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怎么办(限制出境和限制高消费措施的适用与解除)
在民商领域,广泛存在具有偿还债务能力的被执行人,基于某种原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义务,国家执法机构也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措施的情形。为解决上述问题,加大执行力度,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信用体制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推出了有关限制高消费令和限制出境的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将结合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规定就限制高消费及限制出境两个重要的措施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法律后果、解除的情形等进行探讨,以期深入认识及理解这两项重要措施。

一、限制高消费
(一)限高令的适用条件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高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2、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
(二)限高令的适用方式
《限高规定》第四条规定:“限制消费措施一般由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限高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令由人民法院院长签发。限制消费令应当载明限制消费的期间、项目、法律后果等内容。”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不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在审查申请执行人提出的书面申请后或者必要时依职权作出限制消费的决定,并且向其发出限制消费令。
(三)限高令的法律后果
限制被执行人进行《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高消费行为,包括:(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限高令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及人身自由来督促执行,然而限高令在2010年实施之后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限高令不具备信息共享、自动限制的功能,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之后,还需要向有关的铁路部门、高级宾馆、学校等机构发函要求协助执行,但法院自身的人力物力有限,难以实现全方位、长期监控被执行人的效果,从而导致限高令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限高规定》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限制消费的具体行为,将对于被执行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限制规定以予明确具体化,从而增强了限高令的可操作性。

限制高消费中有重要的一项内容为对于被限制人为自然人的“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在公众普遍重视子女教育问题的社会背景之下,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催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但实务中对“高收费私立学校”全国各地法院或有关部门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1、对于限制的就读学校类型,各地的规定有所不同。
《限制高消费规定》中将限制子女就读的学校限定为私立学校,但是实务中各地对此的规定亦有所不同。
如厦门市中共集美区委办公室、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自费出国留学限制”,并将子女就读的学校未限定为私立学校,同时增加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限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所称“高收费民办学校”是指学费标准高于本区县同类型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的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学校。
2. 高收费的标准,各地把握的尺度不一致。
目前何为高收费各地并未明确,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建立高收费学校库来解决这一刚性标准问题。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3日发布了该区内高收费私立学校名单,但其他法院暂未发布高收费私立学校名单。
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于2017年9月1日发布《建议设立高收费私立学校名单库提高对限高人员的执行力》,建议可由各市、区、县法院及市、区、县教育局结合当地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各学校的收费情况及收费项目构成等因素建立“高收费私立学校名单库”,通过新闻媒体在本区域公开,并在每学年开始前更新名单库内的学校名单。
(四)限高令的解除
根据《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因此,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
二、限制出境
(一)限制出境的适用阶段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这也是部分法院认为限制出境仅可在执行阶段适用的重要依据。但在《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则规定:对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准其出境。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七条针对外国人限制出境的情形中,其第(三)项规定: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结合上述规定,只要案件在立案后、执行完毕前,可能存在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情形的,法院有权决定对当事人适用限制出境,而非仅必须在执行阶段适用。
案例一:杨文玉与李兆富、陈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法院观点“杨文玉与李兆富、陈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作出(2016)闽0122民初2075号限制出境决定,限制李兆富、陈珠英出境,并扣留其有效出入境证件。杨文玉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文玉申请撤回起诉,本案的诉讼已终结,因此,本案的保全措施依法应予以解除。”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实践中审判阶段是可以申请法院限制对方当事人出境,但是在实务中不同的法院观点也不尽相同,适用的频率也很少。在此我们建议了解到当事人在申请时应与法官充分沟通,告知法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促使法官及时适用限制出境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限制出境的对象
原则上,限制出境的对象应为案件当事人。但在特定情形下,也可对当事人之外的对象采取限制出境。根据《民诉执行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限制出境的对象如下:
(1)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限制出境的对象为被执行人本身。
(2)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
(3) 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的对象提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但并不包括被执行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但如该等人员同时是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直接责任人员,则需要对此进行审查。

(三)限制出境措施的解除
根据《民诉执行解释》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在下列情形下,可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1) 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
(2) 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
(3) 申请执行人同意的。
但在实践中解除出境措施存在以下问题:
1、实践中对“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的认定条件较为严苛。
案例二:关兵执行异议复议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执复字第11号)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并视案情决定是否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本案被执行人关兵既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经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限制出境措施。判决确定的债权至今已远超涉案房产的评估价格,其余被查封的房产或因系轮候查封,或因难以处置,能否用于本案执行难以确定。申请复议人称执行法院超标的查封的理由不能成立。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执行情况,为确保案件的执行,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并无不当。”
限制出境的目的是为了敦促被执行人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但实务中法院对于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物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通常是持谨慎态度,但是笔者认为作为限制出境的被执行人,在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的事情下可以积极与法官、债权人沟通,尽量争取债权人和法官的同意而解除限制出境。
2、公司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由,请求法院解除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出境限制的,难度较大。
实务中法院对于是否会解除原法定代表人的限制出境措施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仍属于直接责任人,但何为直接负责人员的判断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案例三: 路艳限制出境复议决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鲁执复181号)
法院认为:“青岛中院查明,京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路艳,股东为路从刚、艾群策。2015年3月30日,京浩公司股东会决议变更路从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路艳为公司监事,并于3月31日完成工商登记信息的变更登记事项。
本院认为,一、《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本案中,被执行人京浩公司所负担的债务系在复议申请人路艳作为法定代表人期间,京浩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出具担保函,为其股东路从刚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产生的,路艳对该连带清偿责任的产生及履行负有相应的责任。之后,京浩公司变更其法定代表人、路艳担任该公司监事。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监事应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有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行为提出纠正建议。据此,路艳对京浩公司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负有监督责任,对不符合规定的偿债行为应提出纠正建议。由此,本院认为,鉴于京浩公司的规模较小,仅有三名股东,复议申请人路艳无论是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担任公司的监事,其均是影响公司履行债务的直接责任人,在京浩公司未履行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青岛中院对其采取限制出境的执行措施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案例四:陈志宏执行复议案执行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执复议字第4号)
法院认为: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本案债务发生于陈志宏任被执行人永利高公司股东及董事期间,因永利高公司一直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一中院在执行期间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时任永利高公司股东及董事的陈志宏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合考虑永利高公司股权变动及陈志宏在本案债务发生中所起作用等情况,虽然陈志宏在一中院对其限制出境后转让公司股权,不再担任永利高公司的股东及董事,但这不足以证明其对永利高公司债务履行的影响已全部消除。因此,在被执行人永利高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债务,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且申请执行人汪建新不同意解除限制出境措施的情况下,申请复议人陈志宏请求解除限制出境措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难以支持。
3、尚未完全履行债务情况下,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申请解除限制出境措施难度较大。
实务中被执行人以需要出境就医、其系特殊身份、需出境洽谈业务以获取经营利润等原因主张解除限制措施的,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案例五、潘沛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执复70号)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根据上述法律,在限制出境期间解除限制出境的情形有三:一是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二是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三是申请执行人同意。本案中,从复议申请人潘沛基提供的证据来看,复议申请人潘沛基既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也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证据。因此,复议申请人潘沛基以前往香港看病为由要求解除对其限制出境不符合法定情形。
案例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执行珠海市大明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宝担保有限公司(原广东艳阳天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广州市大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启邦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陈遵铭借款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粤高法执复字第120号)
法院认为:“(1)本案于2011年11月2日立案执行,包括陈遵铭在内的各被执行人均未履行生效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执行法院裁定限制陈遵铭出境并无不当。(2)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其出境可能造成案件无法执行”作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必要条件,其强调的是审理中的“可能性”;而本案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本案仍未执行完毕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执行法院因此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与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规定的必要条件,并不相违背与冲突。(3)申请复议人提出其是政协委员、应先行处置有关财产等,并非排除适用限制出境的情形,其复议理由缺乏法律依据。综上,陈遵铭申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案例七: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爱涛利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康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5)执申字第97号)
摘要:关于申诉人吴廷元是香港居民,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吴廷元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诉讼程序亦不应对不同身份的人群适用不同的规则,此乃法治之基本精神。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及相关人员尽快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并不由此而影响其正常生活。其该申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案例八:黄采南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等复议执行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执复68号)
法院认为:黄采南提出:由于黄采南是海南中通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海南省唯一拥有燃料油国营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主要从事石油化工进出口业务,出境洽谈外贸合同是经营业务所需,否则无法获得经营利润以偿还债务。
法院认为:“被执行人黄采南还主张其作为海南中通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出境从事经营活动,否则无法获得经营利润。但该项理由并不构成解除限制出境措施的法定条件,不应予以支持。黄采南等被执行人应通过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等行为,实现限制措施的解除。”
笔者认为,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的目的是促使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尽快履行义务,这决定了限制的手段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正常生活,才具有督促、甚至警示作用。
由前述规定及案例可知,无论是限制高消费还是限制出境适用对象均包括法定代表人。因此,如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督促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否则将对相关人员的生活、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本文编辑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作者简介】
谢斯琴律师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专注于公司法律顾问、私募基金、并购重组、企业上市、公司股权及股权激励,企业投融资业务,民商事诉讼等领域。
更多专业原创文章,请点击下方二维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BEIJING YINGKE LAW FIRM SHENZHEN OFFICE
电话:0755-36866777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B座3层
