开水灌,后用柴烧死。么田被吊在房柁上,轮番灌凉水、火烧,被折磨致死。申本一无所获,下午五点带队撤走。时隔两个多月,1943年1月29日清晨,小彩各庄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坂,带领日伪军60余人包围了北后子峪村。小坂事前曾化装成八路军,在北后子峪周围几个村转了一圈儿,但各村的"棍儿团"(日伪强迫由农村青壮年村民组成,为之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但绝大多数人不真心为日龙服务)岗哨无一向据点报告。小坂进村后,将全村80余名青壮年村民集合到村北的张贵家房前,然后又派人将东、西后子峪、塔院等周围五个村300多名青壮年村民驱赶到此集合。小坂强迫村民们成排跪在八九寸深的雪地上,周架机枪围住。小坂通过翻译问村民:"八路军来了,敲钟没有?"村民们回答说:"敲了。"小坂气急败坏,强迫村民们摘下帽子。再问,村民们仍然回答:"敲了"。小坂又强迫村民脱去上衣,最后强迫村民们脱得一丝不挂。寒冬腊月,朔风如割,村民们被冻得双手抱胸,哆嗦成一团。上午8点多钟,小坂让日伪军把400多人的棍棒堆在一起点燃,向村民们的身上捅烧,不少人被烧伤。张贵的媳妇因害怕躺在屋内,日军从人群中拉出一个裸体的男青年往她身上推而取乐。9点多钟,天气略暖,小坂又强迫村民到村北山沟背阴的树林里跪着受冻。下午2点,日伪军才撤走。从清晨四点多至下午2点近10个小时,村民们大都被冻得口吐白沫,皮肤坏死,四肢僵挺,不能行动,被亲人背走或抬回家。当时即有四人死亡,后又陆续因冻伤而死亡的有10余人。
蓟县前干涧惨案
前干涧村地处蓟县北部山区。1942年12月23日清晨,盘踞兴隆茅山镇据点的日伪军70余人到该村"扫荡",准备屠杀拒不"集家并村"的抗日村民,焚毁村庄。日军进村后,挨家点燃房屋,围捕村民。安祥等10名村民被日军捉住,带到王文彩家的场院。日军将安祥揪出,用鞋底抽嘴巴,脱去棉衣用棍子打,绑在梯子上灌凉水,灌昏后用杠子轧出,醒后再灌。最后把梯子架起,堆起柴烧,将绳子烧断,人烧得昏死过去。安祥苏醒后,趁日军毒打另外几名村民,不顾身上一丝不挂撒腿就跑。日军开枪击中安腿部。安带伤跑远,跳进一家萝卜窖内隐藏,得以幸存。另外九名村民被日军推进王文彩家的菜窖,点燃柴捆塞入,连烧带熏,全部遇难。据目睹遇难后场面的村民回忆,这九名村民的牙全被打掉,都被扒光了衣服。安福的伯母、老婶、二舅分别被捅了几刺刀,肠子流出体外;其二舅*近窖口,腿上的肉全被烧光,只剩下骨头。王文彩的女儿和孙女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女,也被剥得一丝不挂,日军的兽行可想而知。日军撤走时,还强迫该村村民刘大来为之带路,回到据点后,将他刺死。此后,该村被划为"无人区",日军见房就烧,见人就杀,枪杀、刺刀挑、刀劈、铡刀铡、火烧、活埋等各种残忍手段都用过了,至抗战胜利,该村有百余名村民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宁河县李麻村惨案
坐落于丰台镇东北25里的李麻村,群众基础好,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县、区工作人员经常在村中出入,引起日伪的注意。1943年1月23日下午2时许,日军头目佐佐木从三女河、唐山、丰润等地纠集日伪军约l000多人,闯进李麻村。他们踹开村保公所的门,找来保长李占芬、李瑞昌,要钱、要烟土。二人假意答应挨户敛钱,到丰台镇去买烟土,就借机躲避起来。日伪等到天黑没见他们回来,大怒,即把全村的青壮年男子押到学校操场。日军翻译李大麻子威胁这些村民如实供出村里的共产党干部,大家默不作声。他即招呼一群打手,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提着一桶凉水。而后从人群中拽出青年村民李××,叫他指认人群中的抗日干部。李××指出了普通村民李厚民、李凤桐、李中文、李中元等四人。李大麻子下令,把四人拉到一家地主大院内。佐佐木也跟了过来,进行审问。但这四个人都说:"什么也不知道。"李大麻子暴跳如雷,喝令狠狠地打!打手们用木捧沾凉水,把他们打得血肉模糊。但他们并不屈服,还是说:"什么也不知道。"这时,日伪又从学校里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中宪拉了过来。为了保护人群中的村武装班长和办事员,他大声说道:"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佐佐木亲自审问他,也没问出什么。李大麻子和佐佐木哺咕一阵后,派打手又拎来凉水,把五个人的衣服剥掉,从头向下浇凉水。李中宪等五人,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又把他们拉回学校,并威胁村民说:"你们不说,也跟他们同样下场!"在这生死关头,李麻村的人民咬紧牙关,硬是一声不吭。日伪无奈,暂时放村民回家,但未善罢干休。当天夜里,他们挨门逐户勒索财物,没钱就掏鸡抓狗、轰猪赶羊、抢包袱。打手杨守财闯进李中文家里勒索,怀孕五个月的李妻刚说没钱,就挨了狠狠的一脚,不仅孩子死在腹内,大人也险些丧生。一夜之间,他们奸淫抢掠,无恶不做,直到天明才集合向南走去。他们东窜西扰,南围北赶,又从东魏甸、西魏甸、岳会庄、褚家庄、张六庄等村,抓捕了数十名村民,驱赶到李麻村。他们把这些人和李麻的村民一齐赶到雪地里,先用刺刀刮人皮肉,刺人头部,扎入肋骨,后又把人装入麻袋在雪地上摔。雪地上血迹斑斑,一夜之间有18人惨遭杀害,侥幸生存者,也都落下终身残疾。尽管日伪如此残暴,村民却守口如瓶,未暴露一名抗日干部。第三天凌晨,日、伪军将李麻戳及其他各村的所谓重点嫌疑数十名村民,分别押解到新军屯、三女河等地关押。六天后,才允许各村出人保释,陆续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